退休的八等文官普列勉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①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老是讨厌地缠住人不放。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就痛快了。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朝这儿移动，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①奥尔迦的爱称。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借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沮丧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捣乱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接着朝奥莲卡说：
“瞧！奥尔迦·谢苗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恨不得痛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首先，观众就是些没有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最好的轻歌剧、梦幻剧，请第一流的讽刺歌曲演唱家，可是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接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简直要命！看戏的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是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辈子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涌上她的眼眶。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说话时撇着嘴。他脸上老是带着沮丧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引起一种真挚的深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坐在一个黑房间里的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每隔两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这以前，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好心的、体贴人的姑娘，目光温顺、柔和，身体十分健康。男人要是看到她那丰满、红润的脸蛋儿，看到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到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是啊，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女人呢，在谈话中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喜爱地说：
“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郊的茨冈居民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的奏乐声，鞭炮噼噼啪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卧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道：
“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沮丧的神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账，发工钱。她那红润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像在放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小吃部里，时而在后台闪现。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最重要、最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只有在戏剧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享受，才会变得有教养，变得仁慈。
“可是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出《小浮士德》①，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要是万尼奇卡②和我换演一出庸俗的戏剧，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准备上演《地狱中的奥菲欧》③。请您过来看吧。”
①法国作曲家埃尔维（1825—1892）所作的轻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②库金的名字伊万的爱称。
③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1819—1880）所作的轻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凡是库金讲到戏剧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参加彩排，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行为。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团不满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我们万尼奇卡”，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借给他们少量的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只是偷偷地流泪，可是不向丈夫诉苦。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剧，只有短期间让出来，让给小俄罗斯剧团，或者魔术师，或者本地的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亏损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抚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大斋节①，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有关“季沃里”的事。可是到受难周②前的星期一，夜深了，忽然传来令人惊恐不安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使劲捶那便门，就跟捶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水洼，跑去开门。
①指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绝食。
②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前的一周，纪念耶稣受难。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心上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要跟你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一走进房门，就倒在床上，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尔迦·谢苗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祷告走回家去，悲悲切切，十分哀伤。凑巧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回家，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头戴草帽，身上穿着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那样儿与其说像商人，不如说像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尔迦·谢苗诺芙娜，”他庄重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顺从命运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和她告别，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重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过了不久，就有一位她不大熟悉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要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吃午饭以前待在木材场里，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账、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她对顾客和熟人说，“上帝保佑，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①只好每年到莫吉廖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①瓦西里的爱称。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最要紧、最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圆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这些词儿包含着某种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的时候，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出了城，驶往远处。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长、五俄寸①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
①1俄寸等于4.4厘米。
“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看杂技也好。”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郑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干活儿的人，我们哪儿顾得上去看那些胡闹的玩意儿。看戏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脸上总是现出感动的神情。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又吃馅饼。每天中午，在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的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烤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沸腾，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夫妇俩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还不错，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像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廖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租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缓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的是听他谈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作为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的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端庄，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她喊住他，说：
“您要明白，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分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俩就在圣像前面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中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里喝足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倒了。她请来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越来越重，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又成了寡妇。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吧。……”
她穿上黑色的丧服，缝上白丧带，不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出大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摘掉白丧带，打开百叶窗。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的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有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染来了病。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一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指摘，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会往坏处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张罗晚饭，谈牛瘟，谈家畜的结核病，谈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之间谈到我们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①，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①符拉季米尔的爱称。
她眼睛里含着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是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像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噼啪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反响了。她漠然瞧着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最最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事物，也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事物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地，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居民区已经叫做大街，在“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造起了一座座新房子，出现了一条条巷子。光阴似箭！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长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瞧着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就会突然在她的脑海里涌现，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可是这也只有一分钟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那日益衰老的心灵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日子就照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玛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炎热的一天，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像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头发已经斑白，穿着便服。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伍，离职后上这儿来试试运气，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如今我的儿子应该上中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妻子和好啦。”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起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上帝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哎呀，上帝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儿，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上帝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双手叉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的全身充满活力，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头发剪得短短的，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各有一个酒窝。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地说：
“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称为岛。’”他念道。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广，想当医生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她就让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小房间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申卡①，”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啦。”
①萨沙和萨申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佳。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申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读书，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申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海枣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过头来说：
“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一个人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睛一眨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从没有像这一回那么深；她的母性的感情越燃越旺，以前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忘我地、无私地、欢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的整个生命，而且愿意含着温柔的眼泪愉快地交出来。这是为什么？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带着笑容，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尔迦·谢苗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则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还要做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正是萨沙讲过的话。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哭。她安顿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生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躺在她身旁，叫着：
“喵……喵……喵。”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了，害怕得透不过气来，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颤，“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啊，上帝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慢慢地落了下来，她又觉得轻松了。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
“我揍你！滚开！别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