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接到李亚里科夫工厂发来的一封电报，请他赶快就去。从那封条理不清的长电报上，只能看懂这一点：有个李亚里科娃太太，大概就是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生病了。教授自己没有去，派他的住院医师柯罗辽夫替他去了。
那儿离莫斯科有两站路，出了火车站还得坐大约四俄里路的马车。有一辆三套马车已经奉命在车站等候柯罗辽夫了。车夫戴着一顶插着孔雀毛的帽子，他对大夫所问的一切话都照军人那样高声回答：“决不是！”“是这样！”那是星期六的黄昏，太阳正在下山。工人们从工厂里出来，成群地到火车站去，他们见到柯罗辽夫坐着的马车就鞠躬。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桦树、四周的恬静气氛，使柯罗辽夫看得入迷，这时候，在假日前夜，田野、树木、太阳，好像跟工人一块儿准备休息，也许还准备着祷告呢。……
他生在莫斯科，而且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不了解乡村，素来对工厂不感兴趣，也从没到工厂里去过。不过他偶尔也看过讲到工厂的文章，还到厂主家里拜访过，跟他们谈过天。他每逢看见远处或近处有一家工厂，心里总是想，从外面来看，那是多么平静，多么安宁，而在内部，做厂主的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昏天黑地的自私，工人做着枯燥无味、损害健康的苦工，大家吵嘴、灌酒，满身的虱子。而此刻，那些工人正在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给四轮马车让路，他在他们的脸上、便帽上、步态上，看出他们浑身肮脏，带着醉意，精神不安，心慌意乱。
他的车子驶进了工厂大门。他看见两边是工人住的小房子，看见女人的脸，看见门廊上晾着被子和衬衫。“小心马车！”车夫嚷道，却并不勒住马。那是个宽广的大院子，地上没有长青草。院子里有五座彼此相距不远的大厂房，各有一根大烟囱，此外还有一些货栈和棚子，样样东西上都积着一层灰白色的东西，像是灰尘。这儿那儿，就跟沙漠里的绿洲似的，现出一块块可怜相的小园子和管理人员的住房的红色或绿色房顶。车夫忽然勒住马，马车就在一所重新粉刷过的灰色房子前面停住了。这儿有一个小花园，种着紫丁香，花丛上积满尘土。黄色的门廊上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大夫，”好几个女人在过道里和门厅里说，同时传来了叹息和低语的声音。“请进，我们盼您好久了……真是烦恼。请您往这边走。”
李亚里科娃太太是一个挺胖的、上了岁数的太太，穿一条黑绸连衣裙，袖子样式挺时髦；不过从她的面容看来，她是个普通的、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她心神不宁地瞧着大夫，犹犹豫豫，不敢对他伸出手去。她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短，戴着夹鼻眼镜，穿一件花花绿绿的短上衣，长得清瘦，年纪已经不轻了。女仆称呼她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柯罗辽夫猜想这人是家庭女教师。大概她是这家人里顶有学问的人物，所以受到嘱托来接待这位大夫吧，因为她马上急急忙忙地开始述说得病的原因，讲了许多琐碎而惹人厌烦的细节，可是偏偏没说出是谁在害病，害的是什么病。
大夫和家庭女教师坐着谈话，女主人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柯罗辽夫从谈话里知道病人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继承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名叫丽扎。她害病很久了，请过各式各样的大夫治病，而从昨天晚间到今天早晨，她整夜心跳得厉害，弄得一家人全没睡觉，担心她会死去。
“我们这位小姐，可以说，从小就有病，”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唱歌似的声音说，屡次用手擦嘴唇。“大夫说她神经有毛病，她小时候害过瘰疬病，大夫把那病闷到她心里去了，所以我想毛病也许就出在这上面。”
他们去看病人。病人已经完全是个成人，身材高大，可是长得不漂亮，像她的母亲，眼睛同样小，脸的下半部分也太宽。她躺在那儿，头发蓬乱，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她给柯罗辽夫第一眼的印象是：她好像是个不幸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才把她收留在这儿。他不能相信她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柯罗辽夫开口说，“我是来给您治病的。您好。”
他说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显然早已习惯让大夫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大夫给她听诊。
“我心跳，”她说，“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请您给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柯罗辽夫诊查过后，耸耸肩膀。
“心脏挺好，”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没有毛病。一定是您的神经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看来，就是这神经性的发作也已经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吧。”
这当儿，有人把灯送进卧室里来。病人看见灯光就眯细眼睛，忽然双手捧着头，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柯罗辽夫也不再觉得那对眼睛小，下半个脸过分宽了。他看见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柔和、质朴了，他不由得想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生的忠告，而是用亲切、朴实的话。她母亲搂住她的头，让她贴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脸上现出多么绝望、多么悲痛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抚养她，把她养大成人，花尽心血，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她身上，让她学会法语、跳舞、音乐，为她请过十来个教师，请过顶好的大夫，还请一个家庭女教师住在家里。现在呢，她不明白她女儿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脸上现出抱愧、不安、绝望的表情，仿佛她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好，有一个什么人还没请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谁，她却不知道。
“丽桑卡①，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诉我，你怎么啦？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①丽扎的爱称。
两个人都伤心地哭了。柯罗辽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任何事都值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没用处。……”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工厂里的大夫给她溴化钾①吃，”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脏，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记那药水的名字了……是铃兰滴剂吧，对不对？”
①一种镇静剂。
随后她又详详细细解释一番。她打断大夫的话，妨碍他讲话。她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最有学问的人，那就应该跟大夫不断地谈下去，而且一定得谈医学。
柯罗辽夫觉得厌烦了。
“我认为这病没什么大碍，”他走出卧房，对那位母亲说。“既然您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换医生。何必换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现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车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说，“我希望我不要误了车才好。”
“您不能留在我们这儿？”她问，眼泪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说，朝门口看一眼，“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本来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觉得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加一个通宵是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气，默默地把手套脱掉了。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镶着金边框子，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漂浮着一条小船，一个天主教教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都干巴巴，过分雕琢，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没有一张美丽的、顺眼的脸，尽是些高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扎的父亲李亚里科夫前额很低，脸上带着洋洋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像口袋似的套在他那魁伟、粗俗的身子上面，胸前戴着一枚奖章和一枚红十字章。房间里的布置显得缺乏文化素养，华丽的陈设也是偶然凑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令人感到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刺眼，枝形吊灯也刺眼，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挂着一枚奖章。……
从前厅里传来耳语声，有人在轻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传来刺耳的、时断时续的金属声，那是柯罗辽夫以前从没听到过的，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心里引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怎么也不该留在这儿住下……”他想，又去翻乐谱。
“大夫，请来用饭！”家庭女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饭桌很大，上面摆着许许多多凉菜和酒，可是吃晚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喝马德拉酒①，吃菜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镜瞧他，一面说话：
①大西洋上葡属马德拉群岛出产的一种加度葡萄酒。
“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满意。每年冬天我们工厂里总要演剧，由工人自己演；他们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朗读会，他们有极好的茶室，看样子，他们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很忠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家里好像没有一个男人。”柯罗辽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鲟鱼、鸡肉饼、糖水水果，酒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面吃着，一面说，同时攥着拳头擦嘴。显然，她在这儿过得舒服极了。“请再吃一点。”
饭后，大夫被人领到一个房间里，那儿已经有人为他准备好床铺。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棚子、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轮廓。这天是假日，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生着炉子，有两扇窗子里透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在远处，有青蛙在呱呱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为他们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早先他小时候，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那当儿看到的工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生，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正常现象，其原因也不清楚，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他把它们看得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他想，瞧着暗红色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饥半饱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小酒店才会从这种恶梦里渐渐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罚金，骂人，行事不公道，只有两三个所谓的厂主，虽然自己一点事儿也不干，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却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们在怎样享受呢？李亚里科娃和她女儿都不幸，谁瞧见她们都会觉得可怜，只有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个戴夹鼻眼镜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舒服。这样看来，这五座厂房里所以有那么多人做工，次劣的花布所以在东方的市场上销售，只是为了叫赫莉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可以吃到鲟鱼，喝到红葡萄酒罢了。”
忽然传来一种古怪的声音，就是吃晚饭以前柯罗辽夫听到的那种声音。不知是谁，在一座厂房旁边敲着金属板。他敲一下，可又马上止住那震颤的余音，因此成了一种短促而刺耳的、不畅快的响声，听上去好像“坚儿……坚儿……坚儿……”然后稍稍沉静一会儿，另一座厂房那边也传来同样断断续续的、不好听的响声，那声音更加低沉：“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敲了十一回。显然，这是守夜人在报时：现在是十一点钟了。
他又听见第三座厂房旁边传来的声音：“扎克……扎克……扎克……”于是所有的厂房旁边，随后，木棚背后和大门外全都发出了响声。在夜晚的静寂里，这些声音好像是那个瞪着红眼的怪物发出来的，那怪物是魔鬼，他在这儿既统治着厂主，也统治着工人，同时欺骗他们双方。
柯罗辽夫走出院子，来到空旷的田野上。
“谁在走动？”有人用粗鲁的声音在门口对他喊了一声。
“就跟在监狱里一样……”他想，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走到这儿，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听起来比较清楚了，人可以感到这是五月间的夜晚。车站那边传来火车的响声。不知什么地方有几只没睡醒的公鸡喔喔地啼起来，可是夜晚仍旧平静，周围的一切恬静地睡着了。离工厂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立着一个房架子，那儿堆着建筑材料。柯罗辽夫在木板上坐下来，继续思索：
“在这儿觉得舒服的只有女家庭教师一个人，工人做工是为了使她得到满足。不过，那只是表面看来如此，她在这儿不过是个傀儡罢了。这儿主要的角色是魔鬼，一切事都是为他做的。”
于是，他想着他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眺望那两扇闪着亮光的窗子。他觉得，仿佛魔鬼正在用两只红眼睛瞧着他似的，那魔鬼就是建立强者和弱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可知的力量，造成了这个现在无法纠正的大错误。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这种话只有在报纸的论文里或者教科书上才容易使人了解，容易被人接受；而在纷扰混乱的日常生活中，在编织着人类关系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琐事细节中，那条法则却算不得一条法则，却成了逻辑上的荒谬，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为了他们的相互关系而受苦，双方都不由自主地屈从着某种来历不明的、处于生活以外的、人类所不理解的支配力量。柯罗辽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心事，他渐渐生出一种感觉，仿佛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真就在自己附近，瞧着他似的。这当儿，东方越来越白，时间过得很快。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万物都死绝了似的，在黎明的灰白背景上，那五座厂房和它们的烟囱样子古怪，跟白天不一样。人完全忘了那里面有蒸汽发动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却不知怎的，一个劲儿地想着水上建筑①，想着石器时代，同时感到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粗暴的、无意识的力量。……
①指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建在木桩上的水上房屋。
又传来那响声：
“坚儿……坚儿……坚儿……坚儿……”
十二下。随后沉寂了，沉寂了那么半分钟，院子的另一头又响起来：
“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
“难听极了！”柯罗辽夫想。
“扎克……扎克……”另外一个地方又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尖锐的、仿佛很气恼似的声音，“扎克……扎克……”
为了敲响十二点钟，前后一共要用去四分钟工夫。随后大地沉寂了，又给人那样的印象，仿佛四周的万物都死绝了似的。
柯罗辽夫又稍稍坐一会儿，就走回正房去，可是在房间里又坐了很久，没有上床睡觉。隔壁那些房间里，有人在低声说话，可以听到拖鞋的啪啪声和光脚走路的声音。
“莫非她又发病了？”柯罗辽夫想。
他走出去看一看病人。各个房间里已经完全亮了，一道微弱的阳光射透晨雾，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和墙上，颤抖着。丽扎的房门开着，她本人坐在床边一张安乐椅上，穿着长袍，没有梳头，围着披巾。窗帘放下来。
“您觉得怎么样？”柯罗辽夫问。
“谢谢您。”
他摸摸她的脉搏，然后把披在她额头上的头发理一理好。
“原来您没有睡觉，”他说，“外面天气好得很，这是春天了，夜莺在歌唱，您却坐在黑地里想心事。”
她听着，瞧着他的脸，她的眼神忧郁而灵敏。看得出来她想要跟他说话。
“您常常这样吗？”他问。
她动一动嘴唇，回答说：
“常这样。我几乎每夜都难受。”
这当儿，守夜人开始在院子里报时：两点钟了。他们听见：“坚儿……坚儿……”她打了个冷战。
“打更的声音搅得您心不定吗？”他问。
“我不知道。这儿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神不定，”她回答说，沉思起来。“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神不定。我听出您的说话声音里含着同情。我头一眼看到您，不知什么缘故，就觉得样样事都可以跟您谈。”
“那我就请求您谈谈吧。”
“我要对您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是我心神不定，我害怕，因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比方说，要是有个强盗在他窗子底下走动，那他也不会不心慌。常常有大夫给我看病，”她接着说，眼睛瞧着自己的膝头，现出羞答答的微笑，“当然，我心里很感激，也不否认看病有好处，可是我不想跟大夫谈话，而盼望跟一个亲近的人谈谈心，跟一个能了解我，能向我指出我对或者不对的朋友谈心。”
“难道您没有朋友吗？”柯罗辽夫问。
“我孤孤单单。我有母亲，我爱她，不过我仍旧孤孤单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的人老是看书，却很少开口，也很少听到别人的话。对他们来说，生活是神秘的；他们是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没有魔鬼的地方看见魔鬼。莱蒙托夫的塔玛拉①是孤独的，所以她看见了魔鬼。”
①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中的女主人公。
“您老是看书吗？”
“对了。您要知道，我从早到晚，全部时间都闲着没事干。我白天看书，到了夜里脑子里空空洞洞，没有思想，只有些阴影了。”
“您夜里看见什么东西吗？”柯罗辽夫问。
“没有看见什么，可是我觉得……”
她又微微地笑，抬起眼睛来瞧大夫，那么忧郁、那么灵敏地瞧着他。他觉得她信任他，要想诚恳地跟他谈一谈，她也正在那样想。不过她沉默着，也许在等他开口吧。
他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才对。他清楚地觉得，她得赶快丢下这五座厂房和日后可能会继承到的百万家财，离开那个夜间出巡的魔鬼；他同样清楚地觉得，她自己也在这样想，只等着一个她信任的人来肯定她的想法罢了。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怎么说呢？对于已判决的犯人，谁也不好意思问他，为了什么事情判的罪；同样，对于很有钱的人，谁也不便问他们要那么些钱有什么用，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会利用财富，为什么他们甚至在看出财产造成了他们的不幸的时候还不肯丢掉那些财产；要是谈起这种话来，人照例会觉得难为情，发窘，而且会说得很长。
“怎么说才好呢？”柯罗辽夫暗自考虑着，“而且，有必要说吗？”
他没有率直地把心里想的话谈出来，而是转弯抹角地说：
“您处在工厂的主人和富有的继承人的地位，却感到不满意，您不相信您有这种权利，于是现在，您睡不着觉了，这比起您感到满意，睡得酣畅，觉得样样事情都顺心当然好得多。您这种失眠是令人起敬的。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真的，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话在我们父母那一辈当中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夜里并不谈话，而是酣畅地睡觉，而我们，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感到苦恼，谈许许多多话，老是想判断我们做得对不对。然而，到我们的子孙辈，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看起事情来会比我们清楚得多。再过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会好过了，只是可惜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要是能够看一眼那时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
“我们的子孙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么办呢？”丽扎问。
“我不知道。……大概他们会丢开一切，走掉吧。”
“上哪儿去呢？”
“上哪儿去吗？……咦，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柯罗辽夫说，笑起来。“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
他看一看表。
“可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说，“您该睡觉了。那就脱掉衣服，好好睡吧。我认识了您，很高兴，”他接着说，握了握她的手，“您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好人。晚安！”
他走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马车停在门前，大家都走出来，站在台阶上送他。丽扎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条白色连衣裙，好像过节似的。跟昨天一样，她忧郁地、灵敏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说着话，时时刻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诉他——只有他一个人——什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似的。人们可以听见百灵鸟在鸣啭，教堂里钟声叮当地响。厂房的窗子明晃晃地发亮。柯罗辽夫坐着车子出了院子，然后顺着大路往火车站走去，这时候他不再想那些工人，不再想水上建筑，不再想魔鬼，只想着那个也许已经离得很近的时代，到那时候，生活会跟这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的光明畅快。他心想，在这样的春天早晨，坐一辆上好的三套马车赶路，晒着太阳，该有多么愉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