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末维新运动时代，我们先觉的知识分子，一步一趋，无不以邻邦为借鉴——法制、教育、实业，与一般文化之介绍，群起摹仿，俱无疑念。这由于我们的邻邦既早收变法效果，又因交通利便，观摩较易。平情而论，当时也确有不少新力量从黄海那岸移植过来。
但相距不过几十年，而邻人却以现在种种作恐怖的扮演。人事的变迁，时势的酝酿，我们受此灾害固不必说，即邻人的家中也早已万事改观——武力专权，民生憔悴，政法的精神，教育实业的成效，都跌到难自拔的泥沼里去。他们把积蓄的财富，以及努力教养的青年生命，一例轻蔑地暴躁地掷成粉碎，而且对世界中的大国结下怨毒。假令他们的维新人物俱还存在，该怎样地心伤气愤？
梁任公在初到邻邦时，曾有“纪东侠”一篇文字。自然，作者在那时还只着眼于一二人物的行动可为转易风气的动力，——甚至是僧人，医士的侠行也大加赞叹。任公有几句生动的句子，是仰慕这“豪杰之国”的有力文字。
“××自劫盟之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机捩一扭，万弩齐鸣，转圜之间，遂有今日。……”
像这些富有感情笔锋的刺激话，在我十几岁时，都是一读再读抑不住心中的跃动的。（当然，他们的维新成功不只由于一二侠者。）
现在，他们的国耻固早已荡作云烟，却转送给西邻。难道这样的兴兵动武也是倡导大义？相反的，他们真把“机捩一扭万弩齐鸣”的转圜力量教给邻家了。
“祸福自召”以及招损受益的常理，他们都“等闲视之”了。“邻家”，有远见的识者，在这严重的转变中，回首前尘，应作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