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行相符看似易易，却是有知识者一件颇难作到的事。姑不论知与行二者孰难孰易，若能不分外夸言，更不“周章，吊诡”，心有所主，知有所附，验之于行为，正如流水行云，进止自如，以其素诚，著为文章，措之事业，虽有苦辛，实则平澹，先不必存一份特别的奢望；不必故意划上一种独异的记号。本来，由于才质的不同，教养的周至，知识分子，他们如有所表现，不必是故求立异鸣高，当然有多少地方非一般人所能达到。这，并不稀奇，也不值得自示身份。此中分际，差别甚微，著一“矜”字，便易显出病根。“行其所安”，纵使偏于狂，或偏于狷，无论文字，行事，或不合于世俗的乡愿观，或是真正的“中道”，都无关系，反见出个性的精纯，与不敷衍，不对付的态度。
谈到这里似跑野马，暂不多论。只谈心口且不相应的知识分子的情形，在历史上，已够令人深思。有时会引到更远大的疑问：……如思想问题、文化问题等等。
清初，北方学者颜习斋主张学业与力行同时并进，尤其看重“事”；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这两句话是他的人生哲学的根本观。他不止轻视徒然的文词，就是有学究天人的思想，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他也认为于世无补，对己没尽其为人的责任。他，经过明末士大夫的大言玩世，虚夸误国，以及种种的士林现象，早有深感。及至身历破家亡国之痛，举世纷扰，草野潜活，遂拼其一生精力作学行的倡导；去伪，存诚，实学，实习，给清代北方学派立下了深固的基础。他曾说：
“……以此知心中惶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这样主张在一般人看来，很少不以为是过分的迂阔话。但，且不论在人生哲学上是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即对于心中，口中，纸上的纵横万端的知识分子，何尝不是一帖清凉剂。类如，“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诚然是言之过当，但知识分子好以思自夸，以言自眩，临到事实的边缘，便容易显出进退都有粘着的情态，知识分子所以有这等现象，正是“非才之罪”，只是把不住“吾行吾素”的一种极平凡的态度。有的则原非立其诚，修其辞，到某一时期，某一种机缘，便连“心口且不相应”，何况其他。从消极态度说，能有流水行云萧然自得的真态，已大不易易。这绝非只靠心中，口中，纸上的那些事便能了当的。颜氏立论似略有所偏，而在存诚去伪的人生本分上说，确是“片言居要”。
想起颜氏这几句话，每每顾影悚然，——那些字眼像挟着风霜的清威向世间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