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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我在这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当了三年“监工”,整天在一些空荡荡的屋子里转来转去。秋天,看着雇工们把外表破旧的店铺拆掉,到来年春天,又看着他们把同样的店铺造起来。

东家总希望我卖力地干活,能对得起他给我的五卢布工钱。店铺里要更换地板,我必须把地板下面一俄尺厚的土挖出来。如果雇几个无业游民来干这活,要花一卢布,我就一文钱也得不到了。可是让我来干,我就无暇监督木工了,他们会把门锁、把手撬下来,把各种各样的零件偷走。

无论是雇工,还是包工头都千方百计欺骗我。他们明目张胆地偷东西,好像在尽某种枯燥乏味的义务。当他们被我当场抓住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生气,非但不生气,反而惊讶地说:

“你为了挣五卢布这么卖力,好像在挣二十卢布似的,真可笑! ”

我向东家指出,他在我身上省下一卢布,但是受到的损失却要超过它的十倍。他对我使了个眼色,说:

“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

我明白,他怀疑我跟雇工们串通起来偷东西,这不禁使我对他感到厌恶,但没有使我生气。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人人都在偷,东家本人也喜欢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集市结束后,东家常常巡视他承担修建的店铺,看见遗留下来的茶炊、餐具、地毯、剪刀,有时还有货箱和单件货物,这时东家会笑嘻嘻地说:

“造张货物清单,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搬到库房里去!”

接着他再陆陆续续地把这些东西从库房搬到自己家去,并且吩咐我一 次次删改清单。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什么东西都不想要,连书籍也成了我的累赘。除了贝朗瑞的一本小册子和海涅的诗集,我一无所有。我想买一本普希金的作品,可是城里惟一的旧书商,一个黑良心的老头儿开价太高。家具、地毯、镜子,以及堆在东家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我都不喜欢。笨重而难看的式样,颜料和清漆的气味常常使我十分恼火。说到底,我不喜欢东家的房间,它们像塞满各种废品、杂物的大箱子。最令人讨厌的是,东家从库房里把别人的东西一件件搬回来,使周围的废物越堆越多。玛戈王后的房间虽然也很逼仄,但看上去很舒服。

我总觉得生活是那样杂乱,那样荒唐,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一望便知的蠢事。就拿我们翻修店铺来说吧,一到春天,它们被大水淹了,地板鼓翘,店门变形。春潮一退,房梁都烂了。几十年来,春潮年年淹没市场,破坏房屋和街道。每年一次的洪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人人都知道,洪水是不会自行消退的。

每年春天,冰排总要冲毁一些驳船和几十只小船。人们在叹息之后又造新船,可是到来年春上,冰排又将它们击碎。这种站在原地打转的无为的忙碌是多么荒唐啊!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问过奥西普,他觉得很惊讶,哈哈大笑不止。

“瞧你这个‘长脚鹭鸶’,还真的看出了问题!可是,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你管它干吗呢?”

这时他的口气变得认真起来,毫不显老的清澈的蓝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嘲笑的光芒。

“你的观察很有道理!即使这种事与你不相干,说不定将来会对你有用!你还要注意一件事……”

于是他述说起来,用了许多枯燥的字眼,其中也夹带着俏皮话、意想不到的比喻和各种各样的噱头。

“比方说,大家常常埋怨土地太少,可是一到春天,伏尔加河的河水冲毁堤岸,卷走土地,把它沉积到河底,渐渐形成浅滩。这时又有一些人发牢骚说:伏尔加河变浅了!春潮和夏天的雨水冲出一道道沟壑——土地又跑到河里去了! ”

他的话里没有丝毫惋惜,没有任何愤恨,倒是有几分得意,似乎只有他才了解人们对生活的抱怨。虽然他的话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听上去总觉得不顺耳。

“你还要注意一件事——火灾……”

在我的记忆里,伏尔加河对岸的森林里似乎每年夏天都要发生火灾。每年的七月,天空里弥漫着黄色的浓烟,彤红的太阳失去了光芒,仿佛一只患病的眼睛俯视着大地。

“森林,不算一回事,”奥西普说,“这是地主和官府的财产。庄稼人没有森林。城市里发生火灾,也算不了大事情,城里住的都是富人,不用可怜他们!你看大大小小的村庄,一个夏天要被烧掉多少啊!也许,不会少于一百,这才是真正的损失呢! ”

他淡然地一笑。

“有了财产,却没有本事!结果呢,我跟你都觉得人好像不是在为自己,也不是在为土地,而是在为应付大火和大水干活! ”

“你笑什么?”

“笑又怎么啦?眼泪浇不灭大火,倒是能使春潮来势更猛。”

我知道,这个仪表堂堂的老头儿是我见到过的最聪明的一个人,可是他究竟爱什么,恨什么呢?

我一直在思忖这个问题,他却继续将干柴般枯燥的话语投到我心灵的篝火里。

“你瞧瞧,人们多么不爱惜力气,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是吗?你的东家是怎样随心所欲地使唤你的?还有,整个世界为伏特加花去多少代价?这是无法计算的,学问再多的人也算不出来……小木屋烧掉了可以再盖一个,要是一个勤劳的庄稼汉白白断送了自己,就再也无法挽救!拿阿尔达利翁来说,或者拿格里沙来说,你瞧,一个庄稼汉突然着了火!格里沙虽然有点傻,却是一个老实人!他像捆干草,突然冒起烟来。女人们都来伤害他,像群蛆虫袭击森林里的死人一样。”

我并不想责怪他,仅仅出于好奇问他:

“为什么你要把我的想法告诉东家?”

他平静地、甚至很亲切地解释说:

“我是为了让他知道你有哪些有害的思想,好让他来开导开导你。除了你的东家,谁可以开导你呢?我告诉他并没有什么恶意,而是出于对你的怜悯。你这小伙子,人不笨,可是脑瓜里魔鬼在作怪。你偷东西,我可以不吭声,你去泡妞,我也可以不作声,你去喝酒,我也可以不说!可是,对于你的鲁莽草率的思想,我随时都要告诉你的东家,你得好好记住……”

“我今后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

他沉默了一会儿,用指甲抠着手掌上的松脂,然后用亲切的目光看了看我,说:

“你瞎说,你会理我的!你还能找谁去说话呢?你也没别人可……”

我突然觉得这个穿戴整洁的奥西普变得像司炉工雅科夫一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他有时像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有时像马车夫彼得,有时又表现出与我的外祖父相同的特点——总之,他跟我见过的所有的老人在某一方面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些非常有趣的老人。然而,我觉得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不行的,那会很沉闷,很难受。他们仿佛在腐蚀人的灵魂,他们那些睿智的话会使你的心灵蒙上一层暗红色的铁锈。奥西普是好人吗?不是。是坏人吗?也不是。他是个聪明人,这一点我很清楚。这种聪明以其八面玲珑使我吃惊,也使我沮丧。我终于觉得他在千方百计跟我作对。

一些阴暗的思想在我的心中沸腾。

“人与人彼此都不一样,尽管大家都笑脸相迎,言谈亲热。世上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似乎没有一个人用深厚的爱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连结在一起。只有我的外祖母热爱生活,热爱一切。只有外祖母和国色天香的玛戈王后是这样。”

有时这些思想和类似这样的思想像乌云那样堆积在一起,生活变得更加憋闷,更加艰难。怎样才能过另一种生活呢?应该到哪里去呢?除了奥西普,甚至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于是我跟他谈得越来越频繁了。

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听我高谈阔论,刨根究底地问我,然后平静地说:

“啄木鸟很固执,但并不可怕,谁都不怕它!我真心诚意地劝你,你进修道院吧,等你长大了,你就可以用好言好语安慰那些朝圣者,你自己也会心安理得,况且当个修士,收入也不错!我真心诚意地劝你。看来,你对付不了这世界上的各种事情……”

我不想进修道院,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一个古怪的魔圈,老是在里面打转。我很苦闷。生活变得像秋天的森林,蘑菇已经采不到了,阒无一人的森林里已经无事可做,对它似乎已经了如指掌。

我一不酗酒,二不玩女人,书籍代替了这两种麻醉灵魂的方式。可是我书读得越多,越是觉得常人所过的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难以过下去。

我刚满十五岁,可是有时觉得自己已人到中年。我经历了许多事情,读过许多书,心绪不安地思考过问题,这一切使我的内心膨胀起来,沉重起来。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内心,发现它像个塞满各种物品的阴暗的贮藏室,里面堆放着各种印象,要从中理出个头绪来我实在无能为力。

我这些沉重的印象,尽管很丰富,但是放得并不牢靠,摇摇晃晃,使我站立不稳,宛如一只没有放稳的盛满水的容器。

我痛恨不幸、疾病和抱怨。每当我见到残忍的事——流血、斗殴,甚至对人的冷嘲热讽——都会激起我生理上的厌恶。这种厌恶很快变成一种冷酷的疯狂,我自己便像头野兽,和别人打架,过后,我又感到羞愧万分。

有时我真想把折磨人的人痛打一顿,于是我不分青红皂白冲上去跟人厮打,至今回忆起这种由于自己无能为力而产生的绝望的搏斗,仍然感到羞愧和苦闷。

在我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人对卑鄙肮脏的事知道得太多,因此变得有些胆怯,他了解日常生活中许多可怕的事情,并且被这些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对生活,对人们采取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无可奈何地怜悯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自己。这个人幻想与书为伴,过一种平静孤独的生活,他向往修道院、森林里的守卫室和铁路岗亭,向往到波斯去,或者到市郊某个地方当一名更夫。我希望人越少越好,离人们越远越好……

另一个人读过许多充满智慧的好书,受过书中圣灵的洗礼,他观察着日常生活中可怕的事情所产生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觉得这种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拧下他的脑袋,用肮脏的脚底踩碎他的心。于是他紧张地保护住自己,咬紧牙,握紧拳头,时刻准备对付一切吵架和搏斗。这个人有爱的勇气,也有深情的怜悯之心,就像法国小说中勇敢的主人公,不出三句话,便拔剑出鞘,摆出决战的架势。

那时候我有一个心肠歹毒的仇敌,他是小波克罗夫斯卡亚街上一家妓院的看门人。我是有一天早上,在到市场去的路上认识他的。他正把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姑娘从停在妓院门口的马车上拖下来。他抓住姑娘的双脚,腿上的长袜已经退了下来,上身赤裸着,他不知羞耻地拽她,边喊边笑,朝她身上啐唾沫。那姑娘一颠一颠地从马车上滑下来,全身瘫软,闭着眼睛,张着嘴巴,两条柔软得仿佛脱了臼的胳膊甩在脑后,她的后背、后脑勺和发青的脸不时地磕碰在车座上、踏板上,最后倒在马路上,脑袋撞在一块石头上。

马车夫鞭子一扬,赶着马车走了。那个看门人使劲拖姑娘的两腿,像拖死人一样倒退着把她拖到人行道上。这时我气疯了,急忙跑过去。算我走运,我跑去的时候,不知是我把一俄丈的水平尺扔了,还是无意中把它掉在了地上,才使我与看门人避免了一场巨大的不愉快。我跑了几步,一拳打过去,把看门人撂倒在地,然后跳到台阶上,拼命拉门铃的手柄。这时走出来几个相貌粗野的人,我无法向他们说明事情的经过,捡起水平尺走了。

在下坡路上,我追上了马车夫。他从驭座上居高临下地瞅了我一眼,赞赏地说:

“你打得很棒! ”

我生气地问他:他怎么能容忍看门人侮辱那个姑娘?他若无其事地用鄙夷的口气说:

“我才不管这码事呢!老爷们扶她上车的时候就付给我钱了。至于谁打谁,与我有什么相干! ”

“要是她被打死了呢?”

“是啊,这样的姑娘很快会被打死的,”马车夫说,听口气,好像他不止一次地试着把喝醉的姑娘打死过。

从那天起,我差不多每天早晨看见那个看门人。我在街上走,他不是在扫马路,就是坐在台阶上,好像专门在等候我。我走到他跟前,他站起身来,卷起袖管,警告我说:

“哼,瞧我揍你,揍得你服服帖帖! ”

他四十开外,身材矮小,罗圈腿,肚子大得像怀孕的女人。他对我冷笑,用炯炯发光的眼睛看着我。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神很善良,很快活,这使我大为惊讶。打架他不行,他的胳膊比我短,两三个回合后,他退却了,把后背靠在大门上,吃惊地说:

“哦,等着瞧,棒小伙子! ……”

我讨厌打架,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听着,傻瓜,请你别再纠缠我! ”

“那你为什么要打人呢?”他用责备的口气问我。

我也问他,为什么他卑鄙地侮弄那个姑娘。“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可怜她吗?”

“我当然可怜她。”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抹抹嘴唇,问:

“那么,猫你也可怜吗?”

“是的,猫我也可怜……”

这时他对我说:

“你是傻瓜,滑头!等着瞧,我会给你颜色看的……”

平时我不能不走这条街,因为这条路最近。于是我开始提早起床,免得在路上碰到这个人。不过过了几天,我还是遇见了他。他坐在台阶上,抚摸着一只趴在他膝盖上的灰猫。我走到离他三步远的地方,他冷不丁跳起来,抓住猫的两条腿,使劲把猫的脑袋往石墩上砸去,顿时热乎乎的脑浆溅到我身上。这时他把死猫扔到我的脚下,然后站在便门旁,问我:

“怎么样?”

现在还能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像两条狗在院子里滚打起来。后来我坐在坡道上的草丛里,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简直要发疯了。我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吼叫起来。现在我一想起这件事,就恨得咬牙切齿,浑身发抖。我现在觉得很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发疯?没有打死人?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些卑鄙龌龊的事情呢?我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尊敬的先生们知道,这种事现在还有,并没有销声匿迹!你们喜欢凭空想象的畏惧,喜欢说得天花乱坠的恐怖。荒诞离奇的骇人事件使你们心情舒畅,激动不已。然而,我知道的恐怖却是真实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我有不可否认的权利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使你们心里感到不好受,让你们记住你们自己是怎样生活的,是在怎样的环境下生活的。

我们大家都过着卑鄙肮脏的生活,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热爱人们,不想折磨任何人,然而我决不做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决不用美丽的谎言遮盖严酷的事实。我们要正视生活!应该把我们心灵和头脑中的一切美好东西,人类所固有的东西都融入到生活中去。

……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尤其使我气得发疯。我读过许多小说,把女性视为生活中最优秀、最出色的一部分。使我对此深信不疑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关于圣母和聪明绝顶的瓦西丽莎的故事,是不幸的洗衣妇娜塔莉娅和我所见到的作为生命之母的女性千百次的目光和微笑,它们给缺少欢乐和爱情的生活增添光彩。

屠格涅夫的作品歌颂女性的光荣。我用我所知道的关于女性的一切美好东西去装点永远留在我记忆中的玛戈王后。海涅和屠格涅夫在这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傍晚,我从市场的工地上回来,往往在山坡上,在内城的墙根上逗留一会儿,望着太阳渐渐落到伏尔加河的对岸,仰望天空中火红的河流缓缓流淌,大地上的那条可爱的河流也随着变红,变蓝。有时在这样的时刻,整个大地仿佛是条运送犯人的大驳船。它的外形像头猪,正被一艘无形的轮船懒洋洋地拖往某个地方。

不过,我思索得最多的是广袤的大地,我从书本上了解到的城市,以及过着另一种生活的异域。外国作家在书中描绘的生活比较纯洁、可爱,不那么艰难,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生活死气沉沉,单调乏味。这种强烈的对比使我不安的内心有了几分平静,也激起我对另一种生活的执著追求和向往。

我总觉得我很快就会遇上一个平凡的智者,把我引上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

有一天我正坐在内城墙根下的一条长椅上,雅科夫舅舅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我没有发现他走近前来,也没有一下子认出他。虽然这几年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难得见面,即使偶尔碰上,也不过匆匆打个招呼。

“哟,你长得这么高啦,”他推了推我,开玩笑地说。于是我们像两个虽然早已认识、但是久疏音信的人攀谈起来。

我从外祖母口中知道,雅科夫舅舅近年来彻底破产了,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他当过解犯羁押站副站长,但是这份差使他没有干好。有一次站长病了,雅科夫舅舅就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请犯人喝酒,搞得很热闹。这件事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被革职查办,罪名是他擅自让犯人夜间进城去饮酒作乐。没有一个犯人趁机逃跑,可是一个犯人正想用力把一个助祭掐死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了。这件案子侦查了很长时间,始终没有开庭审判,犯人们和狱吏们都挺身而出为好心肠的舅舅开脱罪名。现在他没有活儿,靠儿子养活。他的儿子在当时著名的鲁卡维什尼科夫唱诗班里唱歌。说起儿子,他的话使人很纳闷。他说:

“他现在变得一本正经,神气十足!他是独唱歌手。要是没有给他按时烧好茶炊,或者没有把他的衣服刷干净,他就发脾气!他是个做事仔细的小伙子,爱干净……”

舅舅苍老多了,浑身肮里肮脏,头发脱落,萎靡不振。原本飘逸的一头鬈发已稀稀拉拉,两只耳朵支着,眼白中和像刮过的山羊皮似的脸颊上显露出密密麻麻的血管。他说起话来逗人发笑,嘴巴里好像含着东西,舌头转不过来,虽然他的一口牙齿完好无缺。

我为能有机会跟一个生活乐观、见多识广的人聊聊感到很高兴。我清楚地记得他唱的那些活泼轻快、令人捧腹的歌曲。外祖父关于他的话也在我的脑海里回响:

“在唱歌方面,他算得上大卫王,干起事来,倒像押沙龙那么狠毒。”

林荫道上穿着整洁的行人从我们身边来来往往,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太太和文武官员。只有我的舅舅穿着一件破旧的夹大衣,头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脚蹬一双红褐色的皮靴。他蜷缩着身子,为自己这套装束感到害羞。我们走进波恰因斯基山沟里的一家小饭馆,在朝着市场的窗口占了两个位子。

“您一定记得您曾经唱过的一首歌:

一个乞丐挂出包脚布来晾晒,

另一个乞丐把他的包脚布偷走……”

当我念歌词的时候,我才突然第一次体会到它的讽刺含意。我觉得这个性情开朗的舅舅又坏又聪明。

他一边把伏特加倒入酒杯,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好日子我过过,荒唐的事我也做过,唉,我还嫌不够呢!这首歌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是个宗教学校的教师编的,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我们俩是朋友。他是个单身汉,后来成了酒鬼,死了,是冻死的。在我的记忆里有多少人后来都成了酒鬼,数都数不清!你不喝酒吧?别喝酒,过几年再说。你常见到外公吗?老头儿心里不舒坦,神经好像有点不正常。”

他喝了酒,情绪马上活跃起来,身子也挺直了,人变得年轻了,说起话来也更快了。

我问他关于那批犯人的事。

“你要听有关那批犯人的事?”他打量了一下四周,反问道。接着压低了嗓音,说:

“那批犯人吗?我可没有权利评判他们。我看得出他们也是普通的老百姓。我对他们说:弟兄们,让我们大家一起和睦相处,生活愉快。我说,有这样一首歌,歌中唱道:

命运挡不住我们的快活!

即使它让我们套上枷锁,

我们也要使生活充满欢笑,

只有傻瓜才会选择另一种生活! ……”

他笑了起来,望了望窗外天色渐暗的山谷,那里摆着一排排小货摊。然后,他抹着唇髭继续说道:

“他们当然很快活,因为监狱里的生活很枯燥。所以每天一等查监结束,他们马上跑到我这里来,又是喝酒,又是吃菜。有时我请客,有时他们请客,于是俄罗斯母亲摇晃起来,欢腾起来!我喜欢唱歌跳舞,他们中间有非常出色的歌手和善舞者,叫你看得目瞪口呆!有的人戴着脚镣,没法跳。我准许他们把脚镣卸掉,这是事实。他们自己会卸掉,用不着去叫铁匠。这帮人都很能干,会让你惊得目瞪口呆!至于我放他们进城去抢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到现在还拿不出证据……”

他沉默片刻,望望窗外的山谷,旧货商人开始收摊了。铁门闩吱嘎作响,生锈的铁链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木板砰砰嘭嘭倒下来。过了一会儿,舅舅快活地向我使了个眼色,继续轻声地说:

“要是说实话,的确有一个人晚上常到城里去,可是这个人并不是个戴镣铐的囚犯,而是下诺夫哥罗德城本地的一个窃贼。他有个情妇,住在离城不远的佩乔尔卡。至于想掐死助祭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他们把助祭当成商人了。这件事发生在冬天,晚上,刮着暴风雨。大家都穿着皮袄,仓促中怎么能分辨出谁是商人,谁是助祭呢?”

我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他也笑了起来,说:

“的确如此!鬼才分得清呢……”

这时舅舅突然火冒三丈,叫人纳闷。他推开盛着点心的碟子,厌恶地皱起脸,点上一支烟,低沉地嘟哝着说:

“大家都是你偷我的东西,我偷你的东西,然后,又是你抓我,我抓你,一起坐牢,一起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谁我都瞧不起……我有自己的思想! ”

我仿佛看见头发蓬松的司炉工站在我面前,他也常常说“瞧不起”。他的名字也叫雅科夫。

“你在想什么?”舅舅柔声地问我。

“您可怜那些犯人吗?”

“他们很容易得到别人的怜悯,这些小伙子个个都好得不得了!有时我看着他们,心里想:虽说我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却远远不如他们!他们又聪明,又能干……”

酒和回忆又使他振奋起来,他把臂肘支在窗台上,挥动着一只指间夹着烟头的土黄色的手,兴致勃勃地说:

“有个独眼,是个雕刻匠,又是个修理钟表的能手,因为制造假币被判了刑,后来逃走了。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他要开炮啦!他说话简直像个歌唱家在独唱。他说:‘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官府可以印钞票,我却不可以呢?请你解释!’谁都无法向他解释这个问题。谁都不行,我也一样。可我还是他的上司呢!另一个人是莫斯科地区有名的窃贼,他长得很斯文,好打扮,爱干净。他很有礼貌地说:‘人们一天到晚干活,干得都呆头呆脑了,我可不愿意这样。我尝过这种滋味,老是干啊,干啊,由于太累,成了傻瓜了。赚了钱,喝酒花去一戈比,打牌输掉两戈比,为了换取娘儿们的亲热,又用去五戈比——到头来,还是挨饿受穷。不,我再也不玩这种游戏了……’ ”

雅科夫舅舅俯在桌子上,满脸通红,激动得连两只小耳朵也不住地颤动起来。他继续说道:

“老弟,他们可不是傻瓜,他们说得很正确!哦,让这些无聊的事统统见鬼去吧!比方说,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想起来也真惭愧。干什么事情都是零敲碎打,偷偷摸摸。受苦,是我的份儿;快乐,却是偷来的!一会儿父亲对我喊:‘你胆敢……’一会儿老婆又对我嚷嚷:‘你不能这样做。’弄得我提心吊胆,生怕树叶掉下来砸了脑袋。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现在老了,却给自己的儿子当仆人。有什么好隐瞒的?老弟,我现在百依百顺地侍候他,他像老爷一样常对我嚷嚷。他叫我父亲,而我听上去像是叫我听差!我这是怎么啦?难道我生下来就一生劳碌,是为了侍候儿子的吗?就算不是,那么活着又为了什么呢?我究竟得到过多少快乐呢?”

我心不在焉地听他说。我不想听,也不指望他回答我的问话。不过,我最终还是说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样生活……”

他冷笑了一下。

“哼……谁知道呢?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知道的人!大家都是按自己的习惯过日子……”

接着他又委屈又生气地说:

“以前我那儿有一个从奥廖尔押解来的犯人,是个贵族,他犯了强奸罪。这个犯人舞跳得棒极了,常常逗得大家发笑,有时候他唱起万卡这支歌:

万卡在乡村墓地徘徊,

这是小事一桩!

唉,你啊,万卡,

快快离开这个地方! ……

我以为这件事一点都不可笑,这是事实!无论你怎样转来转去,都走不出这个乡村墓地。到那时候,当犯人也罢,当看守犯人的人也罢,对我来说都一样……”

他说得累了,喝了口伏特加,然后像鸟儿一样,用一只眼睛往空酒瓶里瞅了瞅,又默默地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从唇髭里吐出团团青烟。

“无论你怎样挣扎,无论你怀着什么样的期望,谁也免不了入棺材,进墓地。”泥瓦匠彼得经常这样说,他的脾气跟我舅舅完全不一样。诸如此类的话,我以后听了不知有多少。

我再也不愿问舅舅什么了。和舅舅在一起,心里很难受,我很可怜他。我总是想起那些欢快的歌曲和从淡淡的忧伤中透出的几分快乐的吉他琴声。我也没有忘记活泼天真的小茨冈,没有忘记他。我望着雅科夫舅舅萎靡不振的身影,不由得暗自思忖:

“他还记得小茨冈被十字架压死的事吗?”

我不想问他这件事。

我望着八月里潮乎乎的黑暗笼罩着的山谷。山谷里飘起苹果和甜瓜的清香。在通往城里的小道上亮起了路灯,我对这里的一切熟悉极了。瞧, 一艘开往雷宾斯克的轮船和另一艘开往彼尔姆的轮船马上就要拉响汽笛……

“我们该走了,”舅舅说。

在小饭馆门口,他握住我的一只手抖动了一下,开玩笑似地劝我:

“你不要发愁。你好像有点儿发愁,是不是?甭管它!你还年轻。最要紧的是记住:‘命运挡不住快活!’哦,再见吧,我要去做圣母升天节的祈祷了! ”

性情开朗的舅舅走了,他的一番话搅得我越加心烦意乱。

我爬上通往城里的高坡,在田野上走着。天上一轮明月,浓重的白云在月亮下面飘浮,用黑影抹去我投在地上的身影。我从田野上绕过城市,来到伏尔加河的岸坡,在落满尘土的草地上躺了下来,久久地望着河的彼岸,望着草场,望着这块沉静的大地。云的黑影缓慢地掠过伏尔加河。这时那里的草场变得更加青翠,仿佛被河水冲洗过似的。四周的一切似乎已沉入梦乡,悄然无声。一切都好像在懒洋洋地蠕动,似乎出于万般无奈,而不是对运动,对生活炽热的爱。

我真想对整个大地,对我自己狠狠地踹上一脚,让大地上的一切和我自己像急速的旋风,像热爱生活的恋人们跳欢快的舞蹈一样旋转起来,他们正在努力开拓另一种生活——美好的、纯真的、朝气蓬勃的生活。

我在思索:

“我应当有所作为,否则,就会虚度年华……”

秋天是凄风苦雨的季节,不仅看不到太阳,也感觉不到太阳的温暖,甚至把它给忘了——秋天里,我不止一次地在森林里走失方向。我找不到大路,也找不到小路,末了找累了,干脆咬紧牙关,径直穿过密林,踏着腐烂的枯枝败叶和泥沼地上高低不平的草丛——最后总能找到一条路的!

就这样,我拿定了主意。

这一年秋天我去了喀山,我暗暗地指望,也许在那里能找到一所学校,去上学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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