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种突然爆发出来的读书热情给我带来多少屈辱、委屈和惶惶不安，现在回想起来既感伤，又可笑！
裁剪师的太太的那些书都是很珍贵的，由于我担心老太婆会把书扔进炉子里烧掉，所以我尽量不去想那些书。我开始向我每天去买早点面包的小铺借些彩色小书来看。
小铺老板是个很讨厌的小伙子，厚厚的嘴唇，老爱出汗，有一张苍白、肌肉松弛的脸，脸上有几块生过瘰疬病的疤斑，长着一双浅色的眼睛，胖乎乎的两手指头又短小又笨拙。他的这爿小铺是街上少男和轻浮少女晚上聚会的好去处。我东家的弟弟也几乎每天晚上到这儿来饮酒打牌。东家常常打发我到小铺去叫他回家吃晚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在店铺后面一个逼仄的房间里，傻头傻脑的、面颊绯红的小铺老板娘坐在维克托或别的小伙子的大腿上。看样子，小铺老板并没有因此生气。老板的妹妹在小铺里帮他做生意，那些歌手、士兵和所有喜欢调情的男人常常紧紧地搂住她，老板看在眼里也不生气。小铺里的商品不是很多，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店铺刚刚开张，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货备齐，其实，小铺早在今年秋天已经营业了。他常把淫秽图片拿出来给客人和顾主们看，让一些找上门去的人抄录下流的诗句。
我常常读米沙·叶夫斯季格涅耶夫的通俗小说，一戈比读一本；租费很贵，可这些书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乐趣。《古阿克，或忠贞不屈》、《威尼斯人弗兰齐利》、《俄罗斯人同卡巴尔达人的会战，或一个死在丈夫坟墓上的美人儿伊斯兰教徒》，以及所有这一类文学作品非但没有让我感到心满意足，反而常常使我产生无限的烦恼；我觉得这些书像戏弄傻瓜一样地戏弄我，用一些冗词赘句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射手》、《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神秘的修道士》、《鞑靼骑士亚潘恰》这一类小说我比较喜欢，读了以后留下一点印象。然而更能吸引我的却是圣徒们的传记，因为在这些书中有一些严肃的东西，你可以相信它，有时还能深深打动你的心。不知为什么，一切苦难的男圣徒都使我联想起“好事儿”，一切苦难的女圣徒使我联想起外祖母，而那些修士使我联想起不发脾气时的外祖父。
我去劈柴的时候，躲在板棚里读书，或者爬到阁楼上去读书，不过这两个地方都一样，又冷又不方便。有时候借到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为了尽快读完，我只得半夜起床，点燃蜡烛。后来老太婆发现，每夜蜡烛总会短一截，于是她先用一根细木棒测量好蜡烛的长短，然后把细木棒藏起来。第二天早晨，如果蜡烛短了一截，或者我虽然找到了那根小木棒，却没有把它折成像点剩的蜡烛一样长，老太婆就会在厨房里穷凶极恶地漫骂我。有一次，维克托躺在高板床上怒不可遏地嚷道：
“别再吼啦，老妈子！简直闹得我没法活了！当然，一定是他用了蜡烛，因为他常常读书。他一直向小铺老板借书，这我知道！你到他的阁楼上去瞧瞧就明白了……”
老太婆跑到阁楼上，找到一本小书，顿时将它撕得粉碎。
这当然使我很伤心，但是读书的愿望却由此变得更强烈了。我明白，即使是圣徒进了他们家的门，东家他们也照样会教训他，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改造他。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解闷。一旦他们不对别人评头论足，不对别人嚷嚷，不捉弄别人，他们就会变成不会说话的哑巴，会看不到自己的存在。一个人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必须以某种方式去对待别人。我的东家除了教训别人和责备别人以外，不知道其他的方式。如果你真的照他们那样生活，和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还是不行，他们照样会指摘你。他们就是这种人。
我想尽一切办法读书，老太婆好几次把我的书烧掉。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欠了小铺老板一大笔钱，总共有四十七戈比！他逼我还钱，并且威胁说，以后我到他铺子里来买东西，他就把东家给我的钱扣下抵债。
“那结果会怎样呢？”他挖苦地问我。
我非常讨厌他，显然，他也感到这一点，于是千方百计威胁我，以此当作一种特别的乐趣。每当我走进店铺，他那布满斑点的脸便笑逐颜开，故作亲热地问：
“还债的钱带来了吗？”
“没有。”
我的回答使他很吃惊，他皱起了眉头。
“怎么回事？那叫我怎么办，是不是要我把你送上法庭？你是要让他们先查封你的财产，再送你到教养院去吗？”
我没有地方去搞到钱，他们把我的工钱直接交给我的外祖父了。我张惶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恳求小铺老板答应我晚些时候还，作为回答，他向我伸出一只像油炸饼那样油光光的胖手，说：
“你吻一下我的手，我就等些时候！ ”
但这时我从柜台上抓起一只磅秤的秤锤，朝他挥了一下，他顿时吓得 往下一蹲，喊叫起来：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是说着玩的！”
我明白他并不是说着玩的，所以决定去偷钱来还清欠他的债。每天早晨，我都要把东家的衣服刷干净，他的衣袋里总有几枚硬币叮当作响，有时候它们从衣袋里掉出来，滚到地板上。有一次，有一枚硬币滚进地板缝，落到了楼梯底下的劈柴棚里。当时我忘了把这事告诉东家，过了好几天才想起来，从劈柴堆里找出那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我把钱交还给东家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瞧见了吗？以后你把钱放到衣袋里之前，一定要数一数。”
可是东家朝我笑着对她说：
“我知道他不会偷东西的。”
现在，当我决定去偷钱的时候，我又想起这句话，想起他充满信任的 微笑，我感到很难下手去偷钱。我有好几次从他的衣袋里掏出几枚银币，数了数，却下不了决心拿走。我一连三天为此而感到烦恼。可是，这件事出人意料地一下子解决了。那天东家突然问我：
“你怎么啦，佩什科夫？整天闷闷不乐，是不是病了？”
我坦率地把心里的痛苦说给他听。他皱起了眉头。
“你现在瞧瞧，这些书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后果！书迟早要惹祸的……”
他给了我半卢布，严厉地嘱咐我说：
“要小心，千万不能对我老婆和母亲说，要不，会闹翻天的！ ”
过了一会儿，他温和地笑着说：
“你的脾气太犟，真见鬼！没关系，这很好。不过，你还是别看书吧！从新年开始，我订一份好看的报纸，到时候，由你去读吧……”
于是每天傍晚，从喝茶到吃晚饭以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就为东家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上连载的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和鲁德尼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他有助于肠胃消化和供人消愁解闷的文学作品。
我不喜欢大声朗读，因为这样会有碍于我对内容的理解。可是我的东家却听得很仔细，带着几分虔诚和渴求。每当听到小说里的人物干了坏事，他们就惊讶得叫出声来，并且得意地互相交谈起来：
“我们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又安宁，对这种事一无所知，真是谢天谢地！ ”
他们总是把书中的情节颠来倒去，把江洋大盗丘尔金的罪名拉到马车夫福马·克鲁奇纳的身上，还常常张冠李戴，把人物的名字搞错。我不得不纠正这些听众的错误，这使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哦，他的记性多好啊！ ”
《莫斯科小报》上不止一次地刊登列昂尼德·格拉威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我把其中一些诗抄在小本子上，可是东家他们却是这样议论这位诗人的：
“老头子了，还写诗。”
“不是酒鬼，就是疯子，他反正就是这种人。”
我也喜欢斯特鲁日金和梅缅托-莫里伯爵的诗，而那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却断定诗歌不过是摆摆噱头而已。
“只有小丑和戏子才念诗。”
我和东家一家就这样面对面地挤在一个又小又窄的屋子里，消磨一个个冬日的黄昏，我觉得十分难受。窗外是死一般沉寂的夜晚。天寒地冻的日子并不多，人们围桌而坐，相对无言，宛如冰冻的鱼。要不然，就是暴风雪扑打着窗玻璃和墙壁，烟囱里呜呜作响，火炉的风门噼噼啪啪地响；育儿室里婴儿在哇哇啼哭，这时我真想躲进黑暗的角落，蜷缩起身子，像狼一样地嗥叫。
桌子的这头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在缝衣服，一个在织袜子。桌子的那头坐着维克托，他弓着背，很不乐意地在复制图纸，不时地叫喊：
“你们别摇晃桌子！简直叫人没法活，狗拿耗子……”
一旁，东家坐在一个大绣架前在刺绣。他在一块粗麻布的台布上绣十字花，从他的手指下逐渐显现出红色的虾、青色的鱼、黄色的蝴蝶和火红色的秋叶。这些刺绣的花样都是他自己构思的，连今年在内，已经绣了三个冬天了。他已经厌倦了这项活计，因此白天他看到我闲着没事干，就对我说：
“来，佩什科夫，坐下来绣台布，来干吧！ ”
我坐下，拿起一枚粗针绣了起来。我很可怜东家，总是愿意在各方面助他一臂之力。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他会丢下制图、刺绣和打牌，做另一件他一心想做而没有去做的、更有意义的事情。有时他突然扔下手头的活儿，一双惊奇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它，好像从未见到过似的。他的头发披散下来，遮住前额和两颊，犹如一个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
“你在想什么？”妻子问他。
“没想什么，”他回答，一边又拿起手头的活儿。
我暗自惊奇：难道可以问一个人在想什么吗？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一个人一下子会同时想许多事情，比如眼前出现的、昨天的或者一年以前看到的种种事情。这些纷繁的事情全纠缠在一起，理不出一个头绪，而且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不在发生变化。
《莫斯科小报》上的小品文很少，不够读一个晚上，于是我建议把放在卧室床底下的杂志拿出来读。年轻的女东家用怀疑的口气说：
“这些杂志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的？尽是些图片……”
但是在他们的床底下除了《绘画评论》，我还发现《星火》画报。于是我们就读萨里阿斯的《佳京-巴尔季斯基伯爵》。东家很喜欢这部中篇小说中的有些傻头傻脑的主人公，对这位少爷可悲而离奇的经历他纵情大笑，笑得流下了眼泪。他叫道：
“不，写得太滑稽了！”
“得了吧，全是胡说八道，”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见解，女东家说。
放在床底下的画报帮了我的大忙：从此以后我有权把杂志拿到厨房里去，也可以在夜里读书了。
我很走运，由于保姆老是酗酒，老太婆搬到育儿室去睡觉了。维克托也不来干涉我。等到他们都睡着了，我就悄悄地穿上衣服，躲到一个地方去，直到天亮再回来。他们不准我点灯火，蜡烛都被拿到房间里去，我又没有钱去买。于是我开始偷偷地把烛台上的蜡烛油收集起来，放到一只沙丁鱼罐头里，上面淋上几滴灯油，再用棉线搓成一根灯芯，每天晚上我在炉炕上就点起这盏冒黑烟的油灯。
我拿起厚厚一本书翻阅起来之后，灯芯上红红的火苗就忽明忽暗地摇曳不定，眼看要熄灭，灯芯每分钟都会向已经溶化的、散发着气味的蜡烛油中沉下去。黑烟熏得我眼睛直流泪，可是这一切不适都在我翻阅一张张图片和一行行说明的乐趣中消失了。
这些插图把越来越广阔的世界展现在我面前，用许多神话般的城市把它装点起来，向我展示巍峨的群山和美丽的海岸线。生活更加美好地发展起来，世界变得更加诱人，人口更多，城市也更多，一切都是那么多姿多彩。现在我望着伏尔加河中游东岸遥远的地方，我才知道那儿并非是一片荒野，而以前我望着伏尔加河的对岸，心里感到特别烦闷：大片广袤的草地和丛丛灌木像一块块黑色的补丁。草地的尽头是一道由茂密的参差不齐的树木构成的林墙，草地的上空是片迷茫的、寒气袭人的蓝天。大地荒芜，渺无人迹。我的内心也这样，茫然空虚，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一丝忧愁，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只想闭上眼睛。这令人沮丧的空虚把内心已有的一切憧憬驱赶得一干二净，不给人们以任何期盼。
插图的文字说明明白易懂地介绍了另一些国家和另一些人，讲述了现在和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有许多东西我无法理解，这使我感到很痛苦。有时候在我的脑海里突然会涌现一些古怪的字眼，什么“形而上学”啦，什么“千禧年说”啦，什么“宪章主义者”啦，它们搅得我心神不宁，使我无法忍受。它们飞速成长，压倒了一切。我似乎觉得，如果我不把这些词义完全揭示出来，我就永远一无所知，因为正是这些词语像卫兵似的把守着一切秘密的大门。有许多时候，整句整句的话久久地滞留在我的脑子里，好像手指上扎进一根刺，妨碍我思考别的问题。
我至今还记得，我读到过这样几行古怪的诗句：
匈奴国王阿提拉 ①，身披钢盔铁甲，
①阿提拉（？ —453），公元 434年起为匈奴人领袖。
走过人迹罕至的荒漠，
好像走进阴森森的坟墓，
跟随着他的是大队人马，仿佛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他们喊着：
罗马在哪儿？强大的罗马在哪儿？
罗马是一座城市，这个我早知道，可是匈奴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必须弄明白不可。
后来我顺便问东家。
“匈奴吗？”他惊讶地重复了一遍。“鬼知道是什么东西！大概是瞎说……”
然后，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你的脑子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很不好，佩什科夫！ ”
坏也罢，好也罢，反正我想弄明白。
我想，随军神父索洛维耶夫应该知道匈奴是什么，于是我在院子里拦住他，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脸色苍白，病恹恹的，总是板着面孔，他的眼睛通红，没有眉毛，留着黄胡子。他将黑手杖往地上一戳，对我说：
“这事与你有什么相干？”
涅斯捷罗夫中尉听到我的问话，狂怒地反问道：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的问题应当去问药房里的药剂师。他总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我，他有一张聪明的面孔，大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嘛，”药剂师巴维尔·戈尔德贝格对我说，“就像吉尔吉斯人，曾经是个游牧民族。现在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绝种了。”
郁闷和懊丧的心绪顿时在我的心里出现，这并不是因为匈奴人绝种了，而是因为这个一直使我苦恼不堪的词的含义解释起来竟然那么简单，而且没给我增加多少知识。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些匈奴人，在跟这个词打了一番交道以后，任何词语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使我寝食不安了。也得感谢阿提拉，他使我认识了药剂师戈尔德贝格。
他这个人知晓一切艰涩难懂的词的简单含义，他有一把打开所有秘密的钥匙。他用两个手指扶了扶眼镜，然后透过厚厚的镜片凝视着我的眼睛，说起话来像把一枚枚小钉子刺进我的脑袋。
“朋友，词语好比树上的叶子，如果你要了解为什么叶子是这种形状，而不是那种形状，必须首先了解树是怎样成长的，这就需要学习！朋友，书本是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繁花似锦，既能赏心悦目，又能受益匪浅……”
我常到他的药房去买治疗成人烧心的苏打和氧化镁，还有供婴儿用的月桂油膏和泻药。药剂师言简意赅的开导使我对读书的态度越来越认真，书本不知不觉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酒鬼离不开酒一样。
书本向我展现了另一种生活——一种既能引导人们去建功立业，也能诱使人们去犯罪的、具有强烈感情和愿望的生活。我发现，我周围的人既没有能力去建立功勋，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游离于书本上描绘的生活之外。我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不愿过这样的生活……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我不愿……
我看了图片的文字说明，才知道在布拉格、伦敦、巴黎的市中心没有冲沟，没有肮脏的垃圾堆，那里的街道笔直、宽阔，屋子和教堂也和我们这儿不一样。那里没有把人关在屋子里长达六个月的冬季，那里也没有大斋，让人只能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土豆和倒胃口的亚麻子油。大斋期间不准看书，《绘画评论》被拿走了，于是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又卷土重来。现在，我能够将这种生活跟我从书上知道的生活相比较的时候，我更觉得现在的这种生活是多么贫乏，多么糟糕。有书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精神勃发，很有力气，干起活来又利索又顺手，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早点干完活，就有更多时间用来读书。我没有书读的时候，就变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而且害了以前从未害过的健忘症。
我记得，正是在这些寂寞无聊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一天傍晚，大家都已经睡了，突然大教堂的钟声当当响了起来，把屋子里的人都惊醒了。大家来不及穿好衣服，纷纷跑到窗口，互相探问：
“着火啦？敲警钟啦？”
我听见别的屋子里也乱作一团，门乒乒乓乓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不知谁牵着匹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老太婆叫喊着，说大教堂遭劫了，东家马上阻止她说：
“行啦，老妈，谁都听得出来，这不是敲警钟！ ”
“要不，就是大主教死了……”
维克托从高板床上爬下来，边穿衣服边嘟哝着：
“我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 ”
东家叫我到阁楼上去朝外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阁楼，钻出天窗，爬上屋顶，看不到天空中有火光，只听见寂静的严寒中传来不紧不慢的当当的敲钟声。整个城市匍匐在大地上沉睡。一些看不清的人影在黑暗中窜来窜去，踩得路上的积雪嘎吱嘎吱响，雪橇的滑木也在发出阵阵尖叫声。钟声越来越响，简直有点儿可怕。我赶紧回到房间里。
“外面没有火光。”
“哎哟，上帝啊！”东家说着，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竖起衣领，犹豫不决地将脚伸进套鞋里。女东家恳求他说：
“别去！还是别去吧……”
“这算不了什么！ ”
维克托也穿上了衣服，故意卖关子似的对大家说：
“我知道……”
两兄弟出门后，两个女人吩咐我去烧茶炊，然后她们急忙跑到窗口。但是这个时候，东家从外面拉响门铃，一声不吭地登上楼梯。他打开通往前室的门，阴沉沉地说：
“沙皇被人谋杀了！ ”
“被人谋杀了！”老太婆大叫了一声。
“被人谋杀了，这是一个军官对我说的……现在该怎么办？”
维克托按响了门铃，接着闷闷不乐地脱衣服，一边气冲冲地说：
“我以为爆发战争了！ ”
然后他们全家便坐下来喝茶，互相交谈起来，语气很平静，嗓音压得很低，话也说得十分谨慎。街上也安静下来，钟声也停了。接连两天他们说话鬼鬼祟祟的，常常外出，也有些客人上门来找他们，详细地对他们说些什么。我很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可是东家他们把报纸藏起来不让我看。后来我问西多罗夫，为什么有人要刺杀沙皇，他轻声回答说：
“这件事是禁止议论的……”
这一事件很快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被纷繁的日常琐事掩盖了。不久，我遭遇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有一个星期天，东家一家都去做晨祷，我烧好茶炊，就去收拾房间。这时大孩子溜到厨房里，把茶炊的龙头拧下，把它拿到桌子底下玩耍起来。茶炊的内膛里有许多烧红的木炭，水流光后，茶炊的焊接处就融化了。我在房间里已经听到茶炊的呜呜响声，响得厉害。我走进厨房一看，吓了一跳，只见茶炊整个儿已经烧得暗红，在不停地颤动，仿佛要从地上蹦起来。连接水龙头的套管已经开焊，沮丧地耷拉下来，茶炊的盖子歪到一边，焊锡从把手下滴落下来，这只青里略带浅紫的茶炊被烧得就像个烂醉如泥的酒鬼。我赶忙用水去浇，它发出咝咝响声，接着悲哀地瘫倒在地板上了。
这时正门门廊上响起门铃声。我打开门，老太婆便问我茶炊有没有烧好，我简短地回答：
“烧好了。”
我由于惊惶失措才这样说的，他们却以为我是开玩笑，于是就加倍惩罚我。我挨了一顿打。老太婆抓起一小捆松木引火柴打我，打在身上虽然不太疼，但是在我的皮肤上却扎下了很深的刺。到晚上，我的后背肿得像只枕头。第二天中午，东家不得不送我到医院去诊治。
一个瘦长得出奇的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用低沉的声音不温不火地说：
“必须在这里做份虐待未成年人的记录。”
东家倏地涨红了脸，两只脚在地板上蹭来蹭去，对医生轻轻说了句什么，可是医生对他看也不看，简短地说了一句：
“我不能这样做。不行。”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你想上告吗？”
我虽然很疼，但是我说：
“我不想，还是快点给我治疗吧……”
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趴在一张桌子上。医生用冰凉得让人很舒服的镊子将一根根木刺拔出来，并且打趣地说：
“他们把你的这张皮整修得真够漂亮的，朋友，现在连一滴水都渗不进去了……”
做完这个令我奇痒难忍的诊治后，他对我说：
“我一共替你拔出了四十二根木刺，朋友，记住，你以后可以向别人吹嘘了！明天这个时候，你到这里来包扎伤口。他们经常打你吗？”
我想了一下，答道：
“以前常常打我……”
医生浑厚地大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会好起来的！ ”
随后他把我带到东家跟前，对他说：
“请你带他回去，刺拔完了！明天再带他来，要替他包扎伤口。算你们运气，他是个很会逗乐的人……”
回去的路上，东家在马车上对我说：
“佩什科夫，过去我也常挨打，有什么办法呢？常挨打，老弟！你至少还有我来可怜，可是过去有谁来可怜我呢？没有人！到处都是人，拥挤不堪；说到恻隐之心，连一个狗崽子都不见。哎，这些野母鸡……”
他一路上骂个不停，我不禁可怜他，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对我说了这一番贴心的话。
他们一家像迎接贵客一样地迎接我，两个女人硬要我对她们详细述说医生是怎样替我治疗伤口，以及他说了些什么话。她们一面听一面惊叫，不是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巴，就是皱紧了眉头。她们这种对疾病、对疼痛、对一切不幸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发现他们对我很满意，因为我没有去告他们的状。我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他们允许我去向裁剪师的太太借书看。他们没有拒绝我的这个要求，只有老太婆惊叫了一声：
“哼，你这该死的！ ”
过了一天，我站在裁剪师的太太面前，她亲切地说：
“我听说你害病了，被送进了医院。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谣传。”
我没有作声。我不好意思说出真情。为什么要让她知道这件令人伤心的暴行呢？她和别人不一样，光是这一点就够好的。
我又能读大本大本的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吕、埃马尔、巴戈贝，我狼吞虎咽地、一本接一本地读这些作家的书，高兴极了。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生活的参与者，它使我身心愉快，精神抖擞。我那自制的灯盏又冒起了黑烟，我通宵达旦地读书。我的眼睛渐渐得了病，老太婆很客气地对我说：
“等着瞧，书呆子，这样下去，眼珠子会破裂的，眼睛会瞎的！ ”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在这些故事曲折离奇的小说里，尽管情节千变万化，国家和城市也各不相同，主题却是一个：好人遭殃，受坏人迫害，而坏人时时走运，而且比好人聪明，不过结局总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战胜坏人，于是好人便扬眉吐气。“爱情小说”我已经看厌了，因为在这些小说里，男人也罢，女人也罢，他们的话都是老一套。这种千篇一律的套话不仅使人觉得枯燥乏味，而且也使人产生隐隐的怀疑。
有时候我刚翻阅了几页，已经猜出结果是谁胜谁负，一旦找到情节发展的关键，我就尽量依靠自己的想象力来解开这个结。这时我放下手里的书，好像思考怎样解答算术习题一样仔细思考，我的推断变得越来越准确，能够预先知道哪个主人公将登上极乐世界，哪个主人公将身陷囹圄。
然而，在这一切背后我看到活生生的、对我具有重大意义的真情，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人际关系的特点。我现在明白，巴黎的马车夫、工人、士兵和所有“下等人”同下诺夫哥罗德、喀山和彼尔姆的这类人不一样。 他们比较敢于跟老爷说话，在老爷面前也比较随便，不是惟命是从。再说士兵，他们跟我认识的士兵，比如西多罗夫，轮船上那个从维亚特卡来的士兵都不一样，尤其跟叶尔莫欣不一样。巴黎的士兵比他们更像个人，跟斯穆雷倒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是没有斯穆雷那样粗暴。再比如说小铺老板，巴黎的小铺老板要比我所见到的那些老板要好。甚至小说中的教士也跟我所认识的教士不一样。他们很诚恳，对人很关心。总而言之，小说中叙述的外国生活比我们这里的生活更加有趣，更加轻松，更加美好。在外国，人们不会常常野蛮地打架，不会像捉弄从维亚特卡来的士兵那样肆意捉弄人，也不会像老太婆那样恶狠狠地向上帝祈祷。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小说中讲到坏人，讲到吝啬鬼和无耻之徒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要表现他们那种不可理喻的残忍和故意捉弄人的欲望，而这些现象恰恰是我最熟悉、也是我经常观察到的。书本里的坏人的的确确是很残忍的，但是总能使人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残忍；而我所见到的残忍却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人们仅仅以此来取乐，并不期望从中受益。
每读一本新书，我就越发看清俄国生活跟其他国家的生活的差别，它引起我不可名状的烦恼，加深了我对被人翻破、书页发黄、书角污损的书里所描写的故事的真实性的怀疑。
有一天我突然得到了一本龚古尔①的长篇小说《桑加诺兄弟》。我用一个晚上一口气把它读完，一种我从未有过的好奇心驱使我把这个情节简单、结局悲惨的故事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这部小说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也没有有趣的场面，从第一页开始就写得很严肃、很枯燥，就像圣徒传记一样。小说的用词很准确，不夸张，起初它使我感到吃惊，读起来不舒服，可是精炼的文字，结构严谨的句子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小说生动有力地描写了以卖艺为生的两兄弟的悲剧，阅读这部小说带来的喜悦使我的双手都发抖了。读到那个断了双腿的不幸的艺人爬上阁楼，看见他弟弟正在偷偷地练他心爱的技艺的时候，我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①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法国作家、历史学家。
把这本精彩的小说还给裁剪师的太太的时候，我请她再借给我一本像这样的书。
“什么叫做像这样的书？”她笑着问我。
她的微笑使我很窘，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读什么样的书。她说：
“这本书很枯燥，你等几天，我给你挑一本有趣点的……”
过了几天，她给我一本格林伍德的《一个穷孩子的真实故事》。这个书名有点儿刺痛我的心，可是翻开第一页，就使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脸上绽开了笑容。就这样，我读完全书，有些章节还反反复复读了两三遍。
是啊，甚至在外国，小孩子有时候也生活得很艰难，很痛苦！这样看来，我的日子还过得不算太坏，用不着灰心丧气。
格林伍德给了我很大勇气，不久我得到了一本真正称得上是“正经的”书——《欧也妮·葛朗台》 ①。
①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
葛朗台老头儿的鲜明形象使我联想起我的外祖父。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写得太短，然而如此丰富的真实性又让人感到吃惊。这种真实生活是我非常熟悉和非常厌恶的。然而，小说却用一种全新的、宽厚的、平静的描写手法把它表现出来。我以前读过的所有书，除了龚古尔的作品，都像我东家一家人那样，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不留情面，声色俱厉，因此反而常常引起人们对罪犯的同情和对正人君子的厌恶。我们总是很遗憾地看到，一个人动了很多脑筋，花费了大量精力，最终仍然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因为那些正人君子从小说的第一页开始直到最后一页，都像一根根石柱站在他面前，使他无法前进。尽管一切罪恶的企图注定要在这些石柱上撞得粉碎，但是石柱不会博得人们的同情。比如说一堵墙，不管它多么漂亮，多么坚固，可是当你想翻越这堵墙去采摘苹果树上的苹果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专心欣赏这堵墙。我似乎觉得最珍贵、最真实的东西都隐藏在高尚品德的背后……
在龚古尔、格林伍德和巴尔扎克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只有活生生的人，他们真实可信，他们的言行理应如此，不可能有别的言行。
所以我懂得，读一本“好的、正经的”书，就像过节一样开心。可是，怎样才能找到这样的书呢？裁剪师的太太在这方面帮不上我的忙。
“瞧，这是本好书，”她说，拿给我一本阿尔桑·古塞的《一双捧着玫瑰、黄金和鲜血的手》，还有贝洛、保罗·德·科克、保罗·费瓦尔的长篇小说，可是，这些书我读起来都很吃力。
她喜欢读马里亚特 ①和维尔纳的长篇小说，可是我觉得这些小说读起来很枯燥。我也不爱读施皮尔哈根 ②的小说，但是非常爱读奥尔巴赫 ③的短篇小说。苏 ④和雨果 ⑤的作品也不太吸引我，我认为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比它们好。我希望读到能使我激动和给我快乐的书，比如像巴尔扎克那些精彩的小说。我开始越来越不喜欢这个瓷娃娃般的女人了。
①马里亚特（1792—1848），英国作家。
②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
③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
④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社会小说《巴黎之神秘》等。
⑤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等。
我每次到她那儿去的时候，总是穿上干净的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尽量使自己的仪表文雅端庄，但是我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我一直希望在她看到我这整洁的外表以后，和我说起话来能随便一点，亲切一点，不要像现在这样，在清秀的、总是欢欣的脸上勉强地显露出一丝呆板的微笑。可是她老是微笑着用疲惫而又甜蜜的声音问我：
“读完了？喜欢吗？”
“不喜欢。”
她稍稍扬起细眉盯着我看，然后叹口气，带着我听惯了的鼻音说：
“可是为什么呢？”
“这一类的故事我已经读过了。”
“你说的这一类是指什么？”
“爱情……”
她眯起眼睛，高兴地笑起来。
“原来是这样。可是，不管哪一本小说都写到爱情！ ”
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晃动着一双穿着皮便鞋的小巧玲珑的脚，打着哈欠，将身上的那件浅蓝色睡袍裹裹紧，然后用红润的手指敲敲放在膝盖上的一本书的封面。
我想问她：
“为什么您不搬家？要知道，那些军官老是给您写信，在背后取笑您……”
可是我缺乏勇气对她说，我只好拿着厚厚一本描写爱情的小说，带着内心的痛苦和失望悻悻地离去了。
院子里常常议论这个女人，而且说得越来越难听，越来越刻薄，越来越恶毒。我听着这些卑鄙肮脏的流言蜚语，心里十分难过。我不在她面前的时候，怜悯这个女人，替她担忧。可是我来到她跟前，看到她那尖利的眼睛，猫一般灵活娇小的身子和永远喜气洋洋的笑脸，对她的怜悯和担忧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到了春天，她突然不见了，不知去了哪儿。几天后，她的丈夫也搬走了。
几个房间都空荡荡的，新的住户还没有搬进来。我顺便进去看看，只见四面的墙壁光秃秃的，以前挂过画框的地方留下一个个四方形的痕迹和一些变弯了的钉子和钉眼。油漆地板上丢满了五颜六色的破布、碎纸、撕碎的药盒和用完的香水瓶，还有一枚很大的铜别针在地上闪闪发亮。
我非常伤感，很想再见见这个娇小的裁剪师的太太，对她说，我十分感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