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上的积雪渐渐融化，天上的冬云也渐渐消散，化成湿漉漉的雪花和甘霖普降到大地上，太阳越来越慢地走完自己白天的路程，空气变得更加暖和了，人们似乎已经感到欢乐的春天已经来临，然而它开玩笑似的故意躲藏在郊外田野上，随后急速冲进城去。条条大街上都是棕红色的泥泞，小溪沿着人行便道哗哗流淌，在囚徒广场上积雪融化的地方，麻雀在欢快地跳跃。人们也似乎雀跃般地忙碌起来。大斋的钟声几乎从早到晚伴随着春天的喧闹在空中回响，轻轻撼动着人们的心灵。这钟声像个老人的叨叨絮语，蕴含着某种委屈，听来这些大钟似乎在凄婉地诉说着一切：
“当年，当年，当——年……”
在我的命名日那天，作坊里的雇工送给我一幅小小的、画得很漂亮的圣徒阿列克西的画像。日哈列夫非常动情地说了一大段话，使我永生难忘。
“你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摆弄着手指，稍稍扬起眉毛，说。“你不过是个孩子，孤儿，只有十三岁，而我呢，年岁几乎比你大三倍，却在这儿夸你，称赞你，因为你对一切发生的事情并不回避，而是敢于面对它们！如果你永远这样，那就太好了！ ”
他还说到上帝的奴隶和上帝的子民的问题，可是子民和奴隶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始终弄不明白，连他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他说得很枯燥，作坊里的雇工都笑他，我双手捧着圣像站在那儿，心里又感动又不好意思，不知道该做什么。卡别久欣终于不耐烦地对演说者大声说：
“你别为他唱赞歌了，瞧，他的耳朵都发青了。”
接着他拍拍我的肩膀，也夸赞我说：
“你有一点很好，你对所有的人都很亲热——这就很不错！即使你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别说打你，即使骂你，也很难开口啊。”
大家都用和蔼可亲的目光看着我，亲热地笑我一副局促不安的模样，说不定，我马上会因为突然降临的喜悦而大哭起来，我觉得自己成了他们所需要的人了。就在这天早上，掌柜在小铺里一面向我点点头，一面对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说：
“这讨厌的小孩什么事情都不会干！ ”
那天和往常一样，我一清早就到店铺去。午饭以后，掌柜对我说：
“你回去吧，把货仓屋顶上的雪铲下来，填到地窖里去……”
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也相信别人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作坊里的祝贺仪式结束后，我换了衣服，跑到院子里，爬上货仓的屋顶，铲起一个冬天堆积下来的又厚又结实的雪。由于过分兴奋，我忘了打开地窖的门，结果铲下来的雪把地窖的门堵死了。我跳到地上，才发现自己做错了事，于是赶紧动手把门前的积雪铲掉。这时湿雪已经结成了硬块，木铲铲不动，铁锹又没有，我一下子把木铲折断了。这时正巧掌柜从边门走进来，被他看见了。这下倒是应验了俄罗斯一句俗语：“乐极生悲。”
“你干得好啊，”掌柜走到我跟前，冷笑着说。“嘿，你这雇工，见你的鬼去吧！我恨不得揪住你的笨脑袋瓜揍你一顿……”
他抡起木铲柄要打我，我急忙闪开，气愤地说：
“我可不是你们雇来扫院子的……”
他把木铲扔在我的脚上，我抓起一团雪掷在他的脸上回敬他。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跑了，我丢下活儿，走进作坊。过了几分钟，掌柜的未婚妻下楼来，这是一个满脸粉刺、举止轻佻的姑娘。
“叫马克西梅奇到楼上去！ ”
“我不去，”我说。
拉里奥内奇惊讶地低声问道：
“怎么，你不去？”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忧心忡忡地皱起眉头，压低嗓音对我说了一句，就上楼去了。他说：
“你啊，小兄弟，太莽撞了……”
全作坊顿时像炸开了锅，大家纷纷骂掌柜。卡别久欣说：
“瞧，现在他们要撵你走了！ ”
这我不怕。我跟掌柜早就相处不下去了。他把我看成眼中钉，对我越来越恨之入骨，我也不能容忍他，但是我想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蛮不讲理。
他经常把铜板丢在小铺的地板上。我扫地的时候发现了，拾起来放到柜台上的一只小碗里，小碗里本来就有一些准备施舍给乞丐的铜板和戈比。后来我意识到，我经常能捡到钱其中必有原因，于是我对掌柜说：
“你经常扔给我钱是枉费心机！ ”
他突然火冒三丈，冲口而出地嚷道：
“你胆敢教训我，我做的事我知道！ ”
可是他立刻又改口说：
“我怎么会把钱随便扔掉呢？那些钱是自己掉到地上的……”
他不准我在店堂里读书，他说：
“你脑瓜这么笨，不配看书！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小子，也一心想读圣贤书吗？”
他不断用二十戈比的硬币来引诱我，使我落入他的圈套。我明白，要是我扫地的时候一不小心将硬币扫进地板缝里，他就会说我偷了钱。于是我又劝他别再玩这种把戏了，可是就在这一天，我从小酒馆里打开水回来，听见他在怂恿隔壁店铺里刚雇来的掌柜说：
“你不妨教他去偷圣诗，我们很快就会收到圣诗，有三箱……”
我明白他们指的是我。我一走进店堂，他们俩顿时窘住了。不过，即使没有这种迹象，我也有理由怀疑他们愚蠢地密谋要坑害我。
隔壁的掌柜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他效劳了。他算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却害了狂饮病。狂饮病一发作，老板就把他撵走，过后又把这个长着一对狡黠的眼睛的瘦弱的人召回来。他外表温顺，善于看老板眼色行事，在他那张长着大胡子的脸上总是挂着睿智的笑容；他爱说尖刻的话，但口中常常冒出一股臭味，只有牙蛀的人才会有这种难闻的气味，尽管他有一口又白又结实的牙齿。
有一次，他使我大吃一惊。他走到我跟前，亲热地对我微笑，突然，他把我头上的帽子打落在地，抓住我的头发。我们厮打起来，他把我从穿廊里推进店堂，拼命想把我推倒在竖立在地板上的大神龛上。如果他的企图得逞，我就会撞碎玻璃，损坏雕饰，而且一定会划破贵重的圣像。幸而，他力气不大，我终于战胜了他。可是使我惊讶不已的是，这个大胡子男人竟然坐在地板上，一边擦着打破的鼻子，一边伤心地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家的老板都出去了，店铺里只剩下我们俩，他用一只手指揉着鼻梁上和眼睛下面的肿块，一边很友好地对我说：
“你以为那次我向你发起突然袭击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吗？我可不是傻瓜，我料到你一定能打败我。我身体衰弱，爱喝酒。是老板叫我这样做的，他说：‘去揪住他的头发，要竭力让他在打架的时候让店铺里的东西多毁坏些，反正亏的是他们！’我自己可不会这样做的，现在你瞧，你把我打得满脸都是青伤……”
我相信他的话，可怜起他来。我知道他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那个女人常常打他。不过，我还是问他一句：
“要是他们让你去毒死人，你也干吗？”
“他会的，”掌柜带着令人怜悯的笑容轻声说道。“他——会的……”
过后不久，他问我：
“你听我说，我现在身无分文，家里没有吃的，那个女人整天骂人。朋友，你到仓房里去偷个圣像出来，随便哪种都可以，我拿去把它卖了，怎么样？你干吗？要不，偷本《圣诗》也行？”
我想起了鞋店和那个教堂看守人。我暗自思忖：这个人一定会出卖我！可是，当时我很难回绝他，我给了他一个圣像，至于去偷价值好几卢布的《圣诗》，我下不了决心，而且我认为这样做就是犯弥天大罪。有什么办法呢？道德里永远包含着一个简单易懂的道理。神圣而朴素的《刑法典》十分清楚地揭示了这个小小的秘密，在这个秘密背后，隐藏着一个私有财产的弥天大谎。
当我听说我们的掌柜怂恿这个可怜虫唆使我去偷《圣诗》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事情已经明摆着，我们的掌柜知道我在拿他的东西送人情，而且隔壁的掌柜已经把我偷圣像的事告诉了他。
我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的肮脏行为，以及他们为我设下的卑劣圈套，这一切凑在一起激起我的愤怒和对自己、对所有人的憎恨。一连好几天，我都难过得要命，一直盼着那几箱书什么时候能送到。后来书终于送来了，我在仓房里整理这些书的时候，隔壁的掌柜走来，要我给他一本《圣诗》。
于是我问他：
“你把偷圣像的事对我们的掌柜说了吗？”
“说了，”他沮丧地回答。“老弟，我这个人什么事情都瞒不住……”
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跌坐在地板上，瞪大眼睛看着他。他装出一副尴尬和极其可怜的样子，急忙嘟哝着说：
“你要知道，你们的掌柜自己猜到，确切地说，是我们的老板猜到后告诉你们的掌柜的……”
我似乎觉得我这下子完了，这些人背地里在暗算我，现在我只得等待去少年教养院了。到了这个地步，我横竖一样了！一个人既然已经淹入水里，那就索性沉到水底。我把一本《圣诗》塞给隔壁的掌柜，他把它藏在大衣里，急忙走了，可是又立刻折回来。接着那本《圣诗》落到我的脚下，他丢下一句话后，匆匆离去了。他说：
“我不要！我会跟你一起完蛋的……”
我不明白他的话：为什么他会跟我一起完蛋？可是我很高兴他没有把书拿走。打这以后，我们店铺里的小个子掌柜对我更加猜疑，更加心怀不满。
现在我看到拉里奥内奇上楼去，就想起这一切。他在楼上待了一会儿，又下来了，神情比往常更加沮丧，更加沉闷。晚饭前，他单独对我说：
“我替你求过情了，让他们叫你从店铺里出来，到作坊里去干活。结果不成！金龟子不答应。他对你很不满意……”
在这屋子里我还有一个冤家对头，就是那个举止十分轻狂的姑娘，掌柜的未婚妻。作坊里的年轻人常常在外屋等候她，跟她搂搂抱抱。她对这种举动一点都不生气，只是像小狗一样轻轻地尖叫几声。她从早到晚嘴里不停地嚼着东西，口袋里总是塞满蜜糖饼干和面饼，她的下巴颏无时无刻不在翕动。看着她那轻浮的面孔和骚动不安的灰色小眼睛，觉得很不舒服。她常常叫我和巴维尔猜粗俗下流的谜语，让我们念夹杂着污言秽语的绕口令。
有一次，一个上了年纪的画匠对她说：
“你这姑娘真不害臊！ ”
她立刻用句不顾廉耻的歌词来回敬他：
如果姑娘羞答答，
只能永远嫁不出去……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姑娘，她肆无忌惮地对我打情骂俏，使我觉得讨厌，又叫我害怕。她见我对她的挑逗漠然置之，反而变本加厉了。
有一次，我和巴维尔在地窖里帮她用开水洗烫放过克瓦斯和酸黄瓜的木桶，她问我们：
“小伙子们，要不要我来教你们怎样亲嘴？”
“这种事我做起来要比你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她。我对她说：
“你要亲嘴，去找你的未婚夫亲吧。”我的话说得不太客气，她发火了。
“嘿，多粗野的人啊！本小姐向他献殷勤，他倒端起架子来了。你说，你算什么人物！ ”
接着，她伸出一只手指威吓我说：
“哼，你等着瞧，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
巴维尔附和着我对她说：
“要是你的未婚夫知道你寡廉鲜耻，他一定会揍你一顿。”
她满不在乎地皱起长满粉刺的脸说：
“我才不怕他呢！凭我这份嫁妆，我能找到十个比他强的男人。姑娘家只有趁没有结婚的时候尽情玩乐。”
于是她跟巴维尔调起情来。打这以后，我又多了一个乐此不疲的告密者。
我在小铺里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我读完所有的宗教书籍，经学家们的争论和谈话再也不能引起我丝毫的兴趣，因为他们总是老生常谈，没有一点儿新意。只有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依然吸引着我，因为他知道很多人间的黑暗生活，而且很有口才，说起来有声有色。有时我心里想，那个孤独的、爱报复的先知以利沙就是这样浪迹天涯的。
可是，每当我坦率地向这位老人谈起我自己对人的某些想法的时候，他总是和善地听完我的话，然后转告掌柜。可是掌柜听了以后，不是嘲笑我，就是怒气冲冲地骂我一顿。
有一天我对老人说，有时候我把他的话记在一本已经抄录了许多诗歌和各种名言的本子上。这个经学家听我这样说，简直吓坏了，他急忙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跟前，惶恐不安地问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孩子，这可不行！为了记住吗？不，你别干这种事！你这孩子真是胡闹！你把抄录的东西给我行吗？”
他劝了我很久，硬要我把本子交给他，或者把它烧掉。接着他生气地对掌柜嘀咕了一通。
在回家的路上，掌柜厉声对我说：
“听说你在抄录东西，以后别再干了！听见了吗？只有密探才干这种事。”
我贸然地问：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录。”
“是吗？这个高个子傻瓜……”
他沉默良久，然后用特别温和的口气对我说：
“我说，你把自己的，还有西塔诺夫的本子拿给我看看，我给你半卢布！不过，你不能让西塔诺夫知道，要悄悄地……”
他想必很自信，我会照他的意愿去做。于是他再没有说一句话，迈开两条短腿跑到我前头去了。
回到家里，我把掌柜的话告诉了西塔诺夫。他皱起了眉头。
“你不该说走了嘴……现在他会唆使别人把我的和你的本子偷走。把你的本子给我，我把它藏起来……你瞧着吧，他很快会把你撵走的！ ”
我相信迟早会这样，于是拿定主意等到外祖母一回到城里，我就离开这儿。外祖母在巴拉赫纳住了一个冬天，有人请她到那里去教姑娘们钩花边。外祖父又住到库纳维诺去了，我不去他那儿，何况他到城里来的时候也没有来看望过我一次。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相遇，他穿了一件笨重的浣熊皮大衣，神气十足地慢慢走着，像个神父。我向他打招呼，他却手搭凉棚瞅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
“啊，是你，你现在可是个圣像画匠了，对，对 ……哦，你走吧，走吧！ ”
他把我从路上推开，仍像刚才那样，神气十足地慢慢向前走去。
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外祖母。她总是不知劳累地干活，养活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外祖父，还要照料舅舅的孩子。尤其是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使她操碎了心。萨沙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是个幻想家，又是个书迷。他在染坊里干活，可是经常改行当。他失业的时候，靠外祖母养活他，坐等外祖母替他找到新的活计。萨沙的姐姐也靠外祖母养活，她不幸嫁给了一个嗜酒成癖的作坊雇工，丈夫常常打她，把她从家里赶出去。
我每次见到外祖母，总是格外敬佩她那颗善良的心。可是我也觉得她那美好的心灵已经被神话故事所迷惑，看不见，也无法理解痛苦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无法理解我的烦恼和不安。
“得忍耐，阿廖沙！ ”
这就是她对我说的生活中的丑恶，人们的痛苦、忧伤，以及使我感到愤慨的一切所能作出的惟一回答。
我这个人不善于忍耐，即使有时表现出牲畜、树木、石头所具有的这种美德，我也只是为了考验自己的承受力和意志力。有时半大的孩子们为了逞强和出于对成年人的力量的羡慕，往往试图举起，也确实举起大大超过他们肌肉和筋骨所能承受的重物，他们便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像大力士一样，举着两普特重的哑铃在胸前画十字。
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来说，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举动，只是由于侥幸才没有受到致命的内伤，没有留下终身残疾。只有忍耐和对外界力量的屈从才是最可怕的使人致残的东西。
如果我最终变成残疾埋进泥土里，那么我将会在临终前不无自豪地说，四十年来那些善良的人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扭曲我的灵魂，然而他们不懈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得逞。
我想搞恶作剧，为大家解解闷，引得大家发笑，这种愿望近来变得越来越强烈。我终于成功了。我能够把下诺夫哥罗德市场里形形色色的生意人说得惟妙惟肖，能够模仿那些庄稼汉和婆娘怎样兜售和收购圣像，掌柜又怎样巧妙地哄骗他们，以及那些有学问的人怎样跟他们争吵不休。
作坊里的人听了哈哈大笑，他们常常丢下手头的活儿，看着我表演，可是事后拉里奥内奇总是劝我：
“你最好晚饭以后再表演，要不，妨碍干活了……”
“表演”结束后，我感到一身轻松，仿佛卸掉了重负。半小时里，甚至一小时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非常舒服。可是过后，我似乎觉得脑子里又装满了尖尖的小钉子，它们在里面晃动，摩擦生热。
突然，似乎有一锅肮脏的稀粥在我周围沸腾起来，我觉得自己泡在里面，慢慢地被煮烂了。
我思忖着：
“难道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吗？我也会像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找不着，看不到一点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吗？”
“你变得爱发脾气了，马克西梅奇，”日哈列夫凝视着我，说。
西塔诺夫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生活固执地、粗暴地抹去刻在我心灵上的最美好的记载，卑鄙地用多余的废话取而代之，我愤怒而坚决地与这种暴力进行抗争。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在同一条河里漂流，然而对我而言，河水显得太凉，它不能像托住别人一样，把我轻轻托起。有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快要沉到水底了。
大家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不再像对巴维尔那样对我大声吼叫，也不任意支使我。他们为了表示对我特别尊重，称呼起我的父名来。这一切都很好，可是我痛苦地看到许多人酗酒，成了一个个令人厌恶的酒鬼，看到他们对女人的病态模样，虽然我明白，伏特加和女人是他们这种生活中的惟一消遣。
我常常愁肠百结地回想起那个聪慧大胆的娜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也把女人叫做消遣品。
那么，照这种说法，外祖母算什么呢？还有玛戈王后呢？
我常常怀着近似畏惧的心情回忆起玛戈王后，她像我在梦中见到的那样，处处与众不同。
我过多地考虑起女人的问题，甚至拿不定主意：下一个节日要不要到大家都去的地方去？这并不是肉体上的欲望。我身体健康，而且特别爱清洁，可是有时候我发疯似的想搂抱一个温柔而聪明的人，像对母亲倾诉那样，坦率地、没完没了地把自己心中的忧虑述说给他听。
我很羡慕巴维尔，每到晚上他常常把他与对面人家的女仆的风流韵事讲给我听。
“是这么回事，兄弟：一个月以前，我曾经往她身上扔雪团，因为我不喜欢她，可是现在坐在长板凳上，紧挨着她，显得对她比谁都亲热！ ”
“你们在一起谈些什么呢？”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说自己的身世，我也对她谈自己的身世。嗯，我们还常亲吻……不过她是个纯洁的姑娘……兄弟，她真好！……瞧你，抽起烟来像个老兵油子！ ”
我的烟瘾很大，烟草使我陶醉，能麻痹我焦虑不安的心绪。还算幸运，我讨厌伏特加的气味和味道，而巴维尔很爱喝酒，喝醉了，就哭丧着脸说：
“我要回家，回家！放我回家……”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父母早已去世，他没有兄弟姐妹，八岁开始就寄人篱下。
我一直焦躁不安，怏怏不乐，春天的召唤更使我心烦意乱，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去干活，等船到阿斯特拉罕，便从那里逃往波斯。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为什么我那时偏偏要到波斯去，也许仅仅因为我喜欢那些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场上做买卖的波斯商人：他们像尊石头神像坐在太阳底下，捋着染色的大胡子，一边悠闲地抽着水烟，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似乎无所不知。
要不是过复活节，我也许早就跑掉了。在复活节的那一周里，一部分画匠回乡下去了，留下来的人整天喝酒。有一天天气晴朗，我一个人在奥卡河沿岸的田野上散步，遇见了我的老东家——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一件灰色的薄大衣，两手插在裤袋里，嘴里衔着香烟，帽子扣在后脑勺上。他看见我，可爱的脸上露出友善的笑容。他悠闲自在，喜形于色，一副样子十分讨人喜欢。田野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啊，佩什科夫，复活节好！”
我们互吻三次以示祝贺。他问我生活过得怎么样，我坦率地告诉他，作坊也罢，城里也罢，我都厌倦了，我决定到波斯去。
“别去，”他一本正经地说。“真见鬼，波斯有什么好的？兄弟，这我知道，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曾想到那鬼地方去！ ……”
他这样大胆地把鬼挂在嘴上，我听了很高兴。在他身上焕发着一种美好的春天的气息，显得逍遥自在，不拘小节。
“抽烟吗？”他把一只装着粗烟卷的银烟盒递到我面前，问道。
嘿，这下我被彻底征服了！
“你听我说，佩什科夫，再到我这儿来干活吧！”他说。“兄弟，我今年承包了市场上四万项左右的工程，你明白吗？我把你安顿在市场的工地上，在我手下担任工长之类的职务，专门验收各种建筑材料，负责监督将这些材料按时送到各个工地，并且不让雇工们偷窃。你看行吗？至于工钱嘛，每月五卢布，另加每天五戈比饭钱。你早出晚归，我家里那两个女人管不着你，跟你不相干！不过你不要告诉她们，我们在这儿见过面。复活节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你直接来找我就行！”
我们像好朋友一样分手了，临别，他握了握我的手，甚至走出一段路以后还打远处向我挥挥帽子。
我回到作坊，告诉他们我要离开这里。这消息起初引起大多数人的使我得意的惋惜，尤其使巴维尔感到坐立不安。
“唉，你要好好想想，”他用责备的口气说，“你跟我们已生活惯了，你往后怎么跟各种各样的乡巴佬待在一起？他们都是些木匠、漆匠……唉，你呀！这真可谓‘助祭不当，去当圣堂工友’。”
日哈列夫嘟哝着说：
“鱼往深处游，棒小伙子却往低处走……”
作坊里的人为我开了一个送别会，气氛很悲怆，很乏味。
“当然，各种活儿都应该试试，”日哈列夫说，他喝多了酒，脸色发黄。“最好一下子就能紧紧抓到一个活儿……”
“一辈子干到底，”拉里奥内奇轻轻补充了一句。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话说得很勉强，似乎是为了尽自己的责任。那根把我和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线似乎一下子烂了，扯断了。
喝得醉醺醺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翻来覆去，扯着嘶哑的嗓子说：
“只要我一句话，管叫你们统统去坐牢！我知道一个秘密！这里谁信仰上帝啊？嘿，嘿……”
跟平时一样，一些没有画完的、模糊不清的圣像靠在墙脚，天花板上粘着玻璃圆球。大家早就不挑灯夜里干活了，那几只玻璃圆球因为一直无人擦洗，已蒙上了一层灰扑扑的烟黑和尘土。周围的一切都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闭上眼睛，我也能在黑暗中看见整个地下室，看见那些桌子、放在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带笔托的画笔、圣像、屋角里的泔水桶，泔水桶上面有只像消防帽似的铜面盆，还看见戈戈列夫从高板床上挂下来的一条裸露的大腿，像溺水者的腿一样颜色发青。
我真想快点离开作坊，可是在俄罗斯人们总是喜欢延缓伤心的时刻；大家互相告别，好像在做安魂弥撒。
日哈列夫皱着眉头对我说：
“这本《恶魔》我不能还给你了，我就给你二十戈比，怎么样？”
这本书是属于我的，是当消防队长的老头儿送给我的，我舍不得把莱蒙托夫的这本书送给别人。日哈列夫见我面有难色，不肯将钱收下，就心安理得地把钱塞进了钱包，然后斩钉截铁地说：
“随你的便，这本书我是不愿给你的！这本书不适合你读，你读了这本书，用不了多久就会惹出祸来……”
“可是书店里也卖这本书，我看到过！ ”
不过他更具说服力地对我说：
“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商店里还卖手枪呢……”
就这样，他没有把莱蒙托夫的这本书还给我。
我想上楼去跟老板娘告别，在外屋遇上了她的侄女，她问我：
“听说你要走了，是吗？”
“是的。”
“要是你自己不走，他们也会赶你走的，”她告诉我说，虽然她说得不很客气，倒是出于一片真心。
带有几分醉意的老板娘说：
“再见，愿基督保佑你！你是个坏孩子，犟头倔脑！虽然我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地方不好，可是大家都说你不好。”
突然，她哭了起来，噙着眼泪说：
“要是我那个温柔体贴的丈夫、我心爱的宝贝还在人世，他一定会揪住你的头发，揍你一顿，给你一脖儿拐，可是他会把你留下，不会赶你走的！可是现在情况跟以前不一样，谁有点差错，马上就叫他滚蛋！哎呀，孩子，你现在上哪儿去呢？去投靠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