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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奥西普像当初的司炉工雅科夫那样,顿时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高大,他用身子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所有其他的人。他有的地方和司炉工十分相似,同时也使我联想起外祖父、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和厨师斯穆雷,联想起牢牢铭刻在我脑海里的所有的人,并且留下深深的印痕,就像大钟上的铜绿。我发现他有两种思想:白天干活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他的一些活跃而单纯的想法切合实际,比较容易理解,可是每逢傍晚休息,他和我一起进城去找做煎饼生意的相好,或者他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的想法又不一样了。他晚上的一些思想很特别,具有多面性,仿佛向四面八方射出的灯光。这些思想光芒四射,然而哪儿是它们的真面貌呢?这种或者那种思想的哪一方面使奥西普感到更亲近,更宝贵呢?

我觉得奥西普比我以前遇到的人要聪明得多,我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这种心情,就像我当初和司炉工雅科夫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我很想了解他这个人,弄清楚他这个人,可是他呢,总是滑来滑去,游移不定,使你无法捉住他。他的真相藏在哪里?可以相信他什么?

我想起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

“你自己去找,看我藏在哪里,你去找吧! ”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然而和自尊心相比,受到更大伤害的是我没能够了解这个老头儿,而这恰恰是我迫切需要做的事。

尽管他让人难以捉摸,他却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似乎还能活一百年,一百年以后,还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在思想变化无常的人们中间毫不动摇地我行我素。那个经学家给我留下同样的印象,然而他的坚定不移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奥西普的坚定不移跟他不一样,它使我心情舒畅。

我强烈地感受到人们的摇摆性,他们常常像变魔术似的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不时地把我推倒。我已经被这些不可理解的跳跃弄得筋疲力尽。他们悄悄地扑灭我对人们的强烈兴趣,搅乱我对人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我们的工地上飞快地驶来一辆快要散架的四轮马车。驭座上坐着喝得醉醺醺的马车夫,阴沉着脸,打着嗝儿。他满脸胡子,没戴帽子,嘴唇被人打破了。格里戈里·希什林躺在马车里,也喝醉了,一个脸颊通红的胖姑娘挽着他的胳膊。那姑娘头戴一顶缀着红蝴蝶结和樱桃玻璃珠子的草帽,手里打着一把小阳伞,光脚穿双胶皮套鞋。她挥动着阳伞,摇晃着身子,一边哈哈大笑,一边高声叫着:

“真见鬼!市场没有开张,现在还没有市场,可他们却叫我来逛市场! ”

格里戈里蔫不唧的,头发蓬乱,衣衫不整,从马车上下来,一屁股坐到地上,眼泪汪汪地对我们这些观众说:

“我给你们跪下了,我造了很多孽!我一念之差造了孽,就成了这样!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说得很对,你们原谅我吧!我可以请你们吃饭。他说得很对:‘我们只能活一次……不能活第二次……’”

那姑娘格格地发笑,跺着脚,把套鞋也丢了。这时马车夫沉着脸叫道:

“快赶路吧!大嗓门的人,咱们走吧,马都快站不住啦! ”

那是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驽马,全身冒汗,一动也不动地站着,这一切真叫人忍俊不禁。格里戈里手下的雇工看着自己的工头、浓妆艳抹的女人和呆头呆脑的车夫,也放声大笑。

只有福马不笑,跟我一起站在一家小铺的门前,他嘀咕着说:

“卑鄙下流……他家里有老婆,一个挺漂亮的女人!”

马车夫一个劲儿地催着赶路,那姑娘从马车上下来,将格里戈里扶上马车,让他躺在自己脚边,然后挥了挥阳伞,叫道:

“我们走吧!”

雇工们都羡慕自己的工头艳福不浅,善意地对他冷嘲热讽,后来福马喊了一声,大家才动手干起活来。显然,福马不喜欢看到格里戈里这副可笑的样子。

“他还算是个工头呢!”他嘟哝着说。“这活儿还要干一个月不到,干完了,就回乡下去……他却等不及了……”

我替格里戈里感到惋惜,他跟这个饰有樱桃玻璃珠子的姑娘搅和在一起真是荒唐透顶。

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希什林可以当工头,而福马·图契科夫却是雇工呢?

福马是个身体健壮、肤色白净的小伙子,拳曲的头发,圆圆的脸蛋,有条鹰钩鼻子和一双聪明的灰眼睛,看上去不像是个乡巴佬。如果他好好打扮一下,那活脱儿是个名门阔少。他郁郁寡欢,说话很少,但很认真。他识点字,常常帮工头记账,造预算,他很会督促雇工们好好干活,而自己却常常偷懒。

“这活儿一辈子都干不完,”他平静地说。他把什么书籍都不放在眼里,他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印出来,要不信,我也能想出点什么印成书,这算不了一回事……”

可是,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很关注,如果他对一件什么事感兴趣,就会刨根问底弄个明白。他总是专心致志地考虑自己的事,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他应该当包工头,他却懒洋洋地说:

“要是我一下子能挣几千卢布,那倒还可以凑合去干干……可是为了一点点小钱,去跟这帮人打交道,那不是白忙乎吗?我不干。看来,我还是到奥兰基去,进修道院。我长得英俊,身强力壮,说不定哪个守寡的老板娘会喜欢上我!以前常有这种事情。谢尔加茨克城有个小伙子,两年里就交上好运,还娶了当地城里的一个姑娘。他常送圣像上门,于是被那个姑娘看上了……”

福马的打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人进修道院当了见习修士,从此过上轻松的生活,这种故事他知道得很多。我不爱听他讲这种故事,也不喜欢他的思想倾向,不过我相信他会进修道院的。

市场开张了,出乎大家意料,福马却到一家小饭馆里当了名堂倌。我不敢说他这一举动使伙伴们大吃一惊,但是大家都对他冷嘲热讽。每逢过节,大家打算聚在一起喝茶,总是讪笑着说:

“走,找咱们的店小二去! ”

他们走进小饭馆,像主人似的吆喝道:

“喂,跑堂的!鬈毛头,到这儿来! ”

福马走近前来,稍稍抬起头来,问:

“你们要点什么?”

“你连老朋友都认不出来了?”

“我正忙着,没注意……”

他知道伙伴们瞧不起他,想拿他寻开心,所以用木然等待的目光看着他们,他的面色变得呆滞,但是他仿佛在说:

“嗯,快点,你们是不是要取笑……”

“要给小费吗?”他们问他,并且故意在皮夹子里掏啊掏的,结果连一戈比都没给他。

我问福马:“你是怎么搞的?本来打算进修道院,却当了个堂倌。”

“我原本不打算进修道院的,”他回答,“当堂倌也不会长久……”

四年后,我在察里津遇见了他,他仍在一家小饭馆里当堂倌。后来我在报上看到,福马·图契科夫因撬锁盗窃未遂罪被捕。

泥瓦匠阿尔达利翁的经历尤其使我感到吃惊。他是彼得包工队里年龄最大、手艺最好的雇工。这个满脸黑胡子、性格开朗的四十岁的庄稼汉,也自然而然地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是工头,而是彼得?他很少喝酒,而且几乎从来没喝醉过。他的手艺十分高超,热爱自己的活儿,砖块在他手上飞来飞去,仿佛一只只红色的鸽子。那个体弱多病、愁眉不展的彼得跟他在一个包工队里,显得完全是多余的。关于活儿,他这样说:

“我为别人盖瓦房,就是为了给自己备下一口木棺材……”

阿尔达利翁一边劲头十足地砌着砖,一边高声吆喝:

“嘿,干吧,伙计们,为了上帝的荣耀! ”

他告诉大家,来年春天他要到托木斯克去,他的姐夫在那里承包了一项大工程——建造一座教堂。他叫他去当工长。

“这件事已经定下了。造教堂——这个活儿我喜欢!”他说,并且劝我说,“跟我一起去吧!在西伯利亚,老弟,识字的人在那里日子很好过,认字,大有用处! ”

我表示同意,阿尔达利翁得意地叫道:

“就这么说定了!这是正经事,可不能开玩笑……”

他常常善意地讥笑彼得和格里戈里,就像大人逗弄小孩一样。他对奥西普说:

“他们爱吹牛,喜欢在别人面前耍小聪明,就像打牌似的。一个人 说:‘我手里有多好的花色牌。’另一个人说:‘我手上都是王牌! ’”

奥西普含含糊糊地说:

“又能怎么样呢?吹牛是人的本性,所有的姑娘都是挺着胸脯走路的……”

“他们整天唉声叹气,口口声声祈求上帝保佑,其实都在拼命攒钱! ”阿尔达利翁还在一个劲儿地说下去。

“不过,格里戈里没在攒钱……”

“我是说我们队里的工头。我要是现在能到森林里去,到沙漠里去,该多好啊……唉,我在这儿待腻了,来年春天,我就去西伯利亚……”

雇工们很羡慕阿尔达利翁,他们说:

“要是我们有你姐夫那样的靠山,我们也不会被西伯利亚吓退的……”

 突然,阿尔达利翁不见了。他是星期天离开包工队的,三天来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大家担心地猜测:

“会不会被人打死了?”

“要不,在河里洗澡淹死了?”

叶菲穆什卡来了,局促不安地告诉大家:

“阿尔达利翁在外边吃喝玩乐呢! ”

“你胡说些什么呀?”彼得不相信地叫起来。

“他的确在饮酒作乐,简直像着了火的干草房扑都扑不灭。这情形就像死了相亲相爱的老婆似的……”

“他老婆死了,他成了条光棍!现在他人呢?”

彼得气冲冲地去救阿尔达利翁,反而被他打了一顿。

这时奥西普嘴唇抿得紧紧的,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对大家说:

“让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可是个好人……”

我跟着他一起去了。

“瞧他这个人,”奥西普在路上对我说,“日子过得看起来很不错,突然,尾巴翘得高高的,在荒野里到处乱跑。你要小心,马克西梅奇,学着点……”

我们走进一家叫“库纳维诺快活村”的下等妓院,一个老太婆鬼鬼祟祟地出来迎接我们。奥西普跟她低语了几声,她便把我们领到一个空荡荡的小房间里。这房间又黑又脏,像个马厩。床上摊手摊脚地躺着一个臃肿的大个儿女人。老太婆伸出拳头捅了捅她的腰,说:

“出去!喂,癞蛤蟆,出去! ”

那女人惊恐地从床上起来,用手掌擦着脸,问道:

“天哪!谁来了?出什么事了?”

“侦探来了,”奥西普严肃地说。那女人惊叫了一声,拔腿就走。奥西普对着她的背影啐了一口唾沫,然后对我解释说:

“他们这种人见到侦探比见到魔鬼还害怕……”

老太婆从墙上摘下一面小镜子,稍稍掀开一块糊墙纸。

“你们过来瞧瞧:是不是这个人?”

奥西普往间壁的缝隙里看了一眼。

“正是他!快把这个女人赶走……”

我也朝缝隙里瞅了一眼,只见那个小房间跟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一模一样,也是又黑又脏。窗户被护窗板封得严严实实,窗台上点着一盏铁皮油灯,旁边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斜眼鞑靼女人,她在把一件衬衣改得小些。她身后是张床,阿尔达利翁睡在那里,他那浮肿的脸高高地枕在两只叠起来的枕头上,一脸的黑胡子乱七八糟地翘着。鞑靼女人哆嗦了一下,赶紧把衬衣披在身上,从床边走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

奥西普瞅了她一眼,又啐了一口唾沫,说:

“哼,你这不要脸的女人! ”

“你才是老傻瓜呢,”她笑着说。

奥西普伸出一只手指吓唬她,一边也笑了起来。

我们走进鞑靼女人的小房间,老头儿在阿尔达利翁脚边的床头坐了下来,叫唤他很久,但是没有能把他叫醒。这时,阿尔达利翁嘟嘟哝哝说:

“嗯……等一会儿,咱们走……”

他终于醒了,用奇怪的目光看了看奥西普,又看了看我,然后闭上布满血丝的眼睛,瓮声瓮气地说:

“唔,唔……”

“你怎么啦?”奥西普心平气和地说,虽然没有责备的口气,但是心里很不高兴。

“我酗酒了,”阿尔达利翁说,声音嘶哑,不停地咳嗽。

“怎么会这样?”

“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看来情况不好……”

“哪会好……”

阿尔达利翁从桌上拿起一瓶打开过的伏特加,对着瓶口咕咚咕咚喝了起来,然后对奥西普说:

“想喝吗?这儿大概还有点下酒的菜……”

老头儿往嘴里倒了一口酒,咽了下去,皱了皱眉头,然后专心地嚼起一小片面包。神志不清的阿尔达利翁无精打采地说:

“我跟那个鞑靼女人勾搭上了。这一切都是叶菲穆什卡惹的祸,他说有个鞑靼女人,年纪很轻,单身一人,从卡西莫夫来的,打算在这里的市场上做生意。”

这时从间壁后面传来欢快的声音,说的是蹩脚的俄语:“鞑靼女人真棒!像只小母鸡。把他赶出去,他又不是你老爹……”

“就是她,”阿尔达利翁发呆地望着间壁,嘟哝着说。

“我见过,”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转过身来对我说:

“老弟,你瞧我这副模样……”

我本来以为奥西普一定会责骂阿尔达利翁,教训他一顿,然后后者羞愧地进行忏悔。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只是心平气和地简短交谈了几句。我看到他们坐在这个又黑又脏的房间里,心里很不好受。那个鞑靼女人朝着间壁缝隙说些逗笑的话,可是他们只当没有听见。奥西普从桌上拿起一条里海拟鱼干,往靴子上磕了磕,然后仔细地剥起鱼皮。他问:

“钱都花光了吗?”

“彼得还欠我的钱……”

“瞧你这副样子,能恢复得过来吗?你最好还是去托木斯克……”

“只能这样,去托木斯克吧……”

“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要是别人叫我去就好了。”

“为什么?”

“可眼下是姐姐和姐夫……”

“那又怎么呢?”

“到自己亲戚当头儿的地方去干活,心里总感到不痛快……”

“头儿到处都是一样的。”

“毕竟……”

他们谈得很融洽,很认真,连那个鞑靼女人也不再逗弄他们。她走进房间,一声不吭地取下挂在墙上的衣服,走了。

“她很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瞅了瞅他,并不懊丧地说:

“这都是叶菲穆什卡惹出来的。他除了女人,什么都不懂……那个鞑靼女人整天嘻嘻哈哈,老是胡闹……”

“你要留神,别弄得自己脱不了身,”奥西普提醒他说。他把鱼干吃完后,起身告辞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问奥西普:

“你为什么去找他?”

“我想去看看。他是我的熟人。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一个人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可是突然像从监狱里冲出来一样,到处乱闯,”他把以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千万不能喝伏特加! ”

可是,他马上又说:

“没有它,太寂寞! ”

“没有伏特加吗?”

“对!喝了酒,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阿尔达利翁果然不能自拔。几天后他来上工了,可是很快又不见了。第二年春天,我在一群无业游民中遇见他。他正在敲停在河湾里的驳船四周的冰块。我们见了面很高兴,一起到一家小饭馆去喝茶。他一边喝茶,一边吹嘘说:

“我当初不过是个小工,你还记得吗?我现在直说了吧:其实我干这一行是把好手!能挣几百卢布……”

“不过,你没有挣到。”

“对,我是没有挣到钱!”他高傲地喊叫起来。“我瞧不上这个活儿! ”

他说得手舞足蹈,小饭馆里的人都竖耳倾听他的慷慨陈词。

“你还记得那个叫彼得鲁哈的小偷关于活儿的话吗?给别人造瓦房,给自己做木棺材。这就是所谓的活儿! ”

我说:

“彼得鲁哈害病了,他怕死。”

阿尔达利翁嚷嚷起来:

“我也害病,我每天心神不定! ”

每逢假日,我常常出城到无业游民栖身的百万街去,看到阿尔达利翁已经很快成了流浪汉队伍中的一员。一年前他还是个性格开朗、干活认真的人,可是现在他变得喜欢大喊大叫,走起路来也与众不同,大摇大摆,看人的时候目光盛气凌人,似乎要跟所有的人吵嘴打架。他总是自吹自擂:

“你瞧,这里的人对我怎么样?我在这儿跟头领没什么两样! ”

他一点不吝惜自己挣来的钱,经常请流浪汉们吃饭,遇到别人打架,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并且大声疾呼:

“弟兄们,不公道!做事应当公道!”

他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公道人”,他很喜欢这个称呼。

我细心观察这些人,他们挤挤插插地住在这条街上一座像监狱似的破旧肮脏的砖房里。他们被生活所遗弃,可是他们却为自己建立了不依赖于主人们的快乐生活。他们无忧无虑,勇敢剽悍,使我联想起外祖父的故事里那些往往沦落为强盗和苦行僧的纤夫。他们无活可干的时候,就不择手段地到船上去小偷小摸。我对此倒并不介意,因为我看到整个生活已经被偷得千疮百孔,像件用灰线缝制的旧衣服,同时我还发现,这些人有时干起活来十分卖劲,不遗余力,比方说,在紧急装卸货物的时候,在救火的时候和在流冰期,他们就是这样干的。总的说来,他们的生活比其他所有的人都快活。

但是,奥西普发现我跟阿尔达利翁很要好,便慈父般地提醒我说:

“你听我说,亲爱的,苦命的枯木头。你为什么老是往百万街上跑,跟那帮人打得火热呢?你得留神,到头来别害了自己……”

我找出各种理由向他说明我喜欢这些人,他们虽然没有活儿干,日子却过得很快活。

“像天上的小鸟一样,”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他们所以这样,因为他们都是懒汉,是一帮没有出息的人,干活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受罪! ”

“那么干活又怎么样呢?常言道:光靠诚实的劳动,挣不到一间瓦房! ”

这句话我脱口而出,因为这句俗语我听得太多了,而且觉得它很有道理。但是奥西普却对我大发雷霆,叫道:

“这是谁说的?是傻瓜和懒汉说的。可是你,小狗崽子,不该听这种话!真有你的!这种蠢话只有心怀妒忌的人、一生倒霉的人才说得出来。你应该先等羽毛丰满,然后再飞向高空!我要把你跟这帮人的交往告诉你东家,请你不要见怪! ”

他果然把这事告诉了东家。东家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佩什科夫,你别再去百万街了!那儿尽是男盗女娼,没有一个好人,那条路是通向牢狱和医院的。别再去了! ”

我从此瞒着他们偷偷到百万街去。可是不久,我不得不跟他们断绝了往来。

有一次,我和阿尔达利翁,还有他的伙伴罗别诺克,坐在一家小客栈院子里的板棚的屋顶上。罗别诺克给我们讲述他怎样从顿河罗斯托夫一路长途跋涉,步行到莫斯科的,讲得很好笑。他曾经是个工兵,得过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在俄土战争中,他的一个膝盖被打伤,从此成了瘸子。他个子矮小结实,膂力过人,但是力气对他没有用处。由于腿瘸,他不能干活。他还害过一场大病,病后头发、胡子都掉光了——脑袋活脱儿像个新生儿的脑袋。

他闪着棕褐色的眼睛,说:

“我到了谢尔普霍夫城,一个神父坐在栅栏围着的小花园里。我说:

‘神父,赏我这个俄土战争中的英雄几个小钱吧……”

阿尔达利翁摇摇头,说:

“哼,你胡说,胡说……”

“我干吗要胡说?”罗别诺克问,他倒没有生气,可是我的伙伴用教训的口气有气无力地说:

“你这人不正经!你应该恳求他让你当看门人。瘸子向来是当看门人的,可是你游手好闲,到处说谎……”

“我说谎也是为了让大家发笑,逗大家乐……”

“你应该笑你自己才对……”

虽然天气干爽晴朗,但是院子里却又暗又脏。这时出来一个女人,手里抖动着一件衣服,一边叫嚷道:

“谁要买裙子?喂,姐妹们……”

于是女人们纷纷从屋子的各个缝道里钻出来,紧紧围住那个女贩子。 我一下子认出她来,原来是洗衣妇娜塔莉娅!我赶快从屋顶上跳下来,可是她把裙子卖给第一个开价的人后,已经悄悄地走出院子了。

“你好!”我在大门外追上她,愉快地向她打招呼。

“你还要说什么吗?”她斜睨了我一眼,问道。突然,她停下脚步,气冲冲地叫道:

“天哪!你怎么在这儿? ……”

她的一声惊呼使我既感动,又不安。我明白她在为我担惊受怕:她那聪明的脸蛋上明显地露出惊恐不安的神情。我连忙向她解释,说我不住在这条街上,只不过有时候到这儿来看看。

“来看看?!”她用讥笑的口吻生气地高声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来看什么?来看过路人的口袋,还是娘儿们的胸脯?”

她面容憔悴,眼圈发黑,嘴角无力地耷拉着。

她在一家小饭馆门口站停下来,说:

“咱们进去喝杯茶吧!你穿得很干净,不像当地人,可是我不太相信你刚才说的……”

不过在小饭馆里坐定后,她好像相信我了,一边倒茶,一边干巴巴地说,她一小时以前才睡醒,还没有喝过茶,没吃过东西。

“昨天我喝醉了,迷迷糊糊地躺下了,已经记不起来在哪儿喝的酒,跟谁一起喝的酒。”

我很可怜她,在她面前觉得很不自在。我想问她:她的女儿在哪里?可是,她喝了几杯伏特加和热茶后,说起话来跟这条街上所有的女人一样,又泼辣又粗鲁。可是当我一问起她的女儿,她立刻清醒过来,叫道:

“你干吗打听我女儿?不,亲爱的,你得不到我女儿的,得不到的! ”

她又喝了口酒,说:

“女儿跟着我不会有出息。我是什么人?一个洗衣妇。我配做她的母亲吗?她受过教育,有学问。就是这么回事,小兄弟!她离开了我,去找有钱的女伴了……听说当了教师……”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问道:

“原来是这样!洗衣妇不配你的胃口吗?那么,街上的野鸡呢,配你的胃口吗?”

我当然一眼看出,她就是“野鸡”,因为现在街上没有别的女人。可是在她自己这么说的时候,我为她感到羞耻,替她惋惜,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好像她的这番告白灼伤了我的心——她不久以前还是个勇敢、聪明、独立自主的女人啊!

“唉,你啊,”她瞅了瞅我,叹了口气说。“快离开这儿!我求你,劝你别到这儿来,否则,会毁了自己的!”

过了一会儿,她伏在桌上,伸出一只手指在茶盘上比划,开始低声地、断断续续地、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可是我的恳求和忠告对你有什么用呢?连我的亲生女儿都不听我的话。我对她说:‘你不能抛弃自己的亲生母亲,你这是怎么啦?’她却回答:‘我要去上吊。’后来她到喀山去了,她想去学产科。嗯,很好,很好……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这样了……我去靠谁呢?只能求过路人……”

她没有说下去,久久地想着心事,默默地翕动着嘴唇,看来,她把我给忘了。她的两个嘴角耷拉下来,嘴巴变得像镰刀一样。她的嘴唇在发抖,颤抖的皱纹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我看在眼里,心中十分难过。她的脸露出一副孩子般受委屈的神情。一绺头发从头巾下露出来,垂到脸颊上,弯到小耳朵后面。杯里的茶水已经凉了,一滴眼泪落到了茶杯里。她觉察到了,推开茶杯,紧紧闭上眼睛,又挤出两滴眼泪,然后抓起头巾擦了擦脸。

我没有耐心再跟她坐下去,于是轻轻地站起身来。

“再见了! ”

“啊?你走,见鬼去吧!”她看都不看我一眼,挥一挥手,她大概忘记了谁跟她在一起。

我回到院子里去找阿尔达利翁,因为他打算约我一起去捉虾,我却想把这个女人的事告诉他。可是他和罗别诺克已经不在屋顶上了。当我在杂乱的院子里找他们的时候,从街上传来一阵听惯了的吵闹声。

我走出大门,正巧碰上娜塔莉娅。她抽泣着,一只手用头巾擦着被打伤的脸,另一只手梳理着凌乱的头发。她茫然地沿着人行道走去,后面跟着阿尔达利翁和罗别诺克。罗别诺克说:

“再给她一拳,再给她一拳! ”

阿尔达利翁追上那女人,向她抡起拳头。她回过身去,挺起胸膛对着他。她的脸色很可怕,眼睛里燃烧着憎恨的火焰。

“来,你打吧!”她叫道。

我一把抓住阿尔达利翁的胳膊,他惊讶地瞅了瞅我。

“你要干什么?”

“别碰她,”我好不容易才对他开口说。

他哈哈大笑起来。

“她是你的情妇?娜塔什卡,你真行啊,把小修士都搞到手了! ”

罗别诺克拍着大腿,也哈哈大笑。他们让我在滚烫的污水里不停地受煎熬,这使我太痛苦了!可是在他们辱骂我的时候,娜塔莉娅却趁机溜走了。我实在忍无可忍,最后只好用脑袋向罗别诺克的胸口撞过去,将他撞倒在地,我也趁机逃走了。

从那天起,我很久没有去百万街。我再一次遇见阿尔达利翁是在一条渡船上。

“你躲到哪儿去了?”他兴奋地问我。

我对阿尔达利翁说,我一想起他那次毒打娜塔莉娅,还用脏话辱骂我,就对他感到厌恶。他听了,温厚地笑了起来。

“难道你当真了?我们只不过逗你玩玩罢了!说到她,既然她是只‘野鸡’,干吗不能打呢?人家连老婆都打,像她这种女人更不值得可怜!不过这一切只是闹着玩的!其实我明白:拳头教训不了人! ”

“你能教训她什么呢?你哪一方面比她好呢?”

他搂住我的肩膀,边摇晃边冷笑着说:

“我们这些人都不像话,谁也不比谁好……我明白,老弟,从里到外我全明白!我可不是乡巴佬……”

他大概多喝了几杯酒,显得很兴奋,像一个善良的老师对待一个不成器的学生那样,用既亲切又惋惜的目光看着我……

……有时我也遇到巴维尔·奥金佐夫。他变得更加活泼,穿着非常讲究。他老是摆出一种故作大度的姿态责备我说:

“瞧你干的什么活呀,一点没出息!这帮乡巴佬……”

然后他伤心地把作坊里的近况说给我听。

“日哈列夫还是跟那条母牛鬼混。西塔诺夫看上去心里很痛苦:酒喝得很多。戈戈列夫被狼群吃掉了。他回家乡去过圣诞节,喝醉了酒,被狼群吃掉了! ”

巴维尔发出朗朗笑声,继续编造令人发笑的故事:

“那些狼把他吃完了,也都醉了!它们高高兴兴,像受过训练的狗一样,直起身子用后腿在森林里走来走去,一边嗥叫。过了一天一夜,它们全都死了! ……”

我听着也笑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作坊和我在那里经历的一切都已经离我很远了。我不由得感到几分惆怅和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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