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丝简直不相信他能成为一个作家，这可并没有使马丁改变对她的看法，也没有使他看不起她。他在刚度过的那段休养身心的假期里，花了很多时间来分析自己，因此对自己了解了不少。他发现自己爱美胜过爱名，还发现自己所以希望成名，主要还是为了罗丝。为了这个缘故，他的成名欲才是强烈的。他要在世人面前做一个伟人；照他的说法，要“干个成功”，这样他心爱的那个女人才能为他感到骄傲，并认为他是值得尊敬的。
就他自己而论，他热烈地爱好美，而为她服务所感到的喜悦，对他说来，就是足够的奖励。但他爱罗丝胜过爱美。他认为爱情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正是爱情，在他身子里发动了革命，把他从一个粗鲁的水手变成一个学生，一个艺术家；因此，他以为，爱情比学问和艺术都更伟大，是这三者之中最美好而最伟大的。他早已发觉自己的头脑比罗丝的来得强，同样的，它比她弟弟们的头脑，或者她父亲的都来得强了。尽管大学教育给了她不少有利的条件，她并且得了文学士的学位，他的智力还是使她的相形见绌，而一年左右的自学和锻炼，使他深深了解世界大事、艺术和生活，这是她万万做不到的。
这一切他全认识到，可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她的爱情，也不影响她对他的爱情。爱情是万分美好，万分崇高的，他呢，又是个万分忠诚的恋人，因此万万不肯用批判性的意见来糟蹋爱情。罗丝对艺术、道德品行、法国革命或者平等选举权抱着不同的看法，可这跟爱情又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全是思想活动，然而爱情是超出理智以外的；它是超理性的。他不能贬低爱情的价值。他膜拜着爱情。爱情待在高山之巅，在理智的谷地之上。爱情是生活的升华，人生的绝顶，它难得出现。幸亏他钻研了心爱的那些科学的哲学家的学说，他懂得了爱情在生物学上的意义；然而他用这种科学推理方法更进一步地思考，得出结论；爱情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目的，爱情是不可置疑的，必须被看作人生的最大报酬。因此，他认为恋人比任何生物都更幸福，想到那种“天字第一号的恋人”，超脱了尘世间的万物，超脱了富贵和物议、舆论和赞美，超脱了生命本身，“愿为一吻而死”，真叫他欢喜。
这一切马丁多半早就推究出来了，有一些则是他后来才理解的。同时，他认真地写作，除了去看罗丝以外，什么消遣也没有，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①。他出两块半钱一个月租金，从一位葡萄牙妇人玛丽亚·西尔瓦手里租到一间小屋子。她是个泼辣的寡妇，手脚勤快、脾气暴躁，好歹抚养着她那一大帮孩子，说不定隔多少时候，上拐角处那家带卖酒的食品店去花一毛五分钱买一加仑发酸的淡酒，来借酒浇愁，忘怀疲劳。马丁起初讨厌她，讨厌她那张爱骂人的臭嘴，后来看出她在跟生活进行着勇敢的斗争，就不禁渐渐钦佩起她来了。这所小屋子里一共只有四间房——除掉马丁住的那一间，只剩三间了。其中一间是会客室，铺着条色织地毯，很是花哨，还挂着她好多已去世的娃娃中的一个的讣告和遗像，弄得光景又很凄惨，这间房严格规定只作接待客人之用。百叶窗老是关着，除了有什么大事，她那批赤脚大仙是绝对不许踏进这片圣地的。她在厨房里做饭，大家也就在那里吃，除了星期日以外，她天天洗衣裳、上浆、烫衣裳，也都在这厨房里，因为她的收入多半是靠替比她富裕的街坊们洗衣裳挣来的。剩下来还有一间寝室，跟马丁住的那间一般小，她跟她的七个小家伙就挤在里头睡觉。马丁始终想不透他们怎么挤得下，每天晚上，他听见薄薄的板壁另一边传来他们上床时一举一动的声息：娃娃的哭叫，孩子的拌嘴，轻轻的唠叨，还有充满睡意的嘁嘁喳喳声，活像鸟儿的啁啾。玛丽亚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她的奶牛，一共两头，她早晚挤两次奶，这两头牛偷偷摸摸地吃长在空地和人行道两边的草活命，老是由她的衣衫褴褛的孩子看守着，不是一个，就是几个，他们的保卫任务主要是留神有没有牲畜栏看守②来。
①斯巴达为古希腊一城邦，其居民生活艰苦朴素、律己甚严。
②牲畜栏看守，负责照管官设牲畜栏，拘留侵入别人土地的狗、牛等动物，或收留走失的狗、牛等动物待领。
马丁在他那小房间里生活、睡觉、读书、写作并料理家务。在外眺屋前小阳台的唯一的窗子前搁着那只既当写字台，又当书架，又当打字机台的厨房用的桌子。床铺靠后墙放着，足足占去了整个房间三分之二的地位。桌子一边放着一张华丽得俗气的镜台，制造的人只想赚钱，不计实用，因此上面镶饰的薄板天天在碎裂下来。这张镜台搁在屋角里，它对面那个屋角，桌子的另一边是“厨房”——一只布匹箱上搁着火油炉，箱子里是碟子和炊事用具，墙上有块放食品的搁板，地板上搁着一桶水。马丁不得不到厨房水槽边去打水，因为他屋里没有水龙头。有些日子，他做起饭来有很多蒸汽冒出来，这时镜台上掉下的镶板就格外多。他的自行车用滑车吊起来，挂在床顶天花板上。起先，他把它放在地下室里；可是西尔瓦家的那帮孩子，把轴承弄松，把轮胎戳破，吓得他连忙搬出来。接着，他把它放在屋前小阳台上，后来，呜呜叫的东南风带来一阵暴雨，把车淋了一整夜。于是，他只好把它搬进自己的房，高高地吊起来。
一口小橱里放着他的衣裳和他的藏书，因为桌子上下都放不下了。在读书的同时，他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他做得那么多，要不是在室内绷上了几根晾衣绳，把笔记挂在上面，他自己在这狭窄的地方就要住不下了。即使如此，屋子里还是挤得走路也成为一桩难事。他不先把橱门关上，就开不了房门，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要一直线穿过这屋子，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从门口到床头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他在黑暗里走时，总免不了要东撞西碰了一阵才到得了目的地。他刚闯过了那两扇相扞格的门的难关，就得朝右一个急转弯，免得碰上那只炉子。跟着，他又得朝左拐弯，免得碰上床脚；可是这弯如果拐得太大，又会使他撞在桌子角上。他身子陡的一歪一扭，转好了弯，又打右边走，穿过一条运河般的通道，一岸是床铺，另一岸是桌子。如果室内仅有的那把椅子在桌前的老地方，这条运河就路不通行。那椅子不用的当儿，就被放在床上，虽然有时候他也坐在这椅子上做饭，一边等水开，一边看书，甚至熟练得一边炸牛排，一边也看上一两段。再说，“厨房”那个屋角真小得厉害，他可以不用站起身来，要什么东西就拿得到什么。实在还是坐着做饭来得方便；如果站着，他反而太容易自己妨碍自己。
他有一只十全十美的胃脏，什么都消化得了，跟这一点配合得正好，他还有丰富的常识，懂得哪些食品既富有营养，又价钱便宜。豌豆汤是他饮食中常有的一项，土豆和扁豆也一样，这种扁豆颗粒肥大，颜色棕褐，照墨西哥的烹调法做。大米饭在马丁的桌上每天至少出现一回，那烧法是美国的家庭主妇根本没采用过，也永远学不会的。干果比新鲜的水果便宜，他经常煮了一锅，放在手边备用，因为他用这东西代替黄油来涂在面包上。有几次，他也买一块牛腿肉，或者煮汤的肉骨头，使他的饭桌为之增光。不搁奶油也不搁牛奶的咖啡，他每天喝上两回，在晚上的那回是代替茶的；可是不管咖啡也罢，茶也罢，都煮得万分出色。
他的确需要精打细算。那次假期差不多使他把从洗衣作里挣来的钱全花光了，再说，他离开出版市场又那么远，总得隔好几个星期，才能指望收到他那些卖钱作品的第一批稿酬。他除了去看罗丝，或者有便去看望他姐姐葛特露以外，一直过着隐士的生活，每天至少完成一般人三天的工作量。他每天只睡五个钟点，只有一个铜筋铁骨的人才能像马丁这样，胜任愉快地一天天地连续干十九个钟点辛苦的工作。他一分一秒都不浪费。镜子上贴着注明了解说和发音的生词表；他刮脸、穿衣或梳头的当儿，把这些表一遍遍用心默记。火油炉上面的墙上也贴着一张张这种表，他做饭或洗碟子的时候，也把它们用心默记。新的表经常取代旧的。他在书中每碰到一个陌生的或者有点儿面熟的词，总是马上写下来，后来，积得相当多了，就用打字机打好，贴在墙上或者镜子上。他甚至随身带在口袋里，在街头碰到空闲的时候，或者在肉铺和食品店里等待轮到他的时候，也一遍遍地温习。
他这么做了还不算。读有些成名作家的作品时，他注意到他们所取得的每一点效果，并用心地把所以能取得这些效果的诀窍给找出来——关于叙述、解说、风格、观点、对比、警句等方面的诀窍；他把这一切全列成了表来研究。他并不模仿。他要探索的是原则。他把效果好而吸引人的表现手法列成了表，到后来，从不少作家的作品里收集到了不少这一类的表现手法，他从中终于得出了表现手法的总原则，这样才有条件来设计自己的新型、独特的表现手法，并把它们正确地权衡、估量和评价。同样的，他收集了好些有力的词句，这些词句是活生生的语言，像醋般刺鼻、火般灼人，换句话说，光辉灿烂，在日常语言的荒漠中央显得丰腴甘美。他始终探索的是深藏在内的原则。他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做的；弄明白以后，他就可以自己做了。他单单看到了“美”的姣好面目还不满足。他在这一小间拥挤不堪的寝室实验室里把美加以解剖，这里，一忽儿是一阵阵煮菜的气味，一忽儿是外边传来的西尔瓦家那帮孩子的天翻地覆的吵闹声；解剖过后，懂得了美的肌理，他离开自己创造美的日子就更近一步了。
他的天性是这样的：只有理解了以后，才能着手工作。他不肯盲目地干，不肯在暗里摸黑，自己也不知道在创造些什么，光靠运气和天才的福星来使创造出来的东西效果恰到好处。他不能容忍碰巧产生的效果。他要弄明白个中的道理，怎样做法。他的天才是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天才，他在动手写一篇小说或一首诗以前，这篇作品总是已经活生生地存在于他的头脑里，目的已经在望，怎样达到这目的的办法也已经胸有成竹。要不然，这篇作品就注定会失败。话说回来，关于那些轻松容易地出现在他头脑里的词句，他可赞成碰巧产生的效果，这些词句后来通过了种种美和力量的考验，全部合格，并且产生了种种惊人的不可言传的涵义。他对这些词句佩服得五体投地，知道它们不是任何人有意识地创造得出来的。不管他怎样把美彻底地解剖，来找寻那些深藏在美里面的、使美所以为美的原则，他可始终感觉到，深藏在美的最内心的谜，却是他看不透的，而且谁也没有看透过。他根据看过的斯宾塞的作品，完全明白人类对任何事物永远不可能彻底了解，明白美之谜并不比生命之谜更小——不，反而更大——他还明白美的筋络和生命的筋络是纠缠在一起的，他个人呢，仅仅是这块由阳光、星尘和奇迹交织成的不可思议的织物的一小片罢了。
其实他正是满怀着这一套想法来写作那篇名叫《星尘》的论文的，他在文中攻击的对象可不是批评的原则，而是那班主要的批评家。文章写得精彩、深刻、富有哲理而带着妙不可言的玩笑口吻。并且，它送进杂志社多少次，就被马上退回多少次。可是，在思想上撇开了这篇文章，他就又可以心平气和地继续赶路了。他养成了这种习惯：把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酝酿成熟，然后赶忙用打字机打出来。至于这篇东西会不会刊载出来，那对他说来倒无关紧要。把它写出来，就是一段长期思考过程的末一着，就是把分散的思路综合在一起，把塞满在他头脑里的资料一股脑儿地来一次最后的总结。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这一来，他解放了自己的头脑，使它可以接受新的资料，应付新的问题了。这方式有点儿像真的受了委屈，或者自以为受了委屈的男男女女的那种普遍的习惯：他们每隔一段时期，总得打破忍了好久的沉默，滔滔不绝地“说上一通”，说到全说完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