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吧，我们上党支部去。”
勃力森登这么说着，他半个钟点前刚吐过血，还感到头晕目眩——三天里，这回吐血是第二回。他手里照旧是一杯威士忌，他指头发着抖，举起杯子，一口干了。
“我跟社会主义又有什么相干？”马丁责问道。
“党外人可以讲五分钟话，”这体弱多病的人怂恿他说。“站起来讲个痛快吧。跟大伙儿讲你为什么不欢迎社会主义。跟他们讲你对他们和他们那一套工人区道德观念有什么看法。把尼采思想塞进他们的头脑，准备费了力气反而挨揍吧。好好儿斗它一场。这会给他们好处的。他们需要辩论，你也需要。你知道，我真希望在我咽气以前，把你变成个社会党人。这样，你活在世上才有个依靠。你就要碰到一段失意的时期，那时候，只有社会主义能拯救你。”
“我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别人不是，偏偏你倒是社会党人，”马丁深思熟虑地说。“你非常讨厌群众。在贱民中，当然没有什么叫你的爱美心理觉得可取的地方吧。”他责备地伸出一只手指，指指对方正在斟满的威士忌酒杯。“看上去社会主义也没有能拯救你啊。”
“我病得太厉害了，”对方回答。“你可不同。你身体好，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事多着呢，再说，你总得好歹跟生活厮混下去呀。至于我，你想不通为什么我竟是社会党人。我来跟你说吧。因为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眼前的这个腐朽而不合理的制度绝对支持不下去；因为你那个马背上的人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奴隶们不容许。他们人数实在多，不管你愿不愿，他们会不让这个所谓的马上人跨上马背，就把他拖下来。你逃避不了他们，你不得不把他们那套奴隶道德一股脑儿吞下去。我承认，这东西味儿不太好。可是它已经给酿好了，你就只得把它吞下肚去。你怀着那套尼采思想，反正是个时代落伍者了。过去的永远回不来了，谁说历史会重演，谁就是骗子。当然啰，我讨厌群众，可是叫一个可怜虫又有什么办法？我们没法叫那个马背上的人来，可是随便换什么人来，总比现在当政的那批没骨气的畜生要强吧。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去吧。我如今已经灌饱了，再在这儿坐下去的话，我准会醉倒。你也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该死的医生！我早晚要叫他晕头转向。”
那是星期日的晚上，他们一看，小礼堂里挤满了奥克兰的社会党人，多半是工人阶级分子。那个在发言的人是个口齿伶俐的犹太人，他一方面叫马丁佩服，一方面又叫他大起反感。此人弯腰曲背、肩膀狭窄、胸膛萎缩，这说明了他真正是在人烟稠密的犹太区里长大的，于是马丁清楚地想起那些弱小、可怜的奴隶对一小撮主子的历史悠久的斗争，这一小撮主子一直统治着他们，还会永远统治着他们，直到世界末日。对马丁说来，这个一把枯草般的人物正是一个象征。他就是在崎岖的生活圈子里，遵照了生物学规律而死亡的那一大帮可怜巴巴的弱者和无能者的代表。他们不是“适者”。尽管他们有一套巧妙的哲学，像蚂蚁般倾向于相互合作，造物主还是淘汰了他们，来给杰出的人让路。多产的造物主一手创造了大地上的芸芸众生，可是只挑选最优秀的。人们培养骏马和黄瓜的时候，也学造物主的样，用这种方法。不消说，能创造宇宙的造物主，原可以想出个更好的方法来；可是这个特定的宇宙里的生物就只能听凭这特定的方法摆布。当然啦，他们临死的当儿可以挣扎一番，就像社会主义者们那样，就像眼前那个站在台上的发言人和这批冒着汗的群众那样，他们一边聚在一起商量，想找出什么新的方法来把生活里的磨难减到愈少愈好，用智慧来战胜宇宙，一边也在挣扎。
马丁这样思量着，等到勃力森登怂恿他站起来讲话、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的时候，他就这样讲出来。他听从了勃力森登，照这会场中的习惯，一直走到台上，跟主席打了招呼。他一开头声音很低，讲得吞吞吐吐的，把刚才听那犹太人讲话时在头脑里涌起的那些想法组织起来，有条有理地发表。在这一类集会上，每个发言人规定可以讲五分钟；可是等马丁的五分钟一讲满，他正讲得上劲，对他们的主义的攻击还只讲了一半。他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听众们就欢呼起来，要主席延长马丁发言的时间。他们欢迎他，看出他是个值得一听的有才智的对手，于是他们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半句话也不放过。他讲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一味攻击那帮奴隶，攻击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斗争策略，单刀直入地讲得一点不含糊，还对听他讲话的人坦白地说，他们就是他所谓的奴隶。他引用了斯宾塞和马尔萨斯的话，阐述生物学上的发展规律。
“因此，”他讲到末了，突然来一段简短的结论，“凡是由奴隶型的人所组成的国家都支持不下去。那条旧有的发展规律还是适用的。我刚才说过，在生存竞争中有这种倾向，就是强者和强者的后裔会生存下去，而弱者和弱者的后裔会被打垮，生存不下去。结果，强者和强者的后裔生存了下去，于是，只消竞争存在一天，强者就一代代地愈来愈强。这就是进化的发展过程。可是你们这帮奴隶——我承认，当奴隶真是太不幸了——可是你们这帮奴隶向往着一个社会，在那里，这条发展规律被取消了，弱者和无能者都可以生存下去，每个无能者都可以要吃多少就多少，一天要吃上几餐就几餐，谁都可以娶妻嫁人、传宗接代——弱者跟强者全一样。那结果会怎么样呢？每一代的力量和生命的价值就不再会增长。恰恰相反，反而会减小。这就是你们这套奴隶哲学的报应。你们这个奴隶的社会——奴隶所有、奴隶所治、奴隶所享——就会不可避免地随着组成它的生命的衰败和崩溃而走向衰败和崩溃。
“别忘了，我阐述的是生物学，可不是什么婆婆妈妈的伦理学。凡是奴隶的国家一定站不住——”
“那美利坚合众国怎么样呢？”听众里有人叫嚷道。
“是啊，怎么样呢？”马丁反问一句。“十三个殖民地推翻了它们的统治者，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共和国①。奴隶们当上了自己的主人。武力统治的主人是没有了。可是一种主人也没有，就是过不下去，于是产生了一帮新的主人——可不是什么富有男性气概的崇高的伟人，而是精明狡猾、无孔不入的生意人和债主。他们又把你们当作奴隶了——可不是像那些真正崇高的人那样，用他们的铁腕的力量，来公开地奴役你们，而是用见不得人的阴谋，用甜言蜜语和骗人的话，来偷偷地奴役你们。他们收买了你们的奴隶法官，他们败坏了你们的奴隶议会，他们还强迫你们的男女童奴过着比奴隶生活更可怕的生活。眼前，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生意人的寡头统治的国家里，你们有两百万个孩子在苦苦干活。你们有一千万个奴隶没有合适的房子住，没有合适的东西吃。
①这两句指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
“话且说回来。我刚才说过，凡是奴隶的社会都支持不下去，因为根据这种社会的本质，它一定要取消那条发展规律。只消一个奴隶的社会一组成，它马上就会蜕化变质。你们嘴上讲一声取消那条发展规律，是很容易的，可是上哪儿去找一条新的发展规律来维护你们的力量呢？制定它吧。它已经制定好了吗？那么讲出来吧。”
马丁在一片嚷嚷声中坐了下来。二十来个人站了起来，争先恐后地叫着要主席让他们发言。他们给闹嚷嚷的喝彩声鼓舞着，一个接一个地对他的攻击作答辩，讲得热烈、上劲，激动地打着手势。这是个疯狂的夜晚——然而是理性上的疯狂，是一场思想交锋。有些人扯到题外去了，大多数发言人却直接地答复马丁。他们循着不同的思路发表意见，使他感到陌生，叫他震惊；他们使他明白看清的不是什么新的生物学规律，而是那些旧有规律的新的应用。他们太认真了，有时候就免不了不太客气，因此，主席不止一次地捶着桌子，来维持秩序。
正巧听众座上坐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因为那天消息少，才被打发来的，同时出于追求耸人听闻的新闻的迫切需要。这个小记者可不大高明。他生得机敏、油嘴滑舌，仅此而已。他头脑太笨，听不大懂他们在讨论些什么。他实在心里很好过，自以为要比这批唠叨不休的工人阶级的疯子强得多。再说，他对那些身居高位、制定国家政策和报纸方针的人们万分尊敬。这还不算，他还抱着一个理想，那就是，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记者那样出色的地步，这种记者的拿手好戏是无中生有——而且大做文章。
他不知道大家谈的是什么。反正也没有这必要。像“革命”这一类字眼给了他提示。像一个古生物学家，能够根据一块骨化石把整副骨骼的构造全复制出来，他也能够根据一个字眼“革命”，凭空捏造一整篇讲话。他当晚就这样干了，干得很出色；因为马丁引起了最大的轰动，他就把这套话全算在他账上，把他当做这出戏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魁首，把他那套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改头换面，变成最骇人听闻而狂暴激烈的社会主义言论。这个小记者是个艺术家，他大刀阔斧地涂上当时当地特定的色彩——这些人们目光疯狂、披头散发，属于神经衰弱、智力衰退的类型，情绪激昂得声音直发抖，紧握的拳头举得老高，这一切的背景是，愤怒的人们发出的一片诅咒、叫嚣和沙嗄的嘟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