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中山先生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
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①。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②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①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中山……》一文中说：“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中，也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②“责备贤者” 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①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①关于孙中山不服中药的新闻琐载，见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京报》刊登的《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为什么呢？托洛斯基①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
①托洛斯基 通译托洛茨基。参看本卷第195页注〔24〕。鲁迅所说的这段话，见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
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中山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①，仅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一个纪念。然而这纪念所显示，也还是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①“革命尚未成功” 见孙中山《遗嘱》。
三月十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