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尔特和我的日子愈过愈不济了——尽管清理账目啊，宽打宽算啊，诸如此类了不起的名堂搞了不少，债务还是愈欠愈多；荏苒光阴，它的脚步是一向不等人的，转眼之间我成年了——果然如赫伯尔特所料，成了年自己还不知不觉呢。
赫伯尔特比我早八个月成年。他成了年也不过就是成了年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所以在巴那尔德旅馆里并不曾引起什么轰动。我却不一样：我的二十一岁生日，我们两个早就在日盼夜望了，我们为这个日子也不知作了多少设想和预测，相信到了这个吉日良辰，我的监护人总少不得要把谜底儿揭出来。
我早就在小不列颠街有意把我自己的生日巧妙地透露了出去。生日前一天接到文米克的一份正式通知，告诉我说，倘若我愿意在那个吉日下午五时往访贾格斯先生，他很乐于接待我。这一来我们越发相信大有苗头，我就怀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分秒不差地到了监护人的事务所，真算得上一个遵守时刻的模范。
走进外边的办公室，文米克就向我道贺，无意中还用手里一张折叠起来的薄纸擦了擦鼻翼，我看到那张薄纸的模样儿，心里挺喜欢，可惜对此他半个字儿也不提，只是努努嘴，叫我到监护人的房间里去。那是十一月天气，我那监护人正站在壁炉跟前，背靠在壁炉架上，双手抄在上衣的燕尾摆里面。
他说：“好啊，匹普，从今天起，我应当叫你匹普先生了。恭喜恭喜，匹普先生。”
他和我握了手（他和人家握手，时间总是短得出奇，）我向他道了谢。
我的监护人说：“坐吧，匹普先生。”
我告了坐，他却依旧老样子站在那儿，低头望着自己的皮鞋，这一来弄得我很不自在，不由得想起了当年被那个逃犯按住在墓碑上的滋味。搁板上那两个可怕的头像离他不远，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仿佛傻乎乎的拼命想要听我们的谈话，以致都得了歪嘴风似的。
我的监护人把我当作证人席上的见证人似的，对我说：“喂，年轻的朋友，我有一两句话要跟你说。”
“请说吧，先生。”
贾格斯先生先是冲出了身子望着地面，接着又仰起头来望着天花板，说道：“你猜猜看，你猜猜你一年的生活费用是多少？”
“生活费用是多少，先生？”
贾格斯先生依旧望着天花板，重新说了一遍：“生活费用是——多——少？”说完，便扫视了一下这整个屋子，手里拿着手绢，正要放到鼻子上去，忽而又在中途停了下来。
我平日三天两天结账理财，结果反而弄得对于自己的经济情况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无可奈何，只得承认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句答话似乎正中贾格斯先生的下怀，他说，“我早就料到了！”说着还满意地擤了擤鼻子。
贾格斯先生又说：“我的朋友，我已经问了你一个问题了。你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我要是能够问您几个问题，那当然是莫大的快事，先生；不过，我忘不了您的戒律。”
贾格斯先生说：“你且先问一个试试看。”
“今天您能让我知道我恩人是谁了吗？”
“不能。问别的吧。”
“这个秘密很快就可以让我知道了吗？”
贾格斯先生说：“暂且不谈这个，再问别的。”
我朝四下里看看，觉得有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便问道：“我——能——得到什么生日礼物吗？”贾格斯先生一听这话，便扬扬得意地说：“我早就料到我们要谈到这个问题！”连忙叫文米克把那张纸儿拿进来。文米克拿了进来，交给他便出去了。
贾格斯先生说：“现在，匹普先生，请你注意。你在这里提款提得很随便；你的名字经常在文米克的现金账上出现。不过你一定还是欠了债，是吧？”
“恐怕是欠了，先生。”
贾格斯先生说：“欠了就应该干干脆脆说欠了。是欠了吧？”
“欠了，先生。”
“我不问你欠了多少，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即使知道，也不会老老实实告诉我，你一定会少报的。”贾格斯先生看见我想要分辩，连忙挥挥食指拦住了我，高声说道：“得啦，得啦，我的朋友，你大概以为自己还不至于如此吧，其实你肯定就是如此。说句不怕你见怪的话，我比你可要晓事得多。喏，把这张纸儿拿在手里。拿好了吗？很好。请你摊开来看一看，告诉我是件什么玩意儿。”
我说：“这是一张五百镑的钞票。”
贾格斯先生重复了一遍：“这是一张五百镑的钞票。这么一笔款子，也不算小了吧。你说是不是呢？”
“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贾格斯先生说：“嘿！我要你直截了当地回答是不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这笔数目，你认为当然不算小了。那么，匹普，这笔不小的款子就是你的了。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也就是你承继遗产的开端。你每年的生活费也就以这样一个不小的数目为度，你得凭着这样一笔数目过日子，不能再多；要想再多，那只有等你的恩主亲自出面。这就是说，今后你银钱方面的事完全由你自己做主每个季度向文米克领一百二十五镑，就这样一直过下去，将来有一天你和当事人直接打了交道，就毋须我再来居间代理了。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不过是个代理人，拿了别人的钱，遵照别人的意思办事。尽管我认为当事人的意思并不高明，可是人家出了钱并不是来请我评论他这种做法的好坏的。”
我刚一开口，要向我的慷慨大度的恩人表示感谢，贾格斯先生马上拦住了我。他冷冷地说：“匹普，人家出了钱并不是来请我替你传话的。”说完，他就撩起了上衣的燕尾摆，也收起了这个话题，站在那里对着自己的皮鞋皱眉蹙额，好像这双皮鞋和他有什么过不去似的。
歇了片刻，我婉转说道：
“贾格斯先生，刚才我问您一个问题，您叫我暂时别问。如果我现在再问您一遍，你不会见怪吧？”
他说：“你打算问什么？”
我并不是不知道，我若不把问题说明，他是决不会递话给我说的；可是要我把那个问题当作一个崭新的问题重说一遍，却又没胆量。迟疑了半晌，我才说：“贾格斯先生，请问我的恩主，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位当事人，是不是马上就会——”说到这里，我不便再说下去，只得不响了。
贾格斯先生问道：“马上就会怎样？你看，这样半吞半吐，谁知道你要问什么呀。”
为了把意思说得准确些，我考虑了一下，又说：“是不是马上就会到伦敦来？或者叫我到什么地方去？”
贾格斯先生破天荒第一次用他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深色眼睛盯住了我，答道：“你要提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应当回顾一下那天晚上在你们村子里你我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当时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匹普？”
“贾格斯先生，您说，那个人也许要过几年才能露面。”
贾格斯先生说：“正是这样，这就是我的回答。”
我们彼此瞪着眼望了好一阵，我急于想要从他那里打听出一点消息来，紧张得只觉得自己连呼吸也急促了。不但自己感到呼吸急促，分明连他都已经看出来了，这样一来，我就觉得越发没有希望从他那里打听出什么名堂来了。
“您认为还得过几年吗，贾格斯先生？”
贾格斯先生摇摇头——并非表示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而是表示这样的问题休想要他回答。我抬起眼来偶然一望，看见那两个歪嘴斜脸的头像好像始终在屏气凝神静听，早已听得憋不住，快要打喷嚏了。
贾格斯先生用温暖的手背擦着腿肚子取暖，说：“好吧！我不妨坦白告诉你，我的朋友匹普：这个问题是不能问我的。我只消告诉你，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我，你心里该明白点儿了吧。好吧！我索性再对你把话说得透一些，索性再来补充几句。”
他一个劲儿把身子弯下去，皱眉蹙额地望着自己的皮鞋，趁着这片刻的间歇还擦了擦腿肚子。
一会儿，贾格斯先生挺直了身子说：“那个人一出面，你就直接和那个人打交道了。那个人一出面，我和这件事的关系就从此结束了。那个人一出面，我对这件事就不必再过问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两个人相对望了好半晌，最后我才移开视线，低头望着地板，默然沉思。从他刚才那一番话来看，我认为这无非是因为郝薇香小姐信不过他，没有向他说明有意要把艾丝黛拉许配给我——郝薇香小姐瞒着他这件事，或则事出有因，或则并无缘故，可是贾格斯先生却就此怀恨在心，大吃干醋；要不就是他根本反对这项安排，因此不愿意插手。后来我再抬眼一看，发现他始终目光灼灼地在那里望着我，到这会子还望着我。
我说：“先生，既然您的话已经说到底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点头表示同意，掏出那只叫盗贼胆寒的表来看了一下，问我打算到哪里去吃饭。我回答说，回家去和赫伯尔特一起吃，又卖了个嘴边人情，请他赏光到我们那里去吃饭，他立即接受了我的邀请。不过他一定要和我一同步行回家，免得我为他多破费，还要我等他先写好一两封信，当然还得洗洗手。于是我说，我到外屋去和文米克谈谈。
其实，我要去找文米克，是因为这五百镑钱一拿到手，平日常常想起的一个念头又涌上了心头，我觉得去找他谈谈，央他替我出出主意，倒很合适。
文米克这时早已锁好保险箱，准备回家了。他已经离开了座位，把办公室里用的一对油腻腻的蜡烛拿到门口，和烛花剪刀一起放在一块石板上，准备剪灭。火炉里的火也已封没，帽子和大衣已拿来放在手边，现在他正用保险箱钥匙拍打着自己的胸口，仿佛在做一种工余的健身操。
我说：“文米克先生，我要请教你一件事。我想替一个朋友效点劳。”
文米克抿紧了他那邮筒口似的嘴，摇摇头，好像是说，他坚决反对为人这么婆婆妈妈的，照他看来，这是一种致命的弱点。
我接下去说：“我这位朋友，想要在商界谋个发展，可惜没有本钱，很难动手，有点泄气。现在我打算多少帮他个忙，让他动起手来。”
文米克用一种比那锯木屑还要枯燥乏味的声调答道：“拿你的钱投进去吗？”
“把一部分钱投进去。”我想起了家里那大捆大捆包扎得齐齐整整的账单，心里很不安，所以添了这几个字。“把一部分钱投下去，说不定还要把未来的遗产预先投一部分进去。”
文米克说：“匹普先生，假使你高兴的话，我把这一带有几座桥扳着指头数给你听听。从这里起，数到彻尔西区为止。你听着：第一座，伦敦桥；第二座，索斯沃桥；第三座，黑僧桥；第四座，滑铁卢桥；第五座，西敏寺桥；第六座，沃克斯霍桥。一共有六座桥，听你挑选。”他把保险箱钥匙柄放在掌心，念一座桥名就扳一个手指。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文米克回答道：“匹普先生，你可以任意选一座桥，到那座桥上去走一趟，站在桥当中拱顶上，把你的钱投进泰晤士河去，结果如何，你自己明白。拿钱去帮朋友的忙，结果如何，你自己也明白——只有比丢下水去更不愉快，更没好处。”
说完这话，他的邮筒口张得老大，几乎可以投入一张报纸。
我说：“你这话实在扫了我的兴头。”
文米克说：“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
我不免有点气愤愤地问他：“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万万不能——”
文米克接口说：“——把动产投在朋友身上？当然万万不能啦。除非你要扔掉这个朋友——那也应当考虑一下，为了扔掉这个朋友，值得你花上多少动产。”
我说：“文米克先生，你这种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他答道：“这就是我在这个事务所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见解。”
我听出他这话似乎拖着一个尾巴，便向他追问道：“啊！那么你在沃伍尔斯也抱着这样的见解吗？”
他正色回答道：“匹普先生，沃伍尔斯是沃伍尔斯，事务所是事务所。正好比我那老人家是一种人，贾格斯先生又是一种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我在沃伍尔斯有沃伍尔斯的见解；在事务所里就只能抱着事务所的见解。”
我心里这才算放下一块石头，说道：“很好，那我就到沃伍尔斯去拜访你，我准定去！”
他答道：“匹普先生，你以我私人朋友的名义来访问，我一定欢迎你。”
我们都知道我那监护人的耳朵比谁都尖，所以我们谈话的声音很低。一看他已经在房门口用毛巾擦手，文米克便穿上大衣，走到一旁去剪熄了蜡烛。三个人一同出门，走到大门口石阶跟前，文米克转身回家，贾格斯先生和我一块儿赶我们的路。
那天晚上我不禁一再默默感叹：要是贾格斯先生在他吉拉德街的住宅里也有这么一位老父亲，或是有一尊响炮，有件什么玩意儿，有个什么人，让他眉开眼笑一下，那有多好啊。我二十一岁生日这一天，自忖虽已成年，却还要受他的严密监护，生活在一个疑云重重的天地里，未免不大值得，因此心里颇不舒畅。贾格斯先生比文米克知识要丰富一千倍，人要聪明一千倍，可是我这顿饭如果请的是文米克，心里倒反而要乐意一千倍。那天晚上他不光是弄得我一个人郁郁寡欢；他一走，赫伯尔特就直勾勾地望着炉火，说他一定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可自己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觉得心里闷闷不乐，负疚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