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那位医生对我说的话来看，你们县里的情况太不像话了；他是个相当聪明的年轻人。我过去对你说过，现在还要对你说：你不去开会，根本不参与地方自治会的事务，这样不好。如果正派人都袖手旁观，所有的事自然都会搞得很糟。我们出钱付了工资，可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药房，什么也没有。”
“要知道，我试过了，”莱温不高兴地轻声回答，“我不行！有什么法子！”
“你怎么不行？说真的，我不明白。不关心，无能力，我认为都不是；难道仅仅是由于怠惰？”
“什么都不是。我试过了，发现我什么都干不了，”莱温说。
他不太在意哥哥说的话。他望着河对岸的耕地，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但是无法辨清，这是一匹马呢，还是马上还坐着管家。
“你究竟为什么干不了？你试过，但照你的说法，没有成功，于是你就认输了。你怎么这样没有自尊心？”
“自尊心嘛，”莱温说，哥哥的话触痛了他的心，“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有人对我说，别人懂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谈得上自尊心的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是首先得肯定，干这种事需要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确信，所有这些事都很重要。”
“怎么！难道我谈的事不重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因为弟弟认为他关心的事不重要，特别使他伤心的是，弟弟看来几乎没有在听他说话。
“我并不认为重要，也不感兴趣，你想怎么办呢？……”莱温回答，他已看清，他刚才看到的是管家，大概管家让农民离开了耕地。他们把犁翻了过来。“难道已经耕完了？”他心想。
“不过，你听我说，”哥哥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郁郁不乐的神色，“所有的事都得有个限度。一个人有独特的个性，忠厚老实，不矫揉造作，那很好，这我全都知道；但是，你说的话要么毫无意思，要么太不合情理。你爱农民，怎么会认为替农民干事不重要，你还肯定……”
“我从来没肯定过，”康斯坦丁·莱温心想。
“……难道见死不救吗？无知的农妇让孩子活活死掉，农民愚昧无知，听凭乡村文书的使唤，你有办法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依你的看法，这种事并不重要。”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为弟弟之所以会如此，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智力不够，无法看出自己能做到的一切；要么不愿放弃自己安宁的生活，不愿摆脱虚荣心。但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
康斯坦丁·莱温感到，他只好屈服或者承认对公益事业缺乏热情。这使他觉得委屈和伤心。
“两者都有，”他断然说。“我看不出，有可能……”
“怎么？合理分配资金，提供医疗救护，这不可能吗？”
“我认为，不可能……我们这个县面积四千平方俄里，冰雪融化时路不好走，暴风雪不断，农活又忙，我看不可能提供普遍的医疗救护。而且我根本就不相信医药。”
“唉，对不起；这话不对……我可以向你举出数千个例子……那么学校呢？”
“要学校干什么？”
“你在说什么？难道可以怀疑教育的作用？如果它对你有好处，那对任何人也一样。”
康斯坦丁·莱温觉得自己在道义上被逼到了绝境，便发起急来，不由自主地说出自己不关心公益事业是主要原因。
“也许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要操心建立我永远不享用的医疗站，创办我不会、农民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的那种学校？而且我无法坚信，有必要把孩子们送进学校，”他说。
这个出乎意料的想法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但是他马上想出了新的攻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提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然后微笑着对弟弟说：
“哦，对不起……首先，医疗站是需要的。瞧，我们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来了地方自治会的医生。”
“哼，我看她的手只能一直弯曲了。”
“这还难讲……再说，能读会写的庄稼汉、雇工你更需要，更难得。”
“不，你随便去问谁，”康斯坦丁·莱温斩钉截铁地说，“有文化的雇工更糟糕。再说路是修不好的；而桥一造好，材料就被偷掉。”
“不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人家说话前后矛盾，特别是不断地转变论点，毫无关联地引出种种新的论据，使人无从回答。“不过，问题不在这里。等一下，你是否承认教育有益于人民？”
“我承认，”莱温随口答道，但马上想到，说的不是心里话。他觉得，如果他承认这一点，结果将被证明他说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他不知道，哥哥会怎么向他证明，但他知道，哥哥会从逻辑上着手，于是他等待着这种论证。
论证比康斯坦丁·莱温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如果你承认这是有益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你，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就不可能不热爱和不同情这项事业，因此也不可能不乐意为它工作。”
“但是我还没有承认这是好事，”康斯坦丁·莱温说，他脸红了。
“怎么？你刚才还说过……”
“那就是说，我没有承认这是好事，也没有承认有可能办到。”
“你不作出努力，就不可能了解它。”
“好，就算是吧，”莱温说，尽管他根本不这么认为，“就算是这样，可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操心。”
“这是什么话？”
“不，既然我们谈开了，那你就从哲学的观点上向我解释一下，”莱温说。
“我不明白，干吗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莱温觉得哥哥的口气好像不承认他有权谈论哲学似的，这使他恼怒。
“我告诉你！”他激昂地说。“我认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毕竟是个人的幸福。我是一个贵族，在地方自治机关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增添我的福利的东西。道路没有改善，也不可能改善；我的马驮着我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走。医生和医疗站我不需要，调解法官我也不需要，我从来不去找他，将来也不会找他。学校我不但不需要，而且，我已经对你说过，它甚至有害。对我来说，地方自治机关只是让人承担义务，每俄亩地要交十八戈比，还得坐车进城，和臭虫一起过夜，听各种胡言乱语，而没有个人利益激励我。”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着打断他的话，“个人利益并没有激励我们从事解放农民的工作，而我们却为它工作过。”
“不！”康斯坦丁更加激昂地插言说。“解放农民是另一码事。这里带有个人利益。我们都想摆脱缠住我们这些善良人们的那种羁绊。但是作为一个地方自治会的议员，就得讨论需要多少淘厕所、淘污水坑的工人，讨论怎么铺设城里的下水道，而我又不生活在城里；作为一个陪审员得去审讯一个偷了一块火腿的农夫，一连六小时听着辩护人和公诉人的各种胡言乱语，听审判长向老傻瓜阿廖什卡发问：‘被告，您是否承认偷火腿这一事实？’‘啊，什么？’”
康斯坦丁·莱温已忘乎所以，开始摹仿审判长和老傻瓜阿廖什卡的腔调；他觉得这些话都与正事有关。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喂，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只想说，那些涉及我……涉及我利益的权利，我将永远竭尽全力去维护；在宪兵来搜查我们大学生的信件时，我就准备竭尽全力去维护这些权利，维护我的教育和自由的权利。我懂得服兵役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我的孩子、弟兄和我本人的命运；我乐于讨论那些涉及我的事；但是决定怎么支配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审判老傻瓜阿廖什卡，我可不懂，我干不了。”
康斯坦丁·莱温好像言语的堤坝被冲开了。滔滔不绝地说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微笑了笑。
“也许明天你就要受审：难道你倒乐意在旧的刑事法庭受审吗？”
“我不会受审。我从来没杀过人，所以我不会受审。怎么会呢！”他继续说，突然又转到别的话题上，“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和所有这一套，就像三一节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希望它们长成跟欧洲当地的桦树林一样，可我却不情愿给它们浇水，也不相信这些桦树枝会成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是耸耸肩，表示诧异，他们的争论怎么会一下子扯到桦树枝，虽然他立刻就明白他弟弟说这话的意思。
“对不起，你知道，这样辩论下去是不行的，”他说。
康斯坦丁·莱温明知道自己对公益事业不关心这一缺点，但是他还是想为自己辩护，于是继续说下去。
“我想，”康斯坦丁说，“任何活动如果不把个人利益作为基础，那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是普通的哲学原理，”他说，用坚定的语气说起哲学这个词，仿佛想表示，他跟任何人一样，也有资格谈论哲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微一笑。“他也有一套适合自己意向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别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找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这不去说它，我只是要指出你的比喻的错误。桦树不是插上去的，而是栽种的，种植的，必须细心地照料它们。一个民族只有敏锐地认识到他们制度中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加以珍视，才有前途，才有历史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问题引向康斯坦丁·莱温搞不懂的历史哲学的范畴，并向他指出他的观点的所有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不客气地说，那是由于我们俄罗斯人的懒惰和贵族老爷的习气，而我相信，你这是一时糊涂，很快会明白的。”
康斯坦丁不吭声了。他感觉到自己已被全面击败，但同时又觉得他的哥哥并没有理解他的话。他只是不明白哥哥不理解的原因：是因为他没能将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还是因为哥哥不愿意理解他，因此没有理解他。不过，他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去反驳哥哥，而是思考起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起最后一根钓竿，解下马，他们一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