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温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进莱温平时歇脚的农民的木屋，维斯洛夫斯基已经在那里了。他坐在木屋当中，双手抱住长凳，正在富有感染力地开怀大笑，而一个士兵——女主人的弟弟则抓住他那双粘满水藻的靴子往下脱。
“我刚刚到。Ils ont été charmants．您瞧，他们让我吃饱喝足了。多么好吃的面包，好极了！Délicieux！还有伏特加，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钱，还一再说‘别见怪’，真不知是为什么。”
“怎么能收钱呢？那是他们请您喝的。难道他们还卖酒不成？”那个士兵说，终于把一只被水浸透的靴子连同一只脏得发黑的袜子一起拽下来了。
尽管木屋被猎人们的脏靴子和正在舔自己身体的狗弄得很脏，尽管木屋里充满了沼地和火药的气味，而且又没有刀叉，猎人们还是痛痛快快地喝了茶，津津有味地吃了一顿晚饭。他们洗过脸，干干净净的，向打扫过的干草棚走去，车夫们已在那里替老爷们把床铺好了。
暮色已经降临，但猎人们都不想睡觉。
他们回忆着，谈论着射击、猎狗和以前打猎的种种情形。过了一会儿，谈话的内容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上。瓦先卡一再称赞这个过夜地方和干草味的魅力，称赞那辆破大车的魅力（他觉得是破车，因为那是从双轮炮车上拆下来的），称赞请他喝酒的那些农民的心地好，称赞那两条各自躺在主人脚边的猎狗。由于他的那些溢美之词已经重复过多次，所以，奥布隆斯基就讲起去年夏天他在马尔图斯家所参加的那场狩猎。马尔图斯是有名的铁路建筑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这位马尔图斯在特维尔省收购了一大片沼地，而且管理得非常好，接送猎人去沼地的马车、狗拖车十分漂亮，沼地旁边搭起一个豪华的大帐篷，帐篷里还供应早饭。
“我真不理解，”莱温从干草铺上坐起来说，“你对这些人怎么不厌恶。我知道配有拉斐特酒的早饭很可口，但是难道你对这种奢侈就不感到厌恶吗？这些人全像我们以前的包税人，他们拼命搜括钱财，招来人们蔑视，但他们置这种蔑视于不顾，过后却又用无耻搜括来的钱财去赎买人心。”
“完全正确！”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随声附和说。“完全正确！当然，奥布隆斯基是出于bonhomie，别人却会说：‘奥布隆斯基也常去’……”
“完全不对，”莱温听到奥布隆斯基这样说，说这话时还在笑，“我根本就不认为他比其他富商和贵族更无耻。这两种人同样靠劳动和智慧积攒钱财。”
“对，然而靠什么样的劳动呢？难道搞租让合同、搞倒卖也算是劳动吗？”
“当然是劳动。这种劳动的意义就在于，假如没有这种劳动和其他类似的劳动，那就不会有铁路了。”
“但这种劳动并不是农民或学者的那种劳动。”
“就算不是吧，但是这种劳动的意义在于它会产生结果——铁路。不过，你本来就认为铁路无用。”
“不，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愿意承认铁路有用。但是，凡是与规定的劳动不相符的收入都是不正当的。”
“可是由谁来确定相符与否呢？”
“通过不正当途径，通过投机取巧所得到的收入，”莱温说，同时觉得自己无法明确划定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界线，“例如私营银号的收入，”他继续说，“这就是罪恶。不劳动就获得大量的财富，这就如同包税制时的情况，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刚刚消灭包税制，就出现了铁路、银行，也是不劳而获。”
“对，这些看法也许全都是对的，也是很敏锐的……躺着，克拉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正在搔痒和乱翻干草的猎狗大喝了一声，他显然对自己论点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此心平气和、从容不迫地继续说。“但是你并没有确定正当劳动与不正当劳动之间的界线。我的科长比我更精通业务，可是我得到的薪俸却比他多，这不正当吧？”
“我不知道。”
“嗯，那么我来告诉你吧：你凭你在经营农业时所付出的劳动得到一笔额外收入，就算是五千卢布吧，而我们这位种田的主人无论怎样卖力地干活，他的收入决不会超过五十卢布，这的确就像我的收入比科长多，马尔图斯的收入比铁路工匠多一样，也是不正当的。相反，我倒是看到社会对这些人抱着一种毫无理由的敌视态度，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妒忌心……”
“不对，这话说得不对，”维斯洛夫斯基说，“这里不可能有妒忌心，倒是有某种不正当的现象存在。”
“不，对不起，”莱温继续说。“你说，我获得五千卢布，而农民只得到五十卢布，这种情况不合理，这话正确。这是不合理，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
“情况确实如此。为什么我们吃吃喝喝，打打猎，什么事也不做，而他却没完没了地干活呢？”瓦先卡·维斯洛夫斯基说，显然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坦诚。
“是的，你是意识到的，但是你不会把自己的财产送给他，”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好像故意要惹莱温发火。
近来，两位连襟之间形成了一种似乎是隐秘的对立：似乎自从他们娶了两姐妹以后，他们就展开了一场竞争，比比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好。这种对立情绪也在这场开始具有个人色彩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了。
“我不送，是因为谁也没有要我这样做，再说，即使我愿意，我也没法送，”莱温回答，“因为无人可送。”
“送给这个农民吧，他不会拒绝。”
“对，可是我怎样送给他呢？与他一起去签房地产契约吗？”
“我不知道；不过，要是你确信你没有权利……”
“我根本就不相信。相反，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把财产送给别人，我有义务对土地、对家庭负责。”
“不，对不起；既然你认为这一不平等现象是不合理的，那么你干吗不采取行动……”
“我是在采取行动，不过是消极的行动，那就是我不会设法去扩大我和他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地位差别。”
“不，请原谅，这是奇谈怪论。”
“对，这有点儿像诡辩式的解释，”维斯洛夫斯基肯定地说。“啊！主人，”他对咯吱咯吱推开门、走进干草棚的那个农民说。“怎么，还没睡吗？”
“对，哪能睡得着呀！我以为老爷们都睡了，可是我听到有人在聊天。我到这里拿一把钐镰。狗不会咬人吧？”他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光脚，又问了一句。
“你睡在哪里？”
“我们去夜牧。”
“啊，多美的夜色！”维斯洛夫斯基一面望着在微弱的霞光下、透过洞开的大门所显现的木屋和卸掉马的敞篷马车，一面说道。“你们听，这是女人们在唱歌，真的唱得不错。主人，这是什么人在唱歌？”
“是村姑们，就在附近。”
“我们去玩一玩吧！反正睡不着。奥布隆斯基，走吧！”
“要是既能躺着，又能去玩，那该多好，”奥布隆斯基伸着懒腰回答。“躺着真舒服。”
“也好，那我就一个人去，”维斯洛夫斯基说着匆匆起身穿鞋。“再见，先生们。要是我玩得开心，我回来叫你们。你们请我吃野味，我也不会忘记你们。”
“一个可爱的小伙子，不是吗？”等维斯洛夫斯基离去，农民在他身后关上大门，奥布隆斯基说。
“是的，是可爱，”莱温回答，并且继续思考刚才那场谈话的话题。他觉得他已尽可能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然而这两位既不笨又很真诚的人却异口同声地说，他是在玩弄诡辩术。这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朋友。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承认当今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那就保住自己的权利；要么承认，你也像我所做的那样，在享受不合理的特权，并且高高兴兴地享受。”
“不，假如这不合理，你就无法高高兴兴地享用这些财富，至少我就做不到。最主要的是，我必须觉得问心无愧。”
“怎么样，真的不去玩玩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显然他是因集中思想而感到疲倦了。“反正睡不着。真的，我们去吧！”
莱温没有回答他。他们刚才在谈话中说，他只不过是在消积意义上合理地采取行动，这句话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难道只是在消极意义上才算是合理的吗？”他扪心自问。
“新鲜干草的气味真是香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欠起身子说。“我无论如何睡不着。瓦先卡在那儿不知想出了什么新花样。你听到哈哈大笑声和他的说话声吗？去不去？我们走吧！”
“不，我不去，”莱温回答。
“难道你这样做也是遵守原则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同时在黑暗中寻找自己的帽子。
“不是遵守原则，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呢？”
“你要知道，你那是自讨苦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找到帽子后，站起来说。
“此话怎讲？”
“难道我没看见你怎样处理和妻子的关系吗？我听到了，你们家作为最重大问题讨论的就是你能不能去打两天猎。这一切都像田园诗般的美好，但是整个人生光凭这一点却不够。男子汉应当独立自主，应当有男人的兴趣。男子汉应当有阳刚之气，”奥布隆斯基打开门说道。
“那是什么意思呢？去向村姑们献殷勤吗？”莱温问。
“要是开心，为什么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