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弗龙斯基说安娜的处境难以忍受，劝她向丈夫坦白一切，安娜固执和恼火地反驳了他，可在她的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的处境是虚伪的，不光明正大的，她衷心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时，她一时冲动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当时她虽然感到痛苦，但还是觉得一吐为快。丈夫离去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心里高兴，现在一切都已明确，至少不会有虚伪和欺骗了。她觉得，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个新的处境也许很糟糕，但它是明确的，不再有含糊和虚伪了。她想，她说出了这些话，给自己和丈夫带来了痛苦，但是现在一切都明确了，这种痛苦也就因此得到了补偿。就在当天晚上，她与弗龙斯基见了面，但是没有把自己和丈夫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确定自己的处境，应该告诉他。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她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她觉得这些话是那么可怕，现在她无法明白，她怎么会说出这样奇怪、刺耳的话来，她无法想象这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话已出口，而且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见到弗龙斯基，没有告诉他。他走的时候，我想叫住他，告诉他，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那会显得奇怪，为什么一开始我不告诉他呢？为什么我想告诉他而没有告诉他呢？”想到这一问题时，她脸上泛起热辣辣的羞愧的红晕。她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她没有说；她明白，因为她感到羞愧。她昨天晚上还觉得很明朗的处境现在突然变得不仅不明朗，而且令人绝望了。她为以前从未考虑到的羞耻而觉得害怕。她一想到丈夫将会采取什么措施，心里便感到十分恐惧。她想，管家马上会把她赶出家门，她的耻辱将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被赶出家门，她能去什么地方，她没有找到答案。
她想到弗龙斯基，仿佛觉得他不再爱她了，觉得他已经开始把她视为累赘，她觉得自己不能献身于他，对他产生了一种敌意。她仿佛觉得，她把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在她头脑里不停地重复的那些话，已经告诉了所有的人，大家都听到了。她不敢看一眼与她一起生活的家人。她不敢叫使女，更不敢下楼去看儿子和女家庭教师。
使女站在她门口已经听了好久，便自己走进房间。安娜以询问的目光望了望她的眼睛，害怕得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安娜原谅她进屋来，说，她好像听到有人拉铃。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张便条。便条是别特西写来的。别特西提醒她，今天早上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将带着她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头到她家去玩槌球。“您来看看吧，就算是来研究风俗。我等您，”她在结尾写道。
安娜看了便条，沉重地叹了口气。
“没有什么事，什么也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去吧，我马上穿好衣服出来。没什么事，什么也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没有动手穿衣服，而是像原先那样耷拉着脑袋，垂着双手，有时全身打个哆嗦，仿佛想做个什么动作，说句什么话，然后又呆然不动了。她不停地念叨：“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无论“上帝”，还是“我的”对她都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她从未怀疑过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但是她不会想到向宗教求援，就像不会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求援一样。她知道，求援于宗教只能以抛弃构成她全部生活意义的东西为条件。她不仅感到痛苦，而且开始对一种新的、从未经历过的精神状态感到害怕。她觉得内心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就像疲倦的眼睛有时看东西那样。她有时不知道，她害怕什么，希望什么。她害怕和希望的是过去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到底希望什么，她也不知道。
“唉，我在做什么呀！”她自言自语，突然觉得两边太阳穴疼痛。等她冷静下来，她发现自己的双手正抓住两鬓的头发，紧按着。她跳起来，开始来回走动。
“咖啡准备好了，家庭教师和谢廖扎在等您，”安努什卡又走回来说，发现安娜还是原先的样子。
“谢廖扎？谢廖扎怎么啦？”安娜突然兴奋起来，问道。整个早晨她第一次想起儿子。
“他好像犯了过错，”安努什卡带着微笑回答。
“什么过错？”
“您的桃子放在拐角的房间里，他好像偷偷地吃了一个。”
一提到儿子，安娜突然从她所处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近几年来她所担任的一个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角色，尽管这个角色被大大地夸张了，但总是有真诚成分；她感到欣喜，她虽处困境，却有一个不以她与丈夫和弗龙斯基的关系为转移的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儿子。她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不会撇下儿子不管。即使丈夫羞辱她，把她赶出家门，即使弗龙斯基对她冷淡，又去过他独往独来的生活（她又恼火和责怪地想到他），她都不能丢下儿子。她有自己的生活目的。为了保持自己与儿子的这种关系，为了不让别人从她身边抢走儿子，她必须采取行动。趁儿子还没有从她身边被抢走，她必须赶快、尽快采取行动。必须带着儿子离开，这就是她当前要做的事。她必须平静下来，摆脱这痛苦的境地。想到与儿子直接有关的事，想到马上就要和他一起到别的地方去，她的心平静下来了。
她匆匆地穿好衣服，下了楼，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客厅，谢廖扎和家庭女教师和往常一样正在那儿等她来喝咖啡。谢廖扎穿着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的桌子边，弓着背，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在摆弄着他拿来的花，他那副神态安娜很熟悉，跟他的父亲一个样。
家庭女教师的神情特别严肃。谢廖扎像往常一样尖叫起来：“啊，妈妈！”接着就停住了，他犹豫不决：是放下花，赶上前去跟妈妈打招呼，还是把花环做好，拿着花去迎接妈妈。
家庭女教师向她道过早安以后，开始详详细细汇报谢廖扎的表现，但是安娜没有听她说话；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也带走。“不，不能带，”她打定主意。“我一个人带着儿子走。”
“是的，这样做很不好，”她抓住儿子的肩膀说，用并不严厉，而是胆怯的目光看了看儿子，这目光使儿子感到困惑和欢喜，接着，她又吻了一下儿子。“让我来处置他吧，”她对惊奇不已的家庭女教师说，抓住儿子的手，在摆着咖啡的桌子旁边坐下来。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中弄明白，为了那个桃子，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
“谢廖扎，”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门，她就说，“这样做不好，你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吧？你爱我吗？”
她感觉到，泪水涌上了眼眶。“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对自己说，同时注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难道他会和他父亲一起来谴责我吗？难道他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淌下来，为了掩饰泪水，她猛地站起来，几乎像跑步似的来到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之后，天气变得晴朗而寒冷。尽管从被雨水冲刷干净的树叶之间洒下灿烂的阳光，室外还是挺冷的。
由于天气寒冷和内心恐惧，她全身哆嗦了一下，在空气清新的室外，这种寒冷和恐惧的感觉反而更加强烈。
“去，到Mariette那儿去，”她对跟在她身后出来的谢廖扎说，然后在凉台的草毯上踱步。“难道他们不肯原谅我，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出于无奈吗？”她问自己。
山杨树的叶子已被雨水冲刷干净，在没有热力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停下脚步，朝被风吹得摇曳不定的山杨树梢看了一眼，她明白，他们不会原谅她，就像这天空，这绿树一样，现在一切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将对她毫不留情。她重又感觉到，她内心的一切又开始变得模糊。“不要，不要想了，”她对自己说。“该准备了。去哪儿？什么时候去？带谁去？对，去莫斯科。坐晚上的火车。带上安努什卡和谢廖扎，再带些生活必需品。但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人。”她疾步走进屋子，走进书房，坐到桌边给丈夫写信：
“自从事情发生以后，我无法再待在您的家里。我要带着儿子走了。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该跟父母的哪一方，但是我要带上他，因为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请您宽宏大量，把儿子留给我吧。”
她迅速而自然地写到这儿，但是当写到请求他宽宏大量——她不认为他会宽宏大量——考虑该用什么感人的语言结束这封信时，她停住了笔。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恨，因为……”
她又停下笔，她的思路乱了。“不，”她对自己说，“什么也不用写。”接着便把信撕掉，重新开始写，没有提到请他宽宏大量，就把信封了起来。
另外还要写一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已向丈夫坦白了，”她写道，然后久久地坐着，再也无法继续写下去。这样太粗俗了，不像个女人。“我能再给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的脸上又泛起羞愧的红晕，回想起他的镇静，她感到恼恨，于是她把写了一句话的纸撕成碎片。“什么也不必写了，”她心想，然后收起信笺夹，上了楼，告诉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今天她要去莫斯科，接着便开始收拾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