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舍不得放弃已开始经营的事……花了那么多心血……我就不干了，把它卖掉，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听海伦，”那个地主说，他那张聪明、苍老的脸漾出愉快的笑容。
“可您还是没有放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还是有好处的。”
“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住在自己家里，不受雇于人，也不受人管。再说，总希望农民会明白事理。可实际上，您可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放荡！他们不断地分家，既没有一匹马，也没有一头牛。他们都快饿死了，而您去雇他们干活，他们就想法跟您捣乱，还去调解法官那儿告您。”
“您也可以去调解法官那儿告他嘛，”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告？那我无论如何也不干！这样马上就会流言四起，叫你后悔不迭！例如在养畜场，他们拿了预支的工钱就溜了。调解法官又有什么办法？宣告他们无罪了事。只有乡法院和乡长才能对付他们。按照老办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你就得抛弃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
显然，地主是在逗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他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觉得很有趣。
“我们经营自己的农业根本不用这些方法，”他微笑着说，“我、莱温和他都是一样。”
他指指另一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也在经营，您问问他怎么样？难道这是合理的经营吗？”地主问，显然他是在炫耀“合理”这个词儿。
“我的经营方法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感谢上帝。我的经营方法就是在秋季交税前准备好一笔钱。农民们跑来找我说：老爷，恩人，救救我们吧！唉，他们都是邻近的农民，怪可怜的。好吧，我给他们垫付三分之一的税款，但对他们说：记住，伙计们，我帮了你们，等到我需要，如种燕麦、割草、收庄稼的时候，你们也得帮助我。同时还得说好，每一户出多少劳力。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没良心的人，这是事实。”
莱温早就知道这些宗法制的方法，他与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便打断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同那个留灰白胡子的地主说起话来。
“您是怎么想的？”他问，“现在究竟应该怎样经营农业？”
“就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那么干：要么收成平分，要么把土地租给农民。这样做未尝不可，但是这么一来，国家的总财富就受到了损失。我的土地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经营方法可以有九倍于种子的收获，用平分的方法就只有三倍。农奴解放把俄国给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看了看莱温，眼睛里露出笑意，甚至带点勉强能察觉的嘲笑；但是莱温不认为地主的话有什么可笑，他觉得这些话比斯维亚日斯基的话容易理解。地主又继续说了许多话来证明，为什么说农奴解放毁了俄国，莱温甚至觉得他的话很正确，具有新意，是无法反驳的。地主说的显然是他个人的想法，这是很难得的，这些想法不是为了要让空闲的头脑有所活动才产生的，而是从他的生活条件中发展而成的，是他在偏僻的乡间长期思索、反复考虑的结果。
“请注意，问题在于一切进步只是靠权力推行的，”他说，显然想表示他并不缺乏教养。“就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亚历山大皇帝的改革吧。再看看欧洲的历史吧。尤其是农业方面的改进。例如马铃薯——在我们这儿也是强制推广的。木犁也不是一开始就使用的。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而且大概也是强制推广的。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些地主在农奴制时就采用改良的农具来经营农业，如烘干器、簸谷机、肥料运送车和其他农具，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运用自己的权力强行推广的，农民们开始反对，后来就学我们的样子。现在，废除了农奴制，我们的权力被剥夺了，我们已达到高水平的农业如今又该落到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我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呢？如果是合理的，那你们还是可以雇人经营农业，”斯维亚日斯基说。
“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来经营？”
“就是这问题——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因素，”莱温心想。
“靠雇工。”
“雇工不想好好干，不想用好的农具。我们的雇工只知道酗酒，醉得像头猪，把你给他的东西全都毁坏掉。他拼命给马饮水，弄得马受损伤，把很好的挽具拉断，把装好轮胎的轮子拿去换酒喝，把轮轴放在打谷机里弄断。凡是不合他心意的东西，他看了就讨厌。整个农业水平因此而下降。土地荒芜了，长满了蒿草，或者给农民们瓜分了，于是以前能收一百万俄石的土地，现在只能收几十万，总财富减少了。干同样一件事，我们要盘算，要有利可图……”
接着他开始阐述他的解放农奴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可以避免这些缺陷。
莱温对此不感兴趣。等他说完，莱温又谈起自己最初的论点，他转向斯维亚日斯基，极力想引他发表自己真实的意见。
“农业水平在下降，而且就我们和雇工目前的关系，要用一种可以赢利的、合理的方法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事实，”莱温说。
“我不这么认为，”斯维亚日斯基已经认真地反驳，“我只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农业，而我们在农奴制时代所经营的农业水平不是太高，而是相反，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良好的役畜，没有真正的管理方法，我不会算账。你去问问当家人，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他有利，怎么做不利。”
“意大利式簿记，”那个地主讥讽地说，“无论你怎么算，要是他们把一切都给你弄坏，还是一点利润也得不到。”
“为什么会弄坏呢？你们蹩脚的脱粒机、俄国式畜力简易机器会弄坏，而我的蒸汽机是弄不坏的。俄罗斯本地马，怎么说呢？驽马，得揪住它们的尾巴才肯走，这种马会被糟蹋，但是您如果养贝雪重轭马，或者就养比秋格马吧，它们就不会被糟蹋。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提高农业水平。”
“那也得有本钱才行呀，尼古拉·伊万内奇！您过得不错，可我有一个儿子在大学读书，而小的几个还在念中学，所以我买不了贝雪重轭马。”
“我们有银行，可以贷款嘛。”
“要我们把最后一点东西都拍卖掉吗？不，谢谢啦！”
“说农业水平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这我不同意，”莱温说。“我正在干这件事，我有资金，可什么也干不成。我不知道银行对谁有利。至少我在农业上花的钱全都亏了本：牲畜亏了本，机器亏了本。”
“这话很对，”蓄着灰白胡子的老头附和说，甚至高兴地笑了起来。
“也不止我一人，”莱温继续说，“我和所有合理经营农业的地主们一样，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全都亏本。对啦，请您告诉我们，您经营的农业获利吗？”莱温说，于是他立即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目光中察觉了每当他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之门登堂入室时所见到的那种刹那间的恐惧。
再说，莱温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十分认真。女主人在吃茶时刚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来一位德国簿记专家，他以五百卢布的报酬替他们核算了经济状况，发现他们亏损了三千多卢布。究竟三千零多少，女主人已经记不清，但是好像德国人分文不差地都算出来了。
在提到斯维亚日斯基的经济利益时，地主露出了笑容，显然，他知道这位当首席贵族的邻居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没有获利，”斯维亚日斯基说。“这只能证明，要么我是个糟糕的当家人，要么我把资金花在提高地租上了。”
“啊，地租！”莱温惊讶地喊了起来。“也许在欧洲可以有地租，在那里，土地因劳力的投放而变好，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劳力的投放而变糟，也就是说，地越种越薄，因此，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这是法规。”
“那我们超越了法规：地租对我们说明不了什么，相反，只会把我们搞糊涂。不，您说，地租的理论管什么用……”
“你们想喝酸牛奶吗？玛莎，叫人给我们拿点酸牛奶或马林果来，”他对妻子说。“今年马林果熟得很晚。”
这时斯维亚日斯基情绪很好，他站起身来，走开了，显然，他认为谈话已经结束，而莱温却觉得谈话才刚刚开始。
莱温失去了一个交谈者，只得继续与那个蓄着灰白小胡子的地主交谈，极力向他证明，所有的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想了解我们雇工的特点和习惯而产生的。但是，那个地主像所有离群索居、想法独特的人一样，难以理解别人的思想，非常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喜欢过猪一般的生活，要使他们脱离猪一般的生活，需要权力，而现在却没有权力；需要棍棒，而我们却变成了十足的自由派，突然以什么律师和监狱来代替使用了一千年的棍棒，在监狱里给那些不中用的臭农民们喝很好的汤，并且为他们计算出应有多少立方英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莱温极力想回到实质性的问题上来，“要找到那样一种与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获得成效，是不可能的呢？”
“与俄国农民休想建立这种关系！我们没有权力，”那个地主回答说。
“怎么才能找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喝了酸牛奶，点上一支烟，走到两个争论者面前说。“与劳动者可能确立的各种关系都已经确定下来，并且作了研究，”他说道。“野蛮时代的残余——施行连环保制度的原始公社自行瓦解了，农奴制已被消灭，剩下的只是自由劳动，它的形式是明确和现成的，必须采用这些形式。雇农、短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这些形式并不满意。”
“是不满意，并且正在寻找新的形式。大概会找到的。”
“我说的正是这一点，”莱温说。“为什么我们不从自己这方面出发去寻找呢？”
“因为这样做无异于重新去研究建设铁路的方法。其实方法是现成的，早已设计好了。”
“但是，假如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适用，假如它们并不高明呢？”莱温说。
他又发现斯维亚日斯基眼里的恐惧神色。
“哎呀，那我们就妄自尊大了，我们找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东西啦！这套话我很熟悉，但是，对不起，欧洲在关于劳动组织问题上所做的一切您知道吗？”
“不，不大清楚。”
“现在欧洲的优秀人士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舒尔采-德里奇派……后来则有最具自由思想的拉萨尔派论劳动问题的一大批著作……米尔豪森体制——这都是事实，您大概是知道的。”
“我有点概念，但很模糊。”
“不，您只是说说而已，您对这一切的了解大概并不比我差。当然，我不是社会学的教授，但我对这感兴趣，真的，假如您也有兴趣的话，那就去研究吧。”
“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结果呢？”
“对不起……”
两个地主站起来告别，斯维亚日斯基又制止了莱温那种爱窥测他内心世界的令人不快的习惯，走出去送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