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彼得堡著名律师的接待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有三位太太：一位老的，一位年轻的，还有一位商人的妻子；三位先生：一位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另一位是大胡子商人，第三位是穿着文官制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一脸怒气的官员，显然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两位助手伏在桌上写东西，笔尖发出沙沙的响声。文具极佳，一向讲究文具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助手，没有站起来，稍稍眯缝起眼睛，气冲冲地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道：
“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找律师。”
“律师正忙着，”助手用笔指着等候的人们，严厉地说，然后又继续写东西。
“他能不能挤出点时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没有空闲时间，他一直很忙。请您等着。”
“那么麻烦您把我的名片交给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尊地说，知道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了。
助手接过名片，显然对名片的内容不感兴趣，径直朝门里走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则上赞同公开审判，但是俄国公开审判的一些具体做法，由于他熟悉上层社会的种种内情，他并不完全赞同，而且他以对最高当局核准的规章所许可的程度加以反对。他的一生都是在行政活动中度过的，因此，当他不赞同某件事时，他会承认错误是难免的，而且可以得到纠正，这样一来，他的不赞同态度就会缓和。他不赞成新的审判制度中有关使用律师的条款。他至今没有与律师打过交道，所以只是在理论上不赞同使用律师，而现在，他在律师接待室得到的不愉快印象，加强了他的不满。
“马上就出来，”助手说。果然，过了两分钟，门口出现了刚与律师商谈过的高个子老法学家和律师本人。
律师矮墩墩的身材，秃顶，留着深褐色的大胡子，长有两道浅色的长眉毛和突出的前额。他穿着入时，从领带、双重表链到漆皮靴都很漂亮，像个新郎。他那张脸机灵而粗鲁，服装时髦，但是俗气。
“请进，”律师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接着，他闷闷不乐地把卡列宁让进屋里，随后关上了门。
“请坐！”他指指放着文件的写字台旁的圈椅说，自己则在主位上坐下，然后把脑袋歪向一边，搓着短短手指上长着白汗毛的小手。他刚按这样的姿势坐定，就有一只飞蛾在写字台上飞过。律师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伸出双手，抓住蛾子，然后又恢复原先的姿势。
“在讲我的事情之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诧异地注视着律师的动作，“我必须指出，我要跟您谈的事必须保密。”
隐约可见的微笑使律师那两撇下垂的褐色小胡子往两边分开。
“要是我不能保守当事人告诉我的秘密，那我就不是律师。要是您需要证明……”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了看对方的脸，看到他那双灰色、聪明的眼睛在笑，仿佛什么都明白似的。
“您知道我的姓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我知道您和您从事的有益活动。”他又抓住一只飞蛾。“这是所有的俄国人都知道的，”律师躬着身子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既然决心已下，他就用自己那尖细的声音继续说，他没有胆怯，也没有口吃，并且在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我真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说，“成了受骗的丈夫，我希望根据法律中断我和妻子的关系，也就是离婚，条件是儿子不能留在母亲身边。”
律师那对灰色的眼睛极力克制住笑意，但是由于止不住的兴奋而转动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这不只是一个接到一笔赚钱生意的人的快乐，这里还有胜利和狂热，一种他在妻子眼睛里看到的可怕的闪光。
“您要我协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是的，正是如此，不过我必须事先告诉您，我恐怕会浪费您的精力。我来只是先同您商量一下。我想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形式不符合我的要求，我很可能不采用法律手段。”
“噢，这没问题，”律师说，“这总是由您决定。”
律师低下眼睛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脚，他觉得自己那克制不住兴奋的模样可能会得罪当事人。他望了望从自己鼻子前飞过的飞蛾，挥了一下手，出于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地位的尊重，他没有把它抓住。
“虽然法律上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大体上我也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但我希望了解在实际上办理这类事情采取的形式。”
“您要我，”律师没有抬起眼睛回答，不无得意地仿效自己当事人说话的腔调，“把那些可能实现您愿望的办法向您陈述吧？”
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点头同意，他便继续说下去，只是偶尔看一眼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现出红斑的脸。
“根据我国的法律，离婚，”他用一种不很赞成俄国法律的口吻说，“像您了解的那样，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能……等一等！”他对把头探进门来的助手说，然而他还是站起来，说了几句话，又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在下列情况下：夫妻生理上有缺陷，分离五年不通音讯，”他弯起一个长满汗毛的短手指说，“再就是通奸（他说这个词时显然带着满足的神情）。可以再分成这样（他继续弯起其余几个短粗的手指，虽说这些情况和再分显然是归不到一起的）：丈夫或者妻子一方生理上有缺陷，再就是丈夫或者妻子一方与别人通奸。”五个手指都弯了起来，于是他把手指都伸直，继续说：“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您是来向我了解实际运用的情况的，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因此，根据先例，我应当向您报告，所有的离婚案件实际上都可以归入下述情况：据我估计，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是因分离而音讯不通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地点点头。
“那就要归入下列情况：夫妇中有一方与别人通奸，而且一方犯罪的罪证经双方承认，或者没有经双方承认，是被偶然发现的。应该说，后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很少碰到，”律师说，同时匆匆地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眼，然后就不作声了，就像一个卖枪的人，描述了某种武器的好处之后，等待顾客作出选择。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默不作声，因此，律师继续说：“我认为，最通常和最简单的合理做法是双方都承认通奸的事实。要是跟一个智力不发达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说，“但是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烦意乱，未能马上明白双方承认通奸是否合理，因此他的目光里流露出不解的神色，这时律师立即就向他解释：
“夫妻两人不可能再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事实。要是双方都同意这一点，那么细节和手续就无关紧要了。而且这是最简单和最可靠的方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完全明白了。但是，他有一些宗教上的需求，妨碍他采用这种方法。
“对我的情况而言，这是办不到的，”他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采取：我手中掌握着一些信件，可以作为偶然被发现的罪证。”
提到信件，律师紧闭双唇，发出一种尖细的、深表同情而又轻蔑的声音。
“请注意，”他开始说。“正如您所知，这类事情是由宗教部门解决的；大司祭们对这类事情喜欢追根究底，”他带着一种对大司祭们的兴趣表示同感的笑容说。“毫无疑问，信可以作为部分的证明，但是罪证应该由直接途径获得，也就是要有证人。总之，要是我有幸得到您的信任，那就让我选择应该采用的方法。谁要想达到目的，那他就得采用各种手段。”
“如果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脸色发白，话刚开了头，不料律师站起身来，又走到门口，朝打断他们谈话的助手走去。
“告诉她，我们不是在卖廉价商品！”他说，然后又回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身边。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又悄悄地抓了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会有上好的面料做窗帘了！”他皱起眉头，心里想。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将把我的决定书面通知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来说，同时扶住桌子。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继续说：“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结论，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请求您把您的条件告诉我。”
“要是您给我完全的行动自由，这完全可以办到，”律师答非所问。“我什么时候能得到您的消息呢？”律师问，同时朝门走去，他的双眼和脚上的漆皮靴子闪闪发亮。
“过一个星期。关于您是否愿意办理这件事以及有哪些条件，请劳神给我一个答复。”
“很好。”
律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把当事人送到门外，然后独自沉浸在愉快的心情之中。他是那么快乐，以致他破例对那个讨价还价的妇人作了让步，也不再抓飞蛾，最后决定下一个冬天到来之前必须用丝绒重新包钉家具，像西戈宁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