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上，在夕阳斜照在货堆上投下的阴影里，身着长外套、帽子压得低低的弗龙斯基，双手插在口袋里，在来回踱步，就像笼中的野兽，走上二十步就来个急转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近前去，似乎觉得这时弗龙斯基已经看见他，但装作没看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此并不在乎。他把与弗龙斯基交往的个人得失置之度外。
此时此刻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弗龙斯基是个正在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因而认为自己有责任去鼓励他，称赞他。他走到弗龙斯基跟前。
弗龙斯基停下脚步，对他细细一瞧，马上认出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跨上几步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也许，您没有想到会跟我见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过我是否能够为您做点什么？”
“我觉得，跟谁见面也不会像跟您见面这样较少不愉快，”弗龙斯基说。“对不起。对我来说，人生没有愉快的事情了。”
“这点我明白，因而我想为您效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凝视着弗龙斯基显而易见的痛苦的脸，说。“您是否需要给里斯提奇或米兰写封信呢？”
“噢，不要了！”弗龙斯基说，似乎听懂他的话很费力。“要是您不在乎，那我们就去散散步。车厢里闷得慌。写信？不，谢谢您；要去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写给土耳其人……”他嘴角上挂着淡淡的笑意，说。从眼神依然看得出他内心的气愤和痛苦。
“是的，但是这对于您与物色好的头面人物建立必要的关系还是可能会方便些。当然，悉听尊便。我很乐意听听您的决定。当前社会上对志愿兵的攻击那么频繁，像您这样的人能提高他们声誉。”
“我这个人，”弗龙斯基说，“好在生死对我都无所谓。至于我的体力，十分充沛，足以冲锋、拼杀，或者倒下，——这一点我知道。我欣喜的是，能借此机会献出我眼下不仅没用，而且令人嫌恶的生命。这生命对别人倒还有用。”他的颧骨因为不停的、钻心的牙疼而克制不住地抖动着，甚至影响他说话的表情。
“我可以预言，您的精神状态会恢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觉得自己颇为感动。“为了把同胞兄弟从桎梏下解脱出来，生死有何妨！愿上帝赐予您事事成功，内心平和，”他接着说，向他伸出手去。
弗龙斯基紧紧握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手。
“是的，作为一样工具，我还有点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已不中用了，”他一字一顿地说。
他那颗臼齿的隐隐作痛使他口腔里满含口水。他直勾勾地盯着那沿铁轨缓慢而又平稳地滚来的煤水车的轮子。
倏地，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痛楚，不是病痛，而是揪心撕肺的全身折磨迫使他一瞬间忘记了牙疼。他一瞅见煤水车，一瞅见铁轨，加上与发生那次不幸之后未见过面的这位熟人的谈话的影响，突然回想起她，回想起那天他像个疯子似的冲进车站栈房所见到她的那副惨景：在一张桌子上，不知羞地横陈着一具不久前还充满生命的、血淋淋的尸体，四周围着一群陌生人；那张完整无损的、盘着粗大的发辫和两鬓留着几绺鬈发的脑袋向后仰着。她那张妩媚动人的脸上，红润的嘴唇半张半闭，嘴角上凝着一种异样的可怜相，那双没闭上的、凝然不动的眼睛令人十分可怖，好像在说他们争吵时对他说过的那句骇人的话——他会后悔的。
他竭力回忆头一次也是在车站上遇见她时的那种模样。那时的她显得神秘莫测、楚楚动人，她向往幸福，追求幸福，也赐予人幸福，不是像她生命最后时刻在他脑海中留下的那种冷酷无情、睚眦必报的神情。他竭力回忆同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然而这些时光已被永远糟践了。他只记得，她当时洋洋得意地威吓他说，他会抱憾终生的。这时他不再感到牙疼，禁不住的号哭扭曲了他的脸。
他默默无言地在货堆旁来回走了两趟，渐渐控制住了自己，然后平静地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今天没有得到电讯消息吗？是的，土耳其人第三次遭到败北，明天预料会有一场大决战。”
接着，他们又谈论了一会儿米兰国王的宣言以及它能够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二遍铃声响了之后，他们就各自回车厢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