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季认识了施塔尔夫人。这一结识，还有同瓦莲卡的友谊，不但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也在她悲伤的时候抚慰了她。她得到慰藉是因为，通过与她俩的交往，在她面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完全不同于她的既往的世界，从这个崇高美好的世界可以平静地审视以往发生的事情。在她面前，除了七情六欲的本能生活，又出现了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所揭示，但又丝毫不同于基季从小熟悉的那种宗教，那种跟熟人们一起在孤老院做弥撒和通宵礼拜、和牧师一同背诵斯拉夫经文的宗教。这是一种同美好的思想感情有联系的崇高而神秘的宗教。这种宗教不但必须信仰，而且值得珍爱。
这一切基季并不是从别人的话语中了解到的。施塔尔夫人和基季谈话时，把她当作可爱的小孩，像回忆自己的青春那样欣赏她。只有一次施塔尔夫人提到，在人类的苦难中唯有爱和信仰能带来慰藉，基督怜悯我们的痛苦是无微不至的，但说到这里她马上转变了话题。然而，基季从她的每个动作、每一句话，从她那基季称之为天国般的眼神中，特别是瓦莲卡告诉她的施塔尔夫人的整个身世中，总之，从各个方面懂得了“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这一点她从前是不知道的。
但是，尽管施塔尔夫人品格高尚，身世感人，言谈高雅温和，基季却无意中在她身上发现了某些令人费解的地方。她注意到，施塔尔夫人问到她的亲属时，曾轻蔑地微微一笑，这有悖于基督教忠厚之道。她还发现，有一次施塔尔夫人住处来了一位天主教神父，施塔尔夫人尽量把脸藏到灯罩的阴影里，并且异样地微笑着。这些虽说是细枝末节的发现，却使基季困惑不解，对施塔尔夫人产生了疑窦。然而瓦莲卡孑然一身，没有亲友，没有欲望和遗憾，带着她那份惆怅和无奈，却成了基季理想中的完人。她从瓦莲卡身上领悟到，只要做到忘我和爱人，就能够心安理得、幸福美满。基季想成为这样的人。现在她明白了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就不想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赞美，而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展现在面前的新生活中去。根据瓦莲卡所讲的施塔尔夫人及其他一些她提到名字的人在做的事情，基季也有了自己未来生活的打算。瓦莲卡对她讲过许多关于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林的事，基季也将照她那样，无论住在哪里，都要去寻找不幸者，尽力帮助他们，发给他们福音书，向病人、犯人和临终的人诵读福音书。她想学阿林的样给犯人们念福音书，这个想法特别使她着迷。这些秘密愿望基季既没有对母亲，也没有向瓦莲卡透露过。
基季一方面等待时机大展宏图，另一方面，眼下在矿泉就有不少病人和不幸者，她很容易找到机会仿效瓦莲卡，实施自己的新原则。
起初，公爵夫人只发现基季处在一种强烈的影响下，这种影响她称之为对施塔尔夫人、特别是对瓦莲卡的engouement。她看到基季不仅摹仿瓦莲卡的行为，而且不自觉地学她说话走路的姿态和眨眼睛的样子。后来公爵夫人才注意到，女儿并不仅仅是仰慕别人，在她自己身上发生着某种精神上的重大转折。
公爵夫人发现，基季每晚都读施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文福音书，这是从前没有过的；还发现她回避社交界的熟人，却同瓦莲卡关照的那些病人，特别是患病的穷画家彼得罗夫一家人来往。基季在这个家庭里履行护士职责，显然以此为荣。这些尽是好事，公爵夫人都不反对，何况彼得罗夫的妻子又是个正派女人，而且那位德国公爵夫人看到基季做这些事，也称赞她是抚慰天使。这一切本来都很好，要是做得不过分的话。但公爵夫人发现女儿有些走极端，于是就向她指出。
“Il ne faut jamais rien outrer，”她对女儿说。
女儿没有回答，她只在心里想，基督教事业是没有什么过分可言的。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有人剥你的外衣，你把内衣也送给他。遵循这种教义，还说什么过分二字呢？但公爵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过分行为，她觉得基季现在不愿意同她推心置腹，这更加使她不快。基季确实对母亲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感情。这倒并非因为她不再敬爱母亲，而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情愿告诉任何别人，而不愿告诉母亲。
“安娜·帕夫洛夫娜好些日子没到我们家来了，”公爵夫人有一次提起彼得罗娃说。“我请过她。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不，妈妈，我没有发现她不高兴，”基季脸一红，说。
“你好久没上他们家去了吗？”
“我们准备明天去游山，”基季回答。
“好嘛，你们去吧，”公爵夫人说，注视着女儿窘迫的脸色，猜想她发窘的原因。
当天，瓦莲卡来吃午饭时告诉她们，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主意，明天不进山了。公爵夫人看见基季的脸又红了。
“基季，你和彼得罗夫一家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只剩下母女俩时，公爵夫人问道。“为什么她不再派孩子来，自己也不上我们这儿来了呢？”
基季回答说，她们之间没有任何芥蒂，她真不明白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何对她不满。基季说的全是实话。她的确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不过她也猜到了几分。她的猜测既不能告诉母亲，也不曾对自己诉说过，这种事只能心里知道，甚至对自己也说不出口，因为倘若是误会就太可怕太丢脸了。
她一再回想自己同这一家人的关系。她想到同安娜·帕夫洛夫娜见面时她那和善的圆脸庞上流露出来的喜悦；想到她俩暗地里商量要使病人丢下有害健康的工作，带他出去散步；想到那家最小的男孩子叫她“我的基季”，非得她在旁边才肯躺下来睡觉。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然后她又想起了彼得罗夫穿着褐色常礼服的羸弱的身体、细长的脖子、稀疏的鬈发、最初使基季感到害怕的浅蓝色眼睛，还有他在她面前强打精神的吃力样子。她想到自己初见他时，竭力克制着大凡见到肺痨病人都会产生的嫌恶心理，挖空心思找出些话来对他说。她想起他用怯生生的感动的目光望着她，她既同情他，又有些难为情，又意识到自己是在行善，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一切是多么美好！但这些都是开始时的情形。现在，也就是几天前，事情一下子变糟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假装殷勤地接待基季，却在时刻观察着她和丈夫。
难道说，她接近他时，他露出由衷的喜悦，这就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落她的原因吗？
“对了，”基季想了起来，“难怪前天她有些不自然，完全不像她那善良的性格，不高兴地对我说：‘您瞧，他一直在等您，您不来他就不肯喝咖啡，也不看看自己虚弱成什么样子了。’”
“可能就是这样。我递给他毛毯，她也不高兴。这本是平常小事，可是他显得那样局促不安，谢了好半天，弄得我也难为情起来。还有我的那幅肖像，他画得真好。但主要还是他的眼神，腼腆而温柔！对，对，是这样的！”基季害怕地连连对自己说。“不，不能这样，这不可能！他太可怜了！”她接着又这样对自己说。
这场猜疑使她美好的新生活蒙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