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龙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前夕，安娜经过反复考虑后明白，他每次外出他们之间一再出现的争吵，只会使他变得更冷漠，而不会使他变得更依恋，所以她决定尽最大努力去平静地忍受与他的离别。但是，当他来说他要出发的时候，他用冷冰冰的严厉目光朝她看了看，这种目光使她感到受了侮辱，所以他还没有动身，她的平静态度就化为乌有了。
后来，她在独守空房时，反复琢磨这种表明他有权自由行动的目光，最后像往常一样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受到了屈辱。“他有权在随便什么时候去随便什么地方。不仅有权离开，而且有权撇下我。他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我却一点权利也没有。但是，他知道这一点，就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呢？……他带着冷冰冰的严厉神情朝我看了看。当然这种事是无法判断的，也是不可捉摸的，但是这种事以前并没有发生过，而且这种目光意味深长，”她想道。“这种目光表明感情已开始冷淡。”
尽管她确信感情已开始冷淡，她还是毫无办法，丝毫不能改变自己对他的态度。同以前一样，她只有靠爱情和容貌的魅力留住他。同以前一样，只有白天忙于各种活动，每夜服用吗啡，她才能摆脱假如他不再爱她那会怎么样这一可怕念头。的确，还有一种方法：不是要留住他，——除了他的爱情，她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而是要同他接近，使他们的处境变得使他不会抛弃她。这个方法就是离婚和结婚。于是她开始有这种愿望，并且决定，只要他或斯季瓦再同她谈起这件事，她就表示同意。
她就抱着这种想法度过了他不在家的那五天。
散步、同公爵小姐瓦尔瓦拉谈话、参观医院，主要是读书，一本接一本地读书，这些活动占去了她的时间。第六天，车夫回来了，他却没回来，她觉得自己已经无法不去思念他，无法不去思考他在那儿干些什么。就在这时候，她女儿生病了。安娜开始看护照料她，然而这件事也解不开她的愁结，更何况女儿的病并不危急。无论她多么努力，她都无法喜爱这个小女孩，假装喜爱她又做不到。这一天将近黄昏时，安娜独自一人，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为他担心的恐惧感，她决定亲自到城里去一趟，仔细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结果是写了弗龙斯基所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写好后也不看一遍就加急发出。第二天早上，她收到了他的来信，于是为自己写了那封信感到后悔了。她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再次看到他临行前所投向她的那种严厉的目光，尤其是在他得知小女孩病情并不危急的时候。不过，她还是为自己给他写了信而感到高兴。现在，安娜心里承认，她给他造成了痛苦，为了回来看她，他只得遗憾地放弃自己的自由；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他要回来了。就算他感到痛苦，但他将在这里同她厮守在一起，让她看到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
她坐在客厅里，坐在一盏灯下，手里捧着泰纳的一本新作，边看边倾听着室外的风声，时刻盼望着马车来临。她几次觉得自己听到了车轮声，但都是错觉；后来，她终于听到了车轮声，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低沉的响声。连正在摆纸牌卦的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安娜涨红着脸站了起来，却没有像前两次那样下楼去，而是站着不动。她突然为自己所设的骗局而感到羞愧，但她觉得最可怕的是，不知他将怎么对待她。受侮辱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她只怕看到他的不满神情。她想起女儿得病第二天就完全康复了。她甚至对女儿感到很恼火，因为信一发出她就恢复健康了。接着，她想起了他，想象他整个人连同他的双手、双眼都已经在这里了。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于是，她不顾一切，兴高采烈地跑去迎接他。
“喂，安妮怎么样？”他从下面望着朝他跑来的安娜，怯生生地问道。
他坐在椅子上，仆人在替他脱保暖靴。
“不要紧，她觉得好多了。”
“你呢？”他一面抖掉身上的尘埃，一面说。
她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手，把它拉到自己的腰上，并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啊，我很高兴，”他说，一面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着她的发式、她的衣服，他知道这是她特意为他穿的。
这一切他都很喜欢，但是喜欢的次数已经太多啦！于是她最怕见到的那种冷若冰霜的严厉表情又在他的脸上出现了。
“啊，我很高兴。你身体好吗？”他用手帕擦干湿胡子，吻着她的手说。
“其他全都无所谓，”她想道，“只要他在这里就行，他在这里，他就不会不爱我，也不敢不爱我。”
这个晚上过得既开心又幸福，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也在场，她埋怨他说，安娜是因为他不在家而服用吗啡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无法入睡……思绪万千。他在家时，我从不服用。几乎从不服用。”
他讲了选举的情况，安娜照例用提问的方法促使他谈论他高兴的事，即谈论他的成就。她对他讲了他所关心的全部家务事。她说的事情全都是令人高兴的。
夜深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安娜看到自己又完全把他控制住了，就想抹掉那封信给他造成的痛苦印象。她说：
“招认吧，收到我的信，你是否恼火，是否不相信我的话？”
刚说完这句话，她就明白，无论他现在对她多么温情脉脉，他也不会原谅她的做法。
“是的，”他说。“信写得太怪了。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说你想亲自赶来。”
“这都是实话。”
“可我也并没有怀疑呀。”
“不，你是在怀疑。我看得出，你不满意。”
“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我不满意，这是真的，那只是因为你好像不容许我承担社会义务……”
“听音乐会的义务……”
“不谈这种事了，”他说。
“为什么不谈？”她说。
“我只是想说，总会遇到一些必须办的事。比如，我现在必须到莫斯科去一趟，去办理房子的事……唉，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怒？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
“要是这样，”安娜突然改变语调说，“你会对这种生活感到苦恼……是的，你会回来待上一天，然后再离开，就像那些……”
“安娜，你这话说得太过火了。我愿意把整个生命都献给……”
她却不肯听他说下去。
“要是你去莫斯科，那么我也要去。我决不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分手，要么待在一起过日子。”
“你原本就知道，这是我的宿愿。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就得离婚，对吗？我会写信给他。我感到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莫斯科。”
“你似乎是在威胁我。我也没有别的任何愿望，只希望不同你分离，”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但是，在他说这番温情的话语的时候，他眼睛里闪出的目光不但是冷冰冰的，而且像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变得残酷无情的人的目光那样凶狠。
她看到了这道目光，并且正确地猜到了它的含义。
“要是这样，那就太不幸了！”——这就是他的目光的含义。这是瞬间的印象，但她永远也忘不掉了。
安娜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同意离婚。十一月底，同要到彼得堡去的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分手后，她与弗龙斯基一起搬到莫斯科去了。现在，他们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每天都在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以便马上就办离婚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