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部里回到家，不过他来不及马上到房里去见安娜，这在他是常有的事。他要到书房接见等候在那里的来访者，还要签署管事拿来的一些文件。来吃晚饭的人（通常有三四个人来卡列宁家吃晚饭）来了，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老堂姐，一位厅长和他的太太，一个被推荐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手下任职的年轻人。安娜到客厅来招待客人。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刚要敲第五下，身穿燕尾服、打着白领结、佩戴着两枚金星勋章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客厅。他这样打扮是因为一吃过饭就要出门公干。他生活里的每一分钟都有事情做，而且是预先安排好的。为了完成每天必做的工作，他对守时是极严格的。他的座右铭是：“不慌忙，不休息。”他走进客厅，向每位客人点头致意，马上就坐下来，微笑着对妻子说：“是啊，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都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真不自在（他着重说了‘不自在’三个字）。”吃饭时他和妻子谈了些莫斯科的事，带着嘲弄的微笑问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过席间所谈的大都是共同的话题，有关彼得堡官场上和社会上的情况。饭后他陪客人坐了半小时，然后又笑嘻嘻地握握妻子的手，就坐车到委员会去了。这一晚，安娜没有上别特西·特韦尔卡娅公爵夫人家去，虽然她一听说安娜回来，就请她晚上去作客；也没有到订了包厢的剧院去看戏。她不出门主要是因为她等着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在客人走后，安娜打扮了一下，她对自己的装束很不满意。她一向很擅长穿着不太贵重的服装。去莫斯科前，她曾叫女时装师替她改制三件衣服，要求改得完全看不出改制的痕迹。这些衣服三天前就该做好了。但至今还有两件根本没有做。改好的那一件也不合安娜的意。时装师前来解释，硬说她改的式样更好，安娜发了一顿脾气，过后回想起来都不好意思了。为了让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她来到儿子的房间，同儿子一起待了整整一晚上，并亲自照料他睡下，为他画了十字，盖好被子。她很高兴没有出门，这一晚过得很愉快。她心情轻松而平静。她很清楚，她在火车上觉得不平凡的那件事，不过是交际场上微不足道的一桩小事，她不必为自己及对别人感到羞愧。她拿起一本英国小说坐到壁炉边，等待丈夫回来。九点半，她听到了他的铃声，他走进房里来。
“你可回来了！”她向他伸出手说。
他吻吻她的手，坐到她身边。
“我看，总的来说，你这次旅行很顺利，”他对她说。
“是呀，非常顺利，”她答道，接着便一五一十地从头讲起：她如何跟弗龙斯卡娅同车旅行，到达莫斯科时如何如何，车站上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又讲到她起初觉得哥哥可怜，后来又同情多莉。
“我不认为这个人可以原谅，虽然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厉地说。
安娜笑了笑。她知道，他这样说是为了表明自己敢于不徇亲情直抒己见。她了解丈夫的这种性格，喜欢他这一点。
“我很高兴这一切都顺利结束，你也回家来了，”他接着说。“哦，关于我让委员会通过的那个新法案，那边有什么议论吗？”
安娜对关于这个法案的议论一无所闻，她把他这么重要的事情轻易地置之脑后，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这边的情况正相反，这件事弄得舆论哗然，”他得意地笑着说。
她看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就这件事告诉她一些愉快的消息，她就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有意让他讲出来。他仍然带着得意的微笑，讲述了法案通过后他受到欢呼的情景。
“我是非常、非常之高兴。这证明了，我们终于对这种事业开始确立明确而坚定的观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得罗维奇就着乳脂和面包喝完了第二杯茶，就起身到书房里去。
“今晚你哪儿也没去，一定觉得无聊吧？”他说。
“噢，不！”她回答，也跟着他站起来，陪他从客厅向书房走去。“最近你在读什么书呀？”她问。
“最近我在读Duc de Lille,《Poésie des enfers》，”他答道。“这本书太妙了。”
安娜莞尔一笑，就像人们看见亲爱之人的弱点便露出这种微笑。她挽住他的手，把他一直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有夜读的习惯，这已成为他的一种必需。她知道，尽管他公务缠身，几乎没有一点余暇，他仍然视为己任地关心知识界的一切优秀成果。她也知道，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和神学书籍，艺术对他的本性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但尽管如此，或者毋宁说正因为如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放过艺术界的任何有影响的大事。他认为博览群籍是他责无旁贷之事。她还知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常常产生疑问，或者说，他有所探索，但是对于他一窍不通的艺术、诗歌，尤其是音乐方面的问题，他的见解却非常明确而坚定。他喜欢谈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谈诗歌和音乐的各种新流派，把它们都一一作了明确的分类。
“好了，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看见房里的安乐椅边已经为他准备好带罩的蜡烛和一瓶水。“我要给莫斯科那边写封信。”
他握握她的手，又吻了吻。
“他终究是个好人，正直，善良，事业上很成功，”安娜回到房里，自言自语道，仿佛在什么人面前为他辩护，因为那个人在指摘他并说他不值得爱。“可是，他的耳朵为什么那么奇怪地凸出来呢？是不是他把头发剃短了？”
十二点整，安娜还坐在写字台边，快要写完给多莉的信，听见了他穿着便鞋的均匀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梳洗完毕，夹着书本走到她跟前。
“该睡了，该睡了，”他说罢，带着特别的微笑走进卧室。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看着他呢？”安娜记起弗龙斯基看她丈夫的目光，心里想。
她脱下外衣，走进卧室。现在她的脸上不仅没有了她在莫斯科时从眼睛里和微笑中迸发出来的那种生气，相反，她心中的火花仿佛已经熄灭，或者隐藏到遥远的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