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莱温同太太们待在一起，感到万般无聊。他想到，自己现在对农业经营感到不满，这并不是他个人的特殊情况，而是俄国农业的普遍状况。他想到，要作出某种安排，使劳动者与劳动的关系像他在半路上遇到的那个农民家那样，这并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想法使他比任何时候都激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必须试着去解决。
莱温与太太们道了晚安，答应明天再待上一整天，一起骑马到公家的树林去观看一处有趣的塌陷地。临睡前他走进主人的书房，去拿斯维亚日斯基推荐给他的几本有关劳动问题的书。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很大，周围摆满书橱，还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放在书房中央的笨重的写字台，另一张是圆桌，上面放着一盏台灯，台灯周围呈星形放着各种文字的最新报刊杂志。写字台旁边放着一个柜子，抽屉上贴着金字标签，里面放着各类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在摇椅上坐下。
“您在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浏览杂志的莱温说。
“对啦，这里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斯维亚日斯基指着莱温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说。“原来，”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完全不是弗里德里希。原来……”
接着，他照例清楚简洁地叙述了这些重要而有趣的新发现。虽然莱温现在想的多半是农业问题，但他在听主人说话的同时，自问道：“瞧他头脑里装着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为什么他对波兰瓜分问题感兴趣？”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以后，莱温下意识地问道：“那又怎么啦？”但是没有任何回答。斯维亚日斯基感兴趣的只是“原来”如何。但是，斯维亚日斯基没有解释，而且觉得没有必要解释，他为什么对此感兴趣。
“哦，我对那个爱生气的地主很感兴趣，”莱温叹了口气，说。“他聪明，并且说了许多实话。”
“哎哟，得了吧！他是个顽固不化的隐藏的农奴制拥护者，他们这些人都一个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只是我把他们朝另一个方向领，”斯维亚日斯基笑着说。
“使我感兴趣的是，”莱温说，“他说得对，我们的事业——也就是合理经营农业——无法进行，只能像那位文静的地主那样采用放高利贷办法。要不然，就用最简单的办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不过，说它进行不了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家就在进行。”
“工厂……”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您会感到奇怪。农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显然，他们对一切陌生的事物都会反对。在欧洲，农业能合理经营是因为农民受过教育，因此，我们必须让农民受教育，问题就在这里。”
“怎么让农民受教育？”
“让农民受教育需要三样东西：学校，学校，还是学校。”
“可是您自己说过，农民的物质发展水平很低。学校在这方面能有什么帮助呢？”
“您知道，您使我想起一个有关劝告病人的笑话：‘您试用一下泻药。’‘试过了，情况更糟。’‘试用一下医蛭疗法。’‘试过了，情况更糟。’‘那末，只有向上帝祷告了。’‘试过了，情况更糟。’我和您也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情况更糟。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情况更糟。我说教育，您说情况更糟。”
“那么，学校在这方面究竟有什么帮助呢？”
“使他们产生其他的需求。”
“这一点我怎么也不明白，”莱温激动地反驳说。“学校怎样改善农民的物质状况呢？您说，学校、教育会使他们产生新的需求。那就更糟了，因为他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加减法和教义问答如何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永远也无法明白。前天傍晚，我遇到一个抱着吃奶婴儿的农妇，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去找巫婆，孩子突然得了啼哭不停的怪病，我抱他去治一下。’我问，巫婆怎么能治好孩子的哭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棚上，嘴里再念咒。’”
“瞧，您自己就在说明问题！要她不把孩子放在鸡棚上，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快活地微笑着说。
“噢，不！”莱温气恼地说，“我认为这种治疗法就跟用学校治疗农民一个样。农民贫穷，无知无识，这我们看得没错，就像巫婆知道孩子得了哭病，因为孩子正在啼哭。但是学校怎样帮助农民摆脱贫穷和无知，那就不明白了，就像不明白鸡棚为什么能治好哭病一样。应该设法消除农民贫困的原因。”
“嗯，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不那么喜欢的斯宾塞是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生活富裕和舒适的结果，像他所说的，是经常洗涤的结果，但不是能读会算的结果……”
“总之，说我和斯宾塞一致，我感到很高兴，或许相反，我感到很不高兴；不过这一点我早知道。学校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是那种能使农民富裕一些，空闲一些的经济结构，等到农民富裕空闲了，学校自然会有了。”
“然而，现在在整个欧洲的学校都是义务的。”
“可是在这点上您怎么和斯宾塞相一致呢？”莱温问道。
这时候，在斯维亚日斯基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的神色，接着，他微笑着说：
“不，这个治哭病的故事非常妙！难道是您亲耳听到的？”
莱温明白，他无法发现这个人的生活和他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并不在乎他的议论会导致什么结果，他需要的只是议论的过程。当他的议论过程把他引入死胡同时，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这种状况，为了摆脱困境，他就把话题转到别的有趣的事情上。
在半路上遇到的农民给他留下的印象似乎成了这一天全部印象和思维的基础，随之而来的种种印象使他激动不已。这个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抱有的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之用，显然，他具有其他一些不为莱温所知的生活原则，而他与老百姓在一起时，却以那些与他的观点不同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个气冲冲的地主，由于对生活感到苦恼而发表的议论是完全对的，但是他对整个阶级，俄国最优秀阶级的怨愤却是不对的。同时，莱温不满意自己的活动，模模糊糊地希望找到纠正的方法。所有这一切都融合成一种内心焦急不安、期望尽快解决的情感。
莱温待在为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手脚一动就会突然往上弹的床垫上，久久不能入睡。斯维亚日斯基尽管发表了许多高深的言论，但是莱温对他每次说的话都不感兴趣，而那位地主的言论倒值得讨论。莱温不禁回想起他所有的话，并在想象里修正自己回答他的话。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事业无法进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要进行改良就不得不运用权力。如果农业不实行改良就无法进行，那么，您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只要雇工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就像我半路上遇到的老头家那样干，农业仍然可以发展。我们对农业的普遍不满说明，错误不是在我们身上，就是在雇工身上。我们早就按自己的方式、按欧洲的方式随意地干，也不问问劳动力的性质如何。我们得承认劳动力不是理想的劳动力，而是具有独特天性的俄国农民，我们应根据这种特点来经营农业。‘要知道，’我应该对他说，‘您应该像那个老农那样经营农业，设法让雇工们关心劳动的成果，并且找到他们能接受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地贫瘠，收成也会比过去增加一倍或两倍。您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雇工们，您自己留下的比过去多，雇工们得到的也多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降低农业发展水平，使雇工对农业的收成发生兴趣。怎样做到这一点，这是个细致的问题，但这无疑是办得到的。’”
这个想法使莱温十分兴奋。他半夜没睡着，一直在考虑如何实现这一想法。他原来不准备第二天走，但是现在决定，明天一大早就坐车回家。此外，这个穿袒胸连衣裙的姨妹使他产生一种像做了坏事后感到羞愧和后悔的感觉。主要的是，他必须一刻也不耽误地立刻回去，应该赶在越冬作物播种之前向农民们提出新方案，从而用新办法播种。他决定全面改变过去的经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