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温在实行自己的计划中碰到许多困难，但是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成绩，但是他没有失望，他相信干这项工作是值得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农事已经进行，不能把一切都停下来，从头开始，只能在运转过程中把机器加以调整。
在他回家的当天晚上，他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管家。管家欣然同意他说的一部分意见，即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无利可图的。管家说，这点他早就说过，但是莱温不听。至于莱温提出自己作为股东和雇工们合伙经营农业，管家听了显出一副沮丧的神情，没有表示任何明确的看法，却立即谈到，明天必须把余下的黑麦捆运走，同时派人耕第二遍地，于是莱温觉得，现在不是谈他的计划的时候。
莱温同农民们谈起这件事，建议按新的条件向他们出租土地，他同样遇到困难，农民们忙于眼前的农活，没有时间考虑他的计划有利或者不利。
单纯的农民饲养员伊万，似乎非常了解莱温提出的让他全家分享饲养场利益的建议，完全支持这个计划。但是当莱温向他暗示将来的利益时，伊万的脸上却流露出一种不安和抱歉的神色，表示他没空再听下去，赶忙找一件急不容缓的事情：或者拿起叉子把干草从牲口棚叉出来，或者给牲口倒水，或者清除厩肥。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尽量剥削他们之外，还会有其他目的。他们坚信，不管他嘴上对他们说什么，他真正的目的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们的。他们自己也一样，说了许多话来表明自己的见解，但从来也不会说出他们真正的目的。此外（莱温觉得，那个肝火很旺的地主说得对），农民认为，任何协定不可更改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强迫他们采用新的经营方式和使用新式农具。他们承认，新式犁耕地较好，快速犁效率也比较高，但是他们能找出成千上万条理由来证明他们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两种工具。虽然莱温确信必须降低农业水平，但他舍不得放弃改良措施，因为它们的好处十分明显。不过，尽管有这些困难，他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到秋天新计划就开始实行，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起初，莱温想按照新的合作条件把自己整个产业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很快就确信，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把产业分成几部分。分成饲养场、果园、菜园、若干块草场和耕地，分别计算收支账目。莱温觉得，单纯的饲养员伊万比谁都理解他的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家里人组成的合作组，参与经营饲养场。远处一块荒废了八年的耕地，由六户农民在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下按新的合作条件承包，农民舒拉耶夫按同样的条件承包了所有的菜园。其他的产业仍按老办法经营，这三个承包组是实现新办法的第一步，莱温在这上面倾注了全部精力。
事实上，饲养场的状况至今不比以前好些，伊万竭力反对让母牛待在温暖的牛棚里，反对从鲜奶中提出奶油。他认为牛在寒冷处饲料吃得少，做酸奶油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他要求像过去一样领工资。现在，他领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将来利润的部分预支，对此他一点也不感兴趣。
事实上，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合作组没有按合同上规定的那样耕两遍地，他们为自己辩解说，时间短促，无法办到。事实上，这个合作组的农民们尽管商定按新的规定经营，但是他们没有把这土地看成是共同的土地，而看作是对分制的租地。这个合作组的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不止一次地对莱温说：“如果您收地租的话，您可以省心一些，我们也随便一些。”此外，这些农民找出各种借口，把契约上规定的就地建饲养场和干草棚的事一直拖延到冬天才办。
事实上，舒拉耶夫想把他承包的菜园分成几小块转租给农民。显然，他完全曲解，而且似乎故意曲解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事实上，莱温在与农民们谈话，向他们说明新计划的一切好处时，他经常觉得，农民们只是在听他说话的声音，心里却打定主意，不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受他的骗。他和最聪明的农民列祖诺夫谈话时，这个感觉尤其强烈，他发觉列祖诺夫眼神的变化，这种变化清楚地表明，他在嘲笑莱温，同时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心：即使有人受骗，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莱温还是认为，他的计划可以实行，如果严格进行核算，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他将来总会使他们相信这种办法的好处，事情也就会自然而然地顺利发展。
这些事情，连同农业方面的其他事务，以及书房里的写作占用了他整整一个夏天，他几乎没有时间去打猎。八月底，他从送马鞍来的人的口中得知，奥布隆斯基全家去莫斯科了。他觉得，由于自己的无礼，没有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写回信，现在一想起这件事就愧疚得不能不脸红，他已无法挽回，再也不能去他们家了。他对斯维亚日斯基也同样无礼，不告而别，同样不能再去他家了。现在他对这些事已经感到无所谓。新的农业计划占据了他整个心灵，有生以来他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事情如此投入过。他反复阅读了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所缺的资料，翻阅有关这方面的政治经济学书籍和社会主义著作，然而，真像他预料的那样，找不到与他正在进行的事有关的论述。他时刻希望在政治经济学书籍中，例如，在他一开始热衷于研究的穆勒的著作中找到使他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但是他找到的却是从欧洲经济状况中得出的规律。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对俄国不适用的规律一定有普遍意义。在社会主义的著作里他也看到同样的情况：无论是过去他在大学时代曾经迷恋过的美好、但又不切实际的空想，还是改良和弥补欧洲面临的农业状况的办法，都和俄国的农业没有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说，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无可置疑的。社会主义著作说，按照这些规律发展必然导致毁灭。两者不仅都没有给予答复，而且也没有给予一点儿暗示，他莱温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及地主，为了提高生产和增加公共福利该怎么对待千百万双手和千百万亩土地。
他既然已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就得仔细认真地阅读所有和这一问题有关的书，并且打算秋天去国外再实地进行考察，为的是在这一问题上不再发生他研究其他问题时所经常发生的情况。常常有这种情况，他刚开始理解交谈者的想法，开始述说自己的意见，交谈者突然对他说：“那么考夫曼、琼斯、杜布瓦、米契里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读读吧，他们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
现在他清楚地看到，考夫曼和米契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告诉他。他明白，他想要什么。他知道，俄国拥有极好的土地，极好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例如他在途中遇到的那个农民一家，劳动者和土地提供了很多产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按欧洲方式投放资本，产量就很少，这只是因为只有按照劳动者自己特有的方式，他们才愿意干活，而且干得好，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是由民众的特性决定的。他认为，俄国人民具有这样一种意向，自觉地播种和耕作一大批闲置的田地，直到所有的土地都不再闲置为止，为此，他们坚持采用这些必要的经营方式，而这些方式完全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坏。他想在他的著作中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点，并且在自己经营实践中加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