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的时候跟谁坐同一趟火车吗？”多莉分给孩子们黄瓜和蜂蜜后，说。“同弗龙斯基！他上塞尔维亚去。”
“而且不是独自一人去，还自己出资带着一个骑兵连去！”卡塔瓦索夫说。
“这符合他的脾性，”莱温说。“难道志愿兵还在往那儿走吗？”他瞧了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回答，用一把钝刀小心翼翼地从搁在角形白色蜂巢的碗里，把一只掉在流出来的蜂蜜里、还活着的蜜蜂挑出来。
“可不！您真没看见昨天车站上的景象！”卡塔瓦索夫说，一边喀嚓喀嚓地咬着黄瓜。
“那么，究竟是什么情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在基督份上，讲给我听听：那些志愿兵都上哪儿去？他们去同谁打仗？”老公爵问，显而易见，他在继续莱温不在时已经开了头的谈话。
“同土耳其人打仗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刀尖把那只无望地扑扇着的、沾上蜂蜜已发黑的蜜蜂剔出来，撂在一张坚硬的山杨树叶上，安然地微微一笑，回答说。
“那么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是伊万·伊万内奇·拉戈佐夫、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和施塔尔夫人吗？”
“谁也没有宣战过，但人们同情同胞兄弟的苦难，希望能援助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说的不是援助，”莱温站在岳父一边说，“而是向他们开战。公爵说，个人不经政府批准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小心，有只蜜蜂在我们身边飞！说不准，它会蜇我们一下！”多莉一边说，一边挥手驱赶一只黄蜂。
“哦，这不是蜜蜂，是黄蜂，”莱温说。
“嗯，那么您又有什么高论呢？”卡塔瓦索夫面带笑容问莱温，显而易见，想引起他争论。“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利呢？”
“依我之见：一方面，战争是一桩充满兽性的、残酷而又可怖的事情，任何一个人，更别说一个基督徒，都无法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只有担当着这个责任并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发动。另一方面，按科学和常理来说，在国家事务上，尤其是在战争这种事情上，公民就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胸有成竹地同时提出异议。
“关键就在这里，老弟，往往有时候政府不能执行公民的意志，社会就会表明自己的意愿，”卡塔瓦索夫说。
然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不赞同这种异议。他听到卡塔瓦索夫说的这些话，不禁皱紧了眉头，然后说了不同的看法：
“你不应当这么提问题。这里不存在宣战不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的感情、基督感情的表现罢了。他们在杀害我们同一种族和同教的兄弟。嗯，即使杀害的不是我们同一种族和同教的兄弟，而只是普通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人们也不会无动于衷。群情激愤了，俄罗斯人也会跑去制止这种可怖的暴行。你想象一下，你如果走在街上，看见几个酒鬼在殴打一个妇女或者一个小孩，我认为，你就不管是否对这个人宣过战，会立刻向他扑过去，保护受欺侮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他，”莱温说。
“不，你会打死他。”
“我不敢肯定。如果我目睹此情此景，我就会感情冲动，全身心投入，可是事先我不敢说。因此目前对斯拉夫人受压迫，就没有、也不会有那种率真的感情了。”
“也许，你没有。但别人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地皱起眉头说。“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东正教徒曾经在‘渎神的阿加尔人’的压迫下受苦受难的故事。人民听到同胞兄弟在受苦难，就奋起说话了。”
“也许是这样，”莱温含糊其词地回答，“但是我看不出。我自己也是个老百姓，却没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是，”公爵说。“我住在国外，经常看报，说实话，在保加利亚惨案发生以前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全体俄罗斯人突然热爱上了斯拉夫兄弟，可我对他们却丝毫没有爱。那时我觉得挺不是滋味，心想我是个卑鄙小人，或者是卡尔斯巴德钾盐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是一回到这里，我就安心了——我发现，只关心俄罗斯而不关心斯拉夫兄弟的，除了我，还有别人。瞧，康斯坦丁就是。”
“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毫无意义，”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整个俄罗斯——全体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就谈不上个人的意见了。”
“哦，对不起。这一层我没看出来。人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老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会不知道呢？礼拜天教堂里不是宣讲过吗？”多莉倾听着这场谈话，不由得插嘴说。“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笑吟吟地瞧着孩子们的老人说。“其实也不可能所有人……”
“礼拜天教堂里究竟做些什么呢？神父奉命宣读。他宣读完了，就完了。他们什么也不明白，就如平时听布道那样光是唉声叹气，”老公爵继续往下说。“随后对他们说，教堂要为拯救灵魂进行募捐，于是他们每人掏出一戈比来捐献。至于派什么用场，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总是会意识到的，在眼下这个时刻，这种意识就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瞧了一眼那个养蜂的老人，肯定地说。
这个眉清目秀的老人蓄着一把花白的大胡子，长着一头浓密的银发，挺着个大高个儿，握着一杯蜂蜜，一动不动地站着，亲切而又安详地俯视着老爷们，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明白。
“确实是这样，”他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郑重其事地摇摇头。
“嗯，您就问问他吧。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莱温说。“米哈伊雷奇，你听说打仗的事吗？”莱温问那个老人。“教堂里宣读些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我们要为基督而战吗？”
“我们还要考虑什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帝已为我们想到了，样样事情他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他深谋远虑，看得清楚。还要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个小男孩一点吗？”他指指啃完一块硬面包的格里沙，问多莉。
“我用不着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以前看到、现在也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抛弃了一切来为正义的事业效力，他们来自俄国的四面八方，坦率而又明确地表明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或者捐钱，或者亲自去，直截了当地说这么做是为什么。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依我看，这说明，”有点激动起来的莱温说，“在八千万人民中总有几万个而不像现在只有几百个失去社会地位、胆大妄为的暴徒，这些人随时准备投奔普加乔夫那一帮，跑到希瓦，跑到塞尔维亚去……”
“我告诉你，他们可不是几百个胆大妄为的暴徒，而是民众的优秀代表！”谢尔盖·伊万内奇激愤地说，好像他在保护自己最后一份财产。“还有捐款呢？这就是全体人民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
“‘人民’这个词说得太抽象了，”莱温说。“也许，只有乡下的录事、学校教师以及千分之一的农民知道，当前是怎么回事。其余八千万人就像米哈伊雷奇那样，不仅没表示自己的意愿，而且丝毫不了解，他们该为什么事表示自己的意愿。因此，我们究竟有什么权利说，这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