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寒如冬日的秋天晚上，我在伦敦上岸。天色阴沉，正下着雨，那时候，我在一分钟之内所见到的浓雾和烂泥，比我以往一年当中所见到的还多。我从海关步行走到纪念碑①，才找到了马车。那些房屋的前脸，正对着雨水流溢的街侧水沟，虽说像我多年的老友一样，我却只能承认，它们是肮脏不堪的老友。
①伦敦桥外为远洋船溯河而上最远的停泊所。海关在桥东泰晤士河北岸。纪念碑为纪念伦敦1666年之大火而竖。与鱼街山相对。
我常常说过——我想人人都说过——一个人远离一个熟悉的地方，就好像预示这个地方要起变化。我从车窗里往外看，发现鱼街山有一所老房子，一个世纪以来，从没沾过漆匠、木匠、瓦匠的手，却在我去国的期间，已经拆掉了，而附近一条既不合卫生，又不便车马的古老街道，则修上了排水道，扩展了路面。我看到这种情况，就不禁要想，我多半会看到，圣保罗大教堂也比过去更苍老了。
我的朋友们，在境遇方面起的变化，我是早有所闻的。我姨婆久已重返多佛，再立门户。而特莱得则在我出国后第一期里，就开始在法院里执行一点律师职务。现在他在格雷法学会里有一套房间。他在他前几封信里告诉我，他很有希望，能很快就和那个世界上最招人疼的女孩子结合。
他们本来等我在圣诞节前回来，却没想到我回来得这样快。我故意让他们误等错盼，为的是让他们出其不意地见到了我而更加高兴。但是，尽管这是我自己故弄玄虚，而在我孤孤单单，无声无臭、从一条条迷雾弥漫的街上叽里咕噜地走过，我却又硬不讲理，因为无人迎接我而感到凄凉失望。
不过，那些有名的商店，家家灯火辉煌，还稍稍使我心情振奋了一些。我在格雷法学会咖啡馆门前下车的时候，就已经精神振作起来了。它首先让我想起我在金十字架食宿的那种迥异于今的岁月，又使我想到从那时以后所经过的种种变化；但是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你知道特莱得先生住在这个法学会的什么地方吗？”我一边在咖啡馆的火炉旁烤着，一边问茶房。
“候奔院①，二号，先生。”
①候奔院，1829年改为南广场。
“特莱得先生在律师中间，越来越出名了吧，我想？”我说。
“呃，先生，”茶房回答说，“可能是，先生；不过我自己还没听人说过。”
这个茶房，仅仅中年，身材瘦削，求助于另一个更管事儿的茶房。这另一个茶房，是个老头儿，长得粗壮魁伟，双下巴，穿着黑短裤、长筒袜。他从咖啡馆紧头上好像教堂执事席的那么个地方走了出来，他原先在那儿，和一个盛现款的匣子、一本市民住址录、一本法界人名册、以及其他书册单据打交道。
“特莱得先生，”那个瘦茶房说，“住在大院二号的。”
这个魁伟的老茶房一摆手，把他打发开了；跟着很庄严地转身对着我。
“我正在这儿打听，”我说，“特莱得先生，住在大院二号的，是不是已经在律师中间越来越出名了？”
“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名字，”这个茶房用又低沉又嘶哑的嗓音说。
我觉得颇为特莱得服输、抱歉。
“他还是个年轻人，对吧？”这个挺了不起的茶房把他的眼睛严厉地盯在我身上问。“他在这个法学会里有多长时间了？”
“不到三年，”我说。
这个茶房，我想大概在他那教堂执事席上过了四十年了，因此对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不能再谈下去。他问我正餐想用点什么。
我觉得我又回到英国了，而且实在为特莱得觉得丧气。看来好像他是毫无希望的了。我很谦恭地点了一块鱼和一份牛肉排，然后站在火炉前，琢磨他这样默默无闻的情况。
我目送这个茶房头儿，不禁想到，慢慢开出像特莱得这样一朵花的园子，是得费心力、受艰苦，才能上进的地方。它有那么一种墨守故习、倔强顽梗、一成不变、庄严沉着、老成持重的气氛。我遍视这个屋子，只觉它地上铺的沙子①，毫无疑问，就和那个茶房头儿还是孩子的时候一样的铺法——这是说，如果那个茶房头儿也有过是孩子的时候，不过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大可能——我看到屋里那些晶光瓦亮的桌子，我能从那些桌子一平如水的老红木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那些油灯，灯芯修得齐整，灯罩擦得贼亮；看到那些看上去令人舒服的绿色帷幔，有纯黄铜帷杆儿支着，它们严严实实地挡着窗户；看到那两座点煤火的大壁炉，着得通红明亮；看到那一排一排大玻璃滤酒瓶，好像感觉出来，底下有一桶一桶价值昂贵的陈年葡萄酒；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我就感到：不管是英格兰还是它的法律界，都是很难用强袭的办法就能攻下的。我上楼，到卧室里去把淋湿了的衣服换下来；那儿它那安着护墙板的房间那样空旷宽敞（我记得，这个房间正占在通向法学会的拱门门道上面），四柱床那样宽大旷荡、沉静死板，五斗柜那样凛然难犯、庄严肃穆，好像都联合一致，对特莱得或任何这样胆大心粗的年轻人皱眉蹙额。我又下了楼去用正餐，那时候甚至这顿饭那么从容不迫，那个地方那么肃然无哗——因为暑假还没过去，这个地方没有客人——都大声疾呼，说特莱得胆大妄为，说他今后二十年的生活，希望甚为渺茫。
①地上铺沙子，按时更换，以保持清洁，为无地毯以前所用的办法。
自从我出国远游以来，我没看到任何像这样的情况，现在看到了，我对我的朋友所抱的希望就让它给粉碎了。那个茶房头已经跟我打够交道了。他再也不到我近前来了，而却对一位裹长皮绑腿的老绅士大献起殷勤来，给他上了一品脱特造的葡萄酒；这位老绅士并没发话点酒，所以这酒真好像是从地窨子里自己就跑出来了似的。另一个茶房打着喳喳告诉我，说这个老绅士是一个告老不干的状师，住在广场上，趁一大笔钱，这笔钱大家都认为，他要留给替他洗衣服那个妇人的女儿；同样据说，他有一套餐具放在柜子里，因为放置不用，都发乌了，尽管在他的房间里，从来没有活人的眼，看见过多于一匙一叉的时候。顶到这时候，我已经认为，特莱得完全一往不返，而且在我的脑子里确信无疑，他是毫无希望的了。
不过，因为我急于要见一见我这个亲爱的老朋友，所以匆匆忙忙地吃完正餐（那种匆忙，让那个茶房看来，决不会把他对我的看法提高了），从后门出去了。大院第二号很快就到了，我从门框上写的住户姓名单上，知道特莱得占用的是一套顶楼房间，于是就往楼上走去。我发现这里的楼梯破旧不堪，每一层楼梯口都有一盏似明非暗的灯照着。有一根头粗身细的小灯芯，奄奄一息的样子，点在一个像地牢似的肮脏玻璃杯里。
我踉踉跄跄地上楼当中，觉得隐隐约约地听到一阵令人愉快的笑声；但是这种笑声，却并非代讼师或者辩护师的，也不是代讼师的录事或者辩护师的录事的，而是两三个欢乐、快活的女孩子的。由于我要停下来听一听是怎么回事，我把一只脚掉在一个窟窿里了（这是格雷法学会在那个地方缺安了一块板子而没补上）。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等我重新站稳了的时候，一切都悄然无声了。
我更加小心在意地摸索着把剩下的那一段路走完了，发现了用颜色写着特莱得先生寓那套房间外边的门正开着，于是我的心使劲地跳起来。我敲了敲门。里边跟着来了相当一阵混战之声，但是没有别的动静。我于是又敲了敲门。
一个看着挺机灵的小伙子，听差兼录事，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我面前，不过他看我那份神气，却仿佛是硬不承认是那样，而非让我从法律的角度来一个证明不可。
“特莱得先生在里边吗？”我问。
“在，先生，不过他正忙着哪。”
“我想见见他。”
这个看着挺机灵的小伙子把我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才决定让我进去；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把门又往大里开了一点儿，把我先让进一个跟小橱柜一样大的门厅，然后又让进一个小小的起坐间；在那儿，我才来到了我这位老朋友的面前（也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只见他坐在桌子前面，埋头看一堆文件。
“哎哟哟！”特莱得抬头一看喊着说。“原来是考坡菲呀！”跟着就冲到我怀里，我就把他紧紧抱住。
“一切都好吧，亲爱的特莱得？”
“一切都好，我的亲爱、亲爱的考坡菲，除了好消息，还是好消息！”
我们都乐得哭起来，我们两个人都乐得哭起来。
“我的亲爱的老伙计，”特莱得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胡噜头发，其实那是一种毫无必要的举动，“我的最亲爱的考坡菲，你这位久别重逢、最受欢迎的朋友，我看到你别提有多高兴啦！你晒得多黑啊！我太高兴啦！我打心眼里说，我活了这么大，就从来没这么快活过，我的亲爱的考坡菲，从来没这么快活过！”
我也同样地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感情。一开始的时候，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亲爱的老伙计！”特莱得说。“混得这么出名了！我的载誉而归的考坡菲，哎呀呀，我的老天爷！你多会儿到的？你从哪儿来的？你这一向都干什么来着？”
特莱得一直就没容我回答他任何问题，只不停地说下去，这时候早已把我使劲硬按在壁炉旁边一把安乐椅上，跟着整个这段时间里都用一只手使劲捅火，用另一只手拉我的领巾，因为他糊里糊涂地把领巾当作了大衣了。他还没等放下捅条，就又来使劲抱我；我于是也使劲抱他；然后两个都大笑起来，接着两个都擦起眼泪来；我们两个又都坐下，隔着炉床互相握手。
“真没想到，”特莱得说，“你回来的时间，离你按理应该回来的时间，就差了那么一丁点儿，我的亲爱的老小子，结果你就没赶上参加那个典礼！”
“什么典礼呀，我的亲爱的特莱得？”
“嗳呀呀，我的老天！”特莱得像他往常那样把眼睛睁得大大地喊道，“难道你没收到我最后给你的那封信吗？”
“要是里边提到典礼的话，那可毫无疑问并没收到。”
“嗨，我的亲爱的考坡菲，”特莱得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把他的头发抓得都直竖起来，然后又把两手放在我的两个膝盖上，“我结了婚了！”
“结了婚了！”我欢欣喜乐地大声喊道。
“哎哟哟，可不结了婚了！”特莱得说，“由霍锐斯法师主婚——和苏菲——结了婚了——在戴芬郡。嗨，我的亲爱的老小子，她在窗帘儿后边哪！你瞧！”
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那个世界上最招人疼的女孩子嘴里笑着，颊上红着，从她那藏身之处跑出来了，把我吓了一跳。我相信（我不由自主地当场就说）全世界上，从来也没见过比她更高兴、更温婉、更忠实、更快活、更光彩照人的新娘子了。我按照老朋友所应该的样子吻她，同时全心全意、实心实意祝他们快活如意。
“啊呀呀，”特莱得说，“这番久别重逢，多让人高兴啊！你真黑得厉害，我的亲爱的考坡菲！嗳呀呀，我太高兴啦！”
“我也是一样，”我说。
“我敢保我也太高兴啦！”苏菲满颊红着、满脸笑着，说。
“咱们都是要多高兴就多高兴！”特莱得说。“就连那几位姑娘也都高兴。嗳呀，说真个的，我把她们给忘了。”
“把谁给忘了？”我问。
“那几位姑娘啊，”特莱得说。“苏菲的姊妹儿啊。她们都在我们这儿住着哪。她们来到这儿，见识见识伦敦。实在的情况是，刚才——上楼的时候摔了一跤的是你吧，考坡菲？”
“正是我，”我大笑着说。
“那么，我告诉你吧！你上楼摔倒了的时候，”特莱得说，“我正和那几位姑娘一块你追我赶、闹着玩哪。实在的情况是，我们正玩‘猫逮耗子’①哪。可是因为这是不好在威斯敏斯特大厅②干的，又因为她们要是让打官司的主儿看见了，会显得有失法界的体面，所以她们撒腿就跑了。现在她们正——听咱们哪，这是我敢断言的。”特莱得说，同时往另一个屋子的门那儿看。
①英国一种儿童游戏。一人站在中间，四角各站一人，互相挪动位置，在四人挪动位置时，中间的人试捉之。
②在国会之西，与国会相联。英国历史上最有名之大案，如查理第一之受审被判死刑，多在此审判。现用作国会之门厅。
“我很抱歉，”我又重新大笑起来说，“竟这样把你们搅散了。”
“嗳呀呀，”特莱得极为高兴地打断我的话头说，“要是你看到她们在你敲门以后，先是跑开，跟着又跑回来，拾她们头发上掉在地上的梳，接着又像发了狂疯似地跑去，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我爱，你去把那几位姑娘叫来，好吗？”
苏菲步履轻捷地跑去。我们听见，她刚一进隔壁的屋子里，就迎头听到一阵哄堂大笑。
“真是富有音乐性，对吧，我的亲爱的考坡菲？”特莱得说。“听起来真叫人心情愉快。让这些老旧的屋子都满室生辉。你知道，对于一个一直不幸得独身过日子的光棍说来，这真美快无比，真令人陶醉。可怜的小家伙们，苏菲一结婚，她们可都如失左右手一样——我跟你毫不含糊地说，考坡菲，她现在是、她一向都是、最招人疼的女孩子！——所以，现在我能看到她们兴致这样高，我那份满意，就简直地没法说了。在女孩子队里混，真是一桩十分令人愉快的事儿，考坡菲。那跟法界职业完全无关，但是那可真令人愉快。”
我看出来，他有点结巴起来，并且出于体贴我，害怕他说的话，会惹我难过，所以我很诚恳地表示了我同意他的说法，这显然使他大为释怀，大为高兴。
“不过，”特莱得说，“说真个的，我的家务安排，可闹到归齐，还是完全不合当律师的体统，我的亲爱的考坡菲。就连苏菲住在这儿，都不合当律师的体统。但是我们可又没有其他住的地方。我们这是纵一叶之扁舟而浮于汪洋之大海，但是我们可有充分准备过苦日子。而苏菲又是一个超群逸众的好管家！你要是一听说，那些姑娘们都是怎样塞在这儿的，你就要大吃一惊。我就敢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弄的。”
“她们几位姑娘都跟你住在一块儿吗？”我问。
“老大，那个美人儿，在这儿，”特莱得放低了嗓音带着说体己话的神气说，“那就是凯洛琳。还有莎萝也在这儿——你知道，那就是我跟你提过、脊骨有毛病的那孩子。现在好得多了！还有那两个顶小的，苏菲给她们当老师的，也在这儿。还有露易莎，也在这儿。”
“真个的！”我喊道。
“真个的，”特莱得说。“现在这一套——我说的是房间——只有三个屋子，可是苏菲用奇方妙术给她们安置得好好的，所以她们睡得要多舒服就多舒服。三个在那面那个屋子里，”特莱得往那个屋子指着说，“两个在这儿这个屋子里。”
我不禁左右环顾，想找一找那个可供特莱得先生和特莱得太太安身的地方。特莱得明白了我的意思。
“哦！”特莱得说，“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我们准备过苦日子吗！我们上个星期就在这儿的地上临时搭铺。不过在楼顶上还有一个小屋子——一个很叫人可心的小屋子，你上去一看就知道了——苏菲为了让我出其不意高兴一下，亲手把屋子裱糊了，现时我们俩就在那个屋子里睡。那是一块顶呱呱吉卜赛式的小地方。在那儿能看到很多外边的光景。”
“那么你到底还是如愿以偿地结了婚了，我的亲爱的特莱得！”我说。“我听了，就别提有多高兴啦！”
“谢谢你，我的亲爱的考坡菲，”我们又一次握手的时候他说。“真的，我是要多高兴就多高兴。你瞧，这儿就是你那个老朋友，”特莱得一面说，一面朝着花盆和花台，得意洋洋地直点头，“那儿就是那个带大理石面的桌子！所有别的家具，都只能是朴素、适用的就完了，这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至于银餐具，哎哟哟，我们连一把银茶匙还都没有呢。”
“所有的东西还都得费力气去挣啊，是不是？”我愉快地说。
“确实不错，”特莱得回答说，“所有的东西还都得费力气去挣。当然，我们也有些可以叫做是茶匙的东西，因为我们茶里加上糖，总得搅的呀。但是它们可只不过是不列颠金①的罢了。”
①锡和纯锑的合金，像银。
“那样的话，以后弄到银子的，那银子就要显得更亮了，”我说。
“我们也正这样说！”特莱得喊着说。“你看，我的亲爱的考坡菲，”他又把嗓音降到说体己话的调子，“在我发表了为捷普斯控威格泽一案的假定辩护①以后（这个辩护对我当上律师帮了不少忙），我去到戴芬郡，和霍锐斯法师进行了一次严肃的私人谈话。我从头到尾，详细地叙说了苏菲——我敢跟你毫不含糊地说，考坡菲，她是最招人疼的女孩子！——”
①原文Doe dem．Jipes versus Vigzel l。Jipes versus Vigzell为捷普斯控威格泽，一个讼案；Doe可能是John Doe，法庭假设人名。这儿的辩护，可能是候补律师要进行的表演之一。未能确定，留此待证。
“我也认为毫不含糊，她是个最招人疼的女孩子，”我说。
“她确实是个最招人疼的女孩子，”特莱得打断我的话头说。“不过我恐怕我的话走了题了。我跟你提霍锐斯法师来着，是不是？”
“你说你从头到尾详细地叙说了——”
“一点不错！——叙说了苏菲和我怎样已经订了婚有很长的时间了，苏菲又怎样在她父母的应允下，很愿意——简短地说吧，”特莱得像往常那样坦率地微笑着说，“在我们只能用得起不列颠金家具这种现状下，和我一块儿过起日子来。就是这样。然后我对霍锐斯法师提出我的意见，请他考虑——他是一个顶了不起的牧师，考坡菲，他应该当主教才是；再不，至少他的收入应该够维持生活的，不至于捉襟见肘才是——我对他提出意见说，假如我能打破现在的难关，而一年能挣到，比方说，二百五十镑；同时我能相当清楚地看到下一年也能挣到这个数目，或者比这个再多一点，另外再能备好一个像现在这样陈设简单的小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苏菲和我就要结婚了。我冒昧地说，我们已经耐心等待了好几年了；还说，苏菲在她家里特别顶事，这种情形不应该反倒使她那慈爱的父母成为她成家立业的障碍——你看出这种意思来啦吧？”
“当然不应该，”我说。
“听到你也这样想，我很高兴，考坡菲，”特莱得回答我说，“因为，我这话绝没有归罪于霍锐斯法师的意思，不过我可总认为，做父母的、做兄弟的、或是诸如此类的什么人，在这类事情上，往往是相当自私的。哦！我还点出来，说我最诚恳的愿望就是能对这个家庭有好处；只要我在这个世路上能有发展，而他一旦发生了什么不测——我是指着霍锐斯法师说的——”
“我明白，”我说。
“——也是指着克鲁勒太太说的——那时候，我要是能够做他们家那些姑娘的父母，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得到满足了。他以一种值得称赞的态度答应了我，这使我在心里觉得非常惬意，而且自动地替我去劝克鲁勒太太，叫她同意这种安排。这样一来，他们可惹了好大麻烦了。它从她的腿上往上攻到胸膛，又从胸膛往上攻到脑袋——”
“什么这样直往上攻啊？”我问。
“她的悲痛啊，”特莱得带着一种很严肃的表情回答说。“她全部的感情啊。我上次不是说过吗，她是一位高人一等的女人，但是可惜，她那两条腿可不顶用了。她一遇到糟心的事儿，那份糟心，一般总是落到她的腿上；但是这一回，它可往上攻到胸膛，又从胸膛往上攻到脑袋了，并且，简短地说吧，还以顶令人吃惊的样子，传经串皮，周遍全身。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始终不懈、温存体贴地看护她，总算把她救治过来了；我们顶到昨天，已经结了婚六个星期了。考坡菲，我看到全家的人到处放声大哭，到处晕了过去，我都怎样觉得自己就是个吃人的妖怪，你根本就想象不出来。克鲁勒太太一直顶到我们离开的时候，都不能见我——都不能宽恕我，因为我从她那儿把她的孩子抢走了——不过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从那时以后，她已经宽恕了我了。就在今天早晨，我还收到她一封令人愉快的信。”
“总而言之，我的亲爱的朋友，”我说，“你感到如登九天，是不是？这本是你应该感到的呀。”
“哦，你这是偏向我，才这么说！”特莱得大笑起来。“不过，要说真个的，我的处境可顶令人羡慕。我很卖力气地干活，没有餍足地学习法律。我每天早晨五点就起床，还是一点都不在乎。我白天把这几个姑娘藏起来，晚上和她们一块儿玩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儿正因为她们星期二就要回家了，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呢，因为星期二是米克勒节假期开始①的前一天。你瞧，”这时，特莱得把他说体己话的态度放弃了，而大声说，“姑娘们来了！考坡菲先生，克鲁勒小姐，——莎萝小姐——露易莎小姐——玛格瑞特和鲁塞！”
①从9月29日开始。
她们真是一丛地地道道的玫瑰花，看着都那么健壮、鲜亮。她们都娇俏、秀气，而凯洛琳小姐则更齐整；但是在苏菲那副喜颜笑容的表情里，却有一种温柔仁爱、乐天知足、宜室宜家的品质，这比美貌更强，因此我敢断定，我的朋友选择得好。我们都围着壁炉坐着，这时候，那个挺机灵的小伙子，原先准得是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这些文件都摆出来了（这是我猜得出来的），现在又把文件收拾起来，然后把茶具端上来。他干完了这些活儿以后，就告退安歇去了，把外室的门冲着我们砰地一声关上了。特莱得太太那双家庭主妇的眼睛里发出来十二分快活、安静的闪光，沏好了茶，就一声不响地坐在壁炉旁边，烤起面包片儿来。
她一边烤着面包片，一边告诉我，说她看见爱格妮来着。“汤姆”曾把她带到肯特郡作了一趟蜜月旅行，她在那儿还看到我姨婆，我姨婆和爱格妮两个人身体都很好，他们只顾谈论我，别的都没顾得谈。她坚决相信，在我整个的出国期间，“汤姆”就没有一时一刻，没把我挂在心上的。“汤姆”在各方面都是权威，“汤姆”显然是她一生崇拜的偶像；不论发生什么变乱，他那个像座都不会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永远要受她的信赖，受她五体投地的崇拜。
她和特莱得两个对那位“大美人儿”那份敬重，让我看着感到极其高兴。我并不是说，我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却认为，那是非常让人感到快乐的，而且那从根本上说，也是他们那样性格的一种表现。比如说，如果特莱得会想到那仍旧还得靠挣才能到手的茶匙，我毫不怀疑，那他一定是在他给“大美人儿”递茶的时候才想到的。如果他那脾气温柔的太太会对任何人专断独行，我敢断定，那也只能是因为她是那位“大美人儿”的妹妹，她才那样。我觉察到，这位“大美人儿”身上约略表现出一种未免娇生惯养和喜怒无常的脾气，但是特莱得和他太太，却很明显地把这种脾气看做是她生来就有的权力和天然赋予的本性。假如她生来就是蜂王，而他们生来就是工蜂，那他们也不会认为这种情况是更加理所当然的。
他们那种忘我的精神真令我心醉神迷，他们对于那些姑娘本人感到那样得意，他们对于她们一切怪念奇想那样无不应顺听从，都从琐细中表现出来他们自己那种优美的品质，而为我原先就极想看到的。要是说，有别的人，在一晚上的工夫里，叫了特莱得一声“心肝宝贝儿”，要他去把什么东西拿到这儿来，或是把什么东西搬到那儿去，或是把什么东西拿起来，或是把什么东西放下去，或是找什么东西，或是取什么东西，那他的大姨子、或者小姨子，这个那个的，在一个钟头之内，就至少要叫他十二次“心肝宝贝儿”。没有苏菲，她们也同样地什么也做不成。不定哪一个女孩子的头发散了，那除了苏菲，就没有别人能把它拢上梳好。不定哪一个女孩子忘了怎么唱一个曲子，那除了苏菲，就没有别人能哼得对。不定哪一个女孩子想不起戴芬郡哪个地名来了，那也只有苏菲知道。不定什么事情，需要写信告诉家里，那也只有苏菲能叫人信得过，在早晨吃饭以前就把信写好。不定哪一个女孩子打毛活打不下去了，那除了苏菲也没有人能说出来该怎么打。她们都是这个地方权力无限的女主人，而苏菲和特莱得则是伺候她们的奴仆。苏菲长了那么大，照看过多少小孩子，我想象不出来，但是她却仿佛出名地熟悉各式各样凡是用英语给小孩子唱的歌儿；她用世界上最清脆的小嗓儿，整打整打地按照人家点的歌儿，一个挨一个地唱（她的姊妹每人点一个，那位“大美人儿”一般总是最后发一通话），这种情况让我心迷神夺。这里面最可贵的地方是：这几个姊妹们，一方面硬要他们干这个，做那个，另一方面却都对苏菲和特莱得两个人极尽温柔和尊敬。我敢保，在我对他们告辞、特莱得就要出来陪我走到咖啡馆的时候，我觉得我从来也没见过那样百折不挠的一头头发，或是任何别样的一头头发，曾在那样一阵雨点子似的接吻当中，四处转动。
总之一句话，在我回来、向特莱得道了晚安以后，我还不由得又津津有味地把刚才那番情景琢磨了好半天。假使我能看到，有一千朵玫瑰花，在凋敝老旧的格雷法学会里一套一套房间的顶层上盛开，那它们也远不会让它有一半像现在这样灿烂生辉。我们要是想到，在枯燥呆板的法律文具和代讼师办公室当中，却有那些戴芬郡的女孩子，想到在吸墨粉、羊皮纸、红文件带、尘封的贴信纸、大墨水瓶、公文纸和草稿纸、法律报告、拘票、原告诉状、讼费单所造成的冷酷郁闷气氛当中，却有茶点、烤面包片儿和儿歌，那我们就会生出一种光怪陆离之感，就像我梦想到苏丹显赫的家族都让人批准加入代讼师的行列，而且还把能言鸟、善歌树和金水河①都带进格雷法学会的大厅里来了。不管怎么说，在我向特莱得告别，回到咖啡馆打算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为特莱得感到沮丧的心情大大改变了。我开始觉得，不管英国那些茶房头儿有多少等级，他都会前途发达的。
①见《天方夜谭·嫉妒妹妹的姐姐们》一故事。
我把一把椅子拉到咖啡馆壁炉跟前，要消消停停地琢磨琢磨特莱得的情况，但是我却渐渐从琢磨他的幸福上面，转到从熊熊的煤火上追索许多的光景，而且随着煤块烧裂了、火苗变了样子的情况，想到我一生中突出的大难巨变和生离死别。自从我离开英国以来这三年当中，我一直没看到过煤火；不过我却看见过很多柴火，看着它们烧成灰白色的炭灰，和炉床里羽毛似的灰堆混在一起；那种光景，在我心情沮丧中，恰恰以具体的形象，对我表现了我那死去的希望。
我这时候，能够回想过去，虽然仍旧沉郁，却已不再沉痛，而且能以无畏的精神看到将来了。家庭，以它最好的意义来说，对我已经不再存在了。我本来可以使之产生更亲爱的爱情的那个人，却经我教导，只以姊妹之情待我了。她要结婚的，她要有新人来要求她的温存柔情的，那样一来，她就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我的心里，我对她都产生了什么样的爱情了。我那番不顾前后的强烈感情已经造成了过失了，我得补过，才是正理。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正琢磨：我那没经磨炼的心性，是否在这方面真正受到磨炼，我是不是能坚决地忍受这种情况，是否能平静地在她的家庭中占有一种地位，像她平静地在我的家庭中占有的那个地位一样——就在这时候，我发觉我的眼光落到一张面孔上边，这张面孔真好像是从火苗里生出来的一样，因为它和我幼年的记忆密切相联。
瘦小的齐利浦先生——我在这本传记第一章里就说到怎样有赖于他的助产才有了我的那位大夫，就坐在我对面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看报。顶到那时候，他也得算是经历岁月、年高神衰的了，但是，因为他是那么和善、温顺、安静的小瘦个儿，因此能那么平静、顺利地就挨过时光，所以我认为，他在那一会儿的工夫里，看起来可能正和他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等着我呱呱坠地的时候，一模一样。
齐利浦先生六七年前就离开布伦得屯了，我从那时候以后就再没见到他。他正安安静静地细看报纸，他那小脑袋歪在一边，手跟前还有一杯热雪利尼加斯酒。他的态度那样温和友善，真仿佛他因为冒昧地看起那张报纸来，对它抱歉呢。
我走到他坐的地方跟前，问道，“你好啊，齐利浦先生？”
他没想到，会有一个生人对他这一问候，弄得惊慌失措，用他那说话慢腾腾的样子答道，“我谢谢你啦，先生，你真客气。谢谢你啦，先生。我想你也很好吧。”
“你不记得我了？”我说。
“呃，先生，”他很驯顺地笑着回答说，同时摇着头打量我，“我有一种印象，觉得看起你脸上不知什么地方来，好像有些面善，但是我可没把握，说不出准名字来。”
“但是你可在我自己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以前很久，就知道它了，”我回答说。
“真个的吗，先生？”齐利浦先生说。“可能是我有幸，接——？”
“正是，”我说。
“哎呀呀！”齐利浦先生大声说。“从那时候以后，你大大地改了样儿了，这应该没有疑问吧，先生？”
“那很可能，”我说。
“呃，先生，”齐利浦先生说，“如果我没法子，非得请教你的尊姓大名不可，那我想你不会见怪吧？”
我告诉了他我叫什么的时候，他当真大为感动。他当真和我握起手来——那对他说来，真得算是一番剧烈的行动，因为他经常总是把他那略微有点儿热和、小小夹鱼刀①那样的手，从他的胯股旁伸出一两英寸远，而且不管什么人抓住它，他都要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即便那一次，他也是把他的手撤回的时候，就立即把它插到外衣的口袋里，并且看着好像，他把它安全撤回，才把心放下似的。
①上菜时用以从大盘（dish）夹到小盘（plate），亦为烹调时翻鱼之具。二者均如小铲。
“嗳呀呀，先生！”齐利浦先生歪着头打量我说。“那么你这是考坡菲先生啦，对吗？呃，先生，我想要是刚才我敢不揣冒昧，仔细看一看你，那我就会认出你来了。你跟你那可怜的父亲可就太像了，先生。”
“我压根儿没有福气看到我父亲，”我说。
“一点也不错，先生，”齐利浦先生用一种安慰我的声调说。“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很叫人引以为憾的！即便在我们那块地方上，先生，”齐利浦先生一面说，一面慢慢摇了摇他那小小的脑袋，“我们对于你大名，也并非一无所知。你这儿一定是非常紧张的喽，先生，”齐利浦先生用食指敲着他的前额说。“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很得绞点脑汁的工作喽，先生！”
“你说你那块地方是哪儿哪？”我在他近旁坐下，问道。
“我在离伯雷·圣爱得门①几英里的地方开起业来，先生，”齐利浦先生说，“因为齐利浦太太她父亲的遗嘱上，留给她一份小小的财产，就在那一带，她到那一带来继承了那份产业，我也就在那儿买到一份包片行医的权益②。你听到我的生意干得不错，一定会很高兴的。我女儿现在已经长成一个高身量的大妞儿了，先生，”齐利浦先生说，同时又把他那小小的脑袋轻轻摇了一下。“就在上个星期，她母亲把她的连衣裙放开了两个褶儿。你瞧，光阴过得有多快啊，先生！”
①萨福克郡的一个市镇。
②当时英国开业医生，可以通过买卖，得到和出让自己诊疗的病人。
这位又瘦又小的老人一面这样琢磨，一面把这时已经空了的酒杯举到嘴唇边上；那时我劝他把他的杯再斟满，我也再陪他一杯。“哦，先生，”他慢条斯理地说，“这已经比我平常的量过了好多了，不过我对于和你谈话这种快乐，可不能割舍。想起我有幸在你出疹子的时候给你瞧过病，仿佛就是昨儿的事一样。你那次的疹子还出得真叫好，先生！”
我对于他这番夸奖表示了感谢，又叫了尼加斯酒。酒很快就拿来了。“这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放荡行为！”齐利浦先生一面把酒搅着，一边说，“但是，遇到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场合，你叫我错过了，可办不到。你还没续弦吧，先生？”
我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不久以前，遭到悼亡之痛，先生，”齐利浦先生说。“我是从你继父的姐姐那儿听说的。那可真得说是斩钉截铁的性子，是不是，先生？”
“哼，可不是，”我说，“够斩钉截铁的。你在哪儿见着她的，齐利浦先生？”
“难道你不知道，先生，”齐利浦先生带着他那种顶安详的笑容说，“你继父又跟我们做了邻居啦吗？”
“不知道，”我说。
“他真又跟我们做了邻居了，先生！”齐利浦先生说。“娶了那一带的一个年轻小姐，带过来一份可不算少的财产，小可怜儿。——那么你现在这种费脑子的活儿，没让你觉得疲劳，先生？”齐利浦先生像一只知更鸟一样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我。
我躲开这个问题，把话题又回到枚得孙姐弟身上。“我倒是知道他又结了婚了。你给他们家看病吗？”我问。
“不是经常的。他们请过我，”他回答道。“在枚得孙先生和他姐姐这两个人身上可以看到，坚定的器官在脑相学上强烈地发展了，先生。”
我回答他的时候，太富于表情了，因此齐利浦先生，受到我这种表情的鼓舞，再加上尼加斯酒的作用，把头很快地摇了几下，深有感慨地说，“啊，哎呀，旧日的情况，我们是忘不了的，考坡菲先生！”
“那么那个兄弟和姐姐还是在那儿走他们的老路了，是不是？”我问。
“呃，先生，”齐利浦先生回答说，“一个当医生的，既然老在各家各户常串，本来应该，不是他职业以内的事，都一概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因此，我只能说，他们是很严厉的，先生；不管是对今生今世，还是对来生来世，都是很严厉的。”
“来生来世该怎么办，自有一定之规，无需他们多管，这是我敢说的，”我回答道：“我只问，他们对于今生今世，在那儿干了些什么哪？”
齐利浦先生摇了摇脑袋，搅了搅尼加斯酒，一小口一小口地喝。
“她是一个挺招人喜欢的女人，先生！”他带着一种伤感的神气说。
“你说的是现在这位枚得孙太太吗？”
“确实是一位挺招人喜欢的女人，先生，”齐利浦先生说，“我敢说，要多和气就多和气！齐利浦太太的看法是，自从她结了婚以后，她的精神彻底受到制服了，她几乎得了抑郁性的精神病了。女人的眼睛，”齐利浦先生胆小怕事的样子说，“看人是最入木三分的，先生。”
“我想，她本来就非叫他们捏弄制服得跟他们那个万恶的模子一样不可。老天救救她吧！”我说。“她现在早已经叫他们给捏弄、制服了。”
“哦，先生，起初的时候，也很厉害地闹过吵子，这是我敢跟你担保的，”齐利浦先生说，“不过她现在可只成了一个游魂了。要是我拿着当体己话告诉你，说自从那个姐姐来帮着管家以后，弟弟和姐姐两个人把她一揉搓，她可就变得又呆又傻了，我这样说，能说是大胆孟浪吗？”
我告诉他，这是我不用费事就能相信的。
“我毫不犹疑地说，先生，”齐利浦先生一面说，一面又喝了一小口酒来壮胆，“她母亲就是死在这个上头的，这话可就是咱们两个人说；同时他们那种霸道、阴森、忧郁，把枚得孙太太给弄成呆子、傻子了。她结婚以前本是一个挺活泼的年轻女人，但是他们那种阴森、严酷，可把她给毁了。他们现在带她到这儿那儿去，根本不像她的丈夫和大姑子，倒更像疯子的监守人。这是齐利浦太太上礼拜刚跟我说的。我对你担保，女人的眼睛看人是入木三分的。齐利浦太太自己看人就入木三分！”
“他仍旧阴森森地自称他是遵经卫教吗？”（我把这个字眼儿和他连到一块儿，真不胜羞愧）我问。
“你说着了，先生，”齐利浦先生说；他因为放纵痛饮，不习惯让酒这样刺激，眼皮慢慢都红了。“这正是齐利浦太太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他带着他那种最安详沉静，最慢条斯理的样子说。“她点明了，说枚得孙先生给自己立了一尊偶像，管它叫做神圣的天性。我听了这个话，简直就跟过了电一样。我对你担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用一支鹅翎笔都能把我打得仰巴脚朝天、躺在地上。女人看人是入木三分的，先生。”
“她们这是由于直觉吧，”我这样一说，他大为高兴。
“我的意见得到赞同，我真高兴，先生。”他打断我的话头说。“我对你担保，我冒昧地表示与医学无关的意见，是绝不常有的。枚得孙先生有时候发表公开演说；人家说——照直地说吧，先生，齐利浦太太说，他近来那种霸道劲儿越厉害，他的主张就越凶狠。”
“我相信，齐利浦太太完全正确！”我说。
“齐利浦太太甚至于还说，”这个瘦小的人中间最驯顺的老头儿，受到极大的鼓励，接着说，“这种人胡说乱道，说他们那一套是宗教，其实他们只是拿那一套来发泄他的怒气和傲气。你不知道，先生，我得说，”他轻轻把脑袋歪向一边，继续说，“我在《新约》里，给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找不到根据。”
“我也从来没给他们找到根据。”
“同时，先生，”齐利浦先生说，“无人不厌恶他们，而且因为他们老很随随便便地就把所有厌恶他们的人都下到万劫不复的地狱里去，那在我们的左邻右舍当中，可就不断有人下到地狱里去了！不过，正像齐利浦太太说的那样，先生，他们可受到一种没完没了的惩罚；因为他们只能反躬内省，自食其心，而自己的心可不是好吃的东西啊。现在，先生，你要是原谅我，让我把老话重提，那咱们还是说一说你这副脑子吧。你是不是得把你这个脑子永远激动得非常兴奋，先生？”
我发现，在齐利浦先生自己的脑子受到尼加斯酒这种饮料的刺激而兴奋起来的情况下，把他的注意力从这个题目引向他自己的事情方面，是不用费什么事的；因为在后来的半小时当中，他呶呶不休地净谈这方面的情况。除了其他消息之外，还让我了解到，他那时所以来到格雷法学会咖啡馆，是因为他正要在一个精神病委员会会上，对一个因饮酒过度而精神错乱的病人提供他精神状态方面的医学证据。
“我敢跟你实说，先生，”他说，“我在这种场合，老是非常沉不住气的。凡是受凌辱、遭威吓的情况，我都受不了，先生。那种情况老叫我胆战心惊。生你那天晚上，我叫那位让人吃惊的太太吓得过了好久才恢复常态，你不知道吧，考坡菲先生？”
我告诉他，明天一清早我就要到我姨婆——那天晚上那个凛然不可犯的女人——那儿去，同时告诉他，这个女人是最慈祥、最了不起的。如果他和她更熟悉一些，那他就会充分了解到这一点。这种他有再见到她的可能，刚刚稍微一露，就好像把他吓坏了。他脸上要笑又笑不出来的样子，回答我说，“她真是这样吗，先生？真是这样吗？”跟着简直迫不及待，立刻就要了一支蜡烛来，睡觉去了，好像他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十分安全似的。他并没当真让尼加斯酒弄得晃悠；但是我却得认为，他那平常平缓的小小脉搏，在一分钟之内，比那个了不起的晚上我姨婆在失望之下用软帽打了他那一下以后，一定要多跳两三下。
午夜的时候，我在极度疲乏的情况下，也就寝去了；第二天坐在去多佛的驿车里度过了一天；一路平安，一下闯进了我姨婆那个老客厅（那时她正用茶点，戴上眼镜了），受到她、还有狄克先生、还有亲爱的老坡勾提的迎接（坡勾提现在是我姨婆的管家了）。他们都是大张着双臂，高兴得哭着迎接我的。
在我们平静下来，开始叙谈的时候，我对我姨婆说，我怎样碰到了齐利浦先生，他又怎样一直老记得她那样可怕，我姨婆听了，乐得不可开交。她和坡勾提两个人，关于我那可怜的母亲的第二个丈夫，和“那个没德损”的女人，可有的是说的。（——我想，我姨婆即便受到处罚，也不肯叫这个女人任何教名、表字，或者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