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这个时期里，我对朵萝的爱，都一直地与日俱增。我意念中的她，就是我失意和烦恼中的慰藉；即便好友失去，都可借此消忧解愁。我越可怜我自己，或者越可怜别的人，我就越琢磨朵萝的仪容颦笑，从中取得慰藉。世界上的愁烦和欺诈越积越多，朵萝这颗明星就越来越明光灿烂，清辉纯洁，高高地照临在世界之上。朵萝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她在高级神灵中究竟列入第几等级①，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是我却敢保，如果有人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和一切别的年轻姑娘一样，那我一定要以愤怒和鄙夷的态度，把这种人驳斥。
①西洋教会认为天使有九级。
我全身都沉在爱朵萝这条爱河里，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条爱河，不但使我没身灭顶，而且使我沦肌浃髓。如果比方说的话，从我身上，可以拧出来的爱，足以把任何人淹死；而身里身外，所剩下的，仍旧足以把我自己全体浸透。
我回到伦敦以后，为我自己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夜间步行到诺乌德，一面心里想着朵萝，一面“围着那所房子四外，转了又转，却不曾有一次碰到那所房子”，像我童年猜的那个谜语的谜底一样。我相信，那个难猜的谜语的谜底是月亮。反正不管它是什么，我这个叫朵萝闹得对月伤神的奴隶，却当真围着那所房子和园子，团团地转了有两个钟头之久，往篱间的空隙里窥探，用尽了力气把下颏扒到篱顶锈了的钉子上，冲着窗户里的亮光飞吻，不时地呵呼昏夜，叫它保护朵萝——至于究竟保护她免遭什么，我并不能确切说出，也许是保护她免遭火灾吧。但是也可能是保护她别碰到老鼠，因为她很讨厌那种动物。
我对于朵萝的爱，既然时刻在念，那么，我把我的爱情，私下里告诉了坡勾提，本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有一天晚上，她又在我身旁，拿出来她旧日那一套从事女工的家伙，把我的衣柜遍搜一番，那时候，我就把我的心腹事，相当曲委婉转地对她倾吐出来。坡勾提听了，感到极大的兴趣；但是我要叫她对于这件事采取我的看法，却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她非常大胆地偏心向着我，完全不能了解我为什么关于这件事还要担心疑虑，无精打采。她说，“那位小姐能得到你这样一位漂亮小伙儿，很可以认为有福气。至于她爸爸，”她说，“那位绅士到底想要怎么着哪！”
但是，我看到，斯潘娄先生那件民教法学家的袍子和那条硬领使坡勾提的心气稍稍降低，使她对那个人的敬意不断增高；因为他在我眼里，越来越飘洒轻缈，凌霄高举；他直挺挺地坐在法庭里，文书案件，围绕身旁，像纸张文件做成的一片大海，而他就是这个大海里的一个小灯塔；那时候，在我看来，他好像周身四外，都发出反射的光辉来。我附带地说一说，我记得，我也坐在法庭里的时候，我一想到，那些老迈昏聩的法官和博士即便认识朵萝，也不会喜欢她的；如果有人对他们提，说他们能够和朵萝结婚，他们也不会乐得神志不清，头脑发昏；朵萝唱歌，弹那个因她生辉的吉他，把我弄得几乎要发疯，却不能使那些步履迟缓的家伙，离开旧路一英寸；这都是使我觉得非常奇怪的。
我对于这班人，一包在内，通统鄙视。他们都是在爱之花坛中，被霜雪排斥出去的老园丁，我对他们一概像身受他们的侮辱一样地仇恨。法院的法席，对我说来，只是一个顽冥不灵、瞎撞乱碰的东西而已。法庭里的栏杆，也和酒店里的栏柜一样，都没有柔情蜜意、诗情歌意。
我把巴奇斯先生身后的事情，一手承揽过来，觉得非常得意。我把遗嘱确实证明毫无讹误，跟遗产税局商议好了条件，把坡勾提带到银行里去：这样，不久就把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我们在办理这些法律事项中间，还有所消遣：我们去到夫利特街，看那儿有汗珠点缀的蜡人①（这二十年来，我恐怕，那些蜡人，早都已经化了）；我们去看林乌得小姐的刺绣②；我记得，那些刺绣，和陵园一样，很适于人们作反省和忏悔；我们又去看塔宫，我们又登上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儿。所有这些好玩儿的去处，都给了坡勾提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有的快乐——惟有圣保罗是例外，因为，她多年以来，就喜欢那个针线匣儿，所以这个真教堂，和那个匣子盖儿上的图样，成了争锋的东西，和那图样比起来，有些细节，她认为，远不及那件艺术品。
①赛门夫人蜡人展览，展出于夫利特街17号。“汗珠点缀”，比较《鲍斯随笔》《公寓》：“某妇面有汗珠，像天暖时的蜡油娃娃。”
②林乌得小姐（1755—1845）刺绣展览为当时伦敦一景，展出有50年之久，于1865年被焚。林乌得最后所绣为“该隐之审判”，所谓“和陵园一样”，或指这类绣活而言。
坡勾提的事务，是博士公堂里通常叫作例行公事的一种（例行公事，是毫不费力而却有利可图的），办理停当了以后，我有一天早晨，带她到事务所去交费。老提费说，斯潘娄先生出去，听一位绅士宣誓领取结婚许可证去了。不过我知道他一会儿就要回来的，因为我们的事务所紧挨着教事代表法庭，离代理大主教的事务所也不远；所以我就告诉坡勾提，叫她在那儿等一下。
我们在博士公堂里，办理遗嘱事项，总多少有些像丧事承办人那样；一般地对穿丧服的主顾，都或多或少地做出难过的样子来。我们以同样体贴的心情，对于领取结婚许可证的主顾，则总是做出心情松快、喜气洋洋的样子来。因此，我对坡勾提透露，说斯潘娄先生，虽然听到巴奇斯先生故去的消息，那样不胜惊讶，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却就会心情平静的；果然不错，他进事务所的时候，简直和一个新郎一样。
但是坡勾提和我，一看同他一块儿来的，原来是枚得孙先生，那她和我就都顾不得看他了。只见枚得孙先生的样子并没怎么改。他的头发，还和从前一样地厚，并且毫无疑问，和从前一样地黑；他的眼神儿，也和从前一样，叫人望而生疑。
“啊，考坡菲在这儿哪！”斯潘娄先生说。“我想，你认识这位绅士吧？”
我对那位绅士冷淡地鞠了一躬；坡勾提对他，几乎连理都没理。他一下碰到我们两个，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心慌意乱，但是很快就想好了主意，朝着我走来。
“我想，”他说，“你混得不错吧？”
“错与不错，都是你不大会发生兴趣的，”我说。“要是你真想知道知道，那我就得说‘不错’。”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随后他跟坡勾提打招呼去了。
“你哪！”他说。“我很难过，看样子是你丈夫没了。”
“枚得孙先生，我这一辈子里，把亲近的人没了，这并不是头一回，”坡勾提回答他说，一面从头到脚，全身气得发抖。“我只觉得高兴，我这次这个亲人没了，不能怪任何人——不能叫任何人负责。”
“哈！”他说，“那样的话，你想起来，当然问心无愧了。你尽到了你的职份了，是不是？”
“我并没折磨任何人，叫他把命送了，这是我想起来得谢天谢地的！不错，枚得孙先生，我并没折磨、吓唬任何可爱的小东西，叫她不得天年！”
他阴郁地看着她——我想，还懊悔地看着她——看了有一会儿的工夫；跟着转到我这儿，但是却没看我脸上，而只看我脚下，说：
“我们大概最近不会再碰见的，毫无疑问，这于我们两方面都是好事，因为我们碰见了，永远也不会融洽的。我从前为了要你受到益处，要教你学好，不惜使用正当的权力，你可老对我反抗，所以我现在，并不想叫你对我有什么好感。我们两个之间，有一种反感——”
“这可有了年数了，我相信，”我打断他的话头说。
他笑了一笑，同时把他那双黑眼睛尽力毒狠狠地朝着我很快地看了一下。
“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这种反感，就在你心里折腾你了。你那可怜的妈妈，也因为这个，过得很苦恼。你刚才的话，说得不错。我只希望，你这阵儿比以前学好了。我只希望，你现在把以前的毛病都改了。”
这番对话，本来是低声在我们那个事务所外部一个角落上进行的，他说到这儿把话打住了，走到斯潘娄先生的屋子里，装得顶温柔和蔼，高声说：
“干斯潘娄先生这一行的绅士们，都是看惯了闹家务的情况的，而且也都了解，家务事总是有多复杂，有多难断的！”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把他那结婚许可证的费用交了。斯潘娄先生把叠得整整齐齐的许可证交给了他，跟他握了握手，还给他和那位女士道喜。他接过了许可证，走出事务所去了。
枚得孙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坡勾提怒不可遏，就要发作（她真是个好人，她那腔愤怒，只是为我起见），我只得劝她，说我们在那个地方，和他互相攻讦，很不合适，所以我求她不要作声；我因为劝她，很费了些事，所以自己就顾不得发话了，否则我也难以忍住，默默无言的。她脾气发作，迥非寻常，我能在斯潘娄先生和那几个录事面前，跟她亲爱地拥抱了一下，来安抚她，免得她想起旧日我们所受的欺负而不平，同时能尽力做到若无其事的样子，很为高兴。
斯潘娄先生好像不知道枚得孙先生和我是什么关系，这倒是我引以为幸的；因为，我想起我母亲由于我而受罪那一番身世来，即便我在自己心里要我承认他，我都受不了。斯潘娄先生对于这件事如果想过的话，他好像只认为，在我家里，我姨婆是执政党的领袖，另外有一个反对党，由另一个人作领袖——这至少是我们等到提费把坡勾提应交的费用都清算了的时候，我从他说的话里得出来的印象。
“特洛乌小姐，”他说，“毫无疑问，是很坚定的，不会对反对她的人让步。我对于她的性格颇为敬仰；我对于你，考坡菲，也深为庆幸，因为你站在有理的那一方面。一家人闹意见，本来是令人惋惜的——不过这种事可非常普遍——要紧的是，要站在有理的那一方面，”据我了解，他的意思是说，要站在有钱的那一方面。
“这一档子婚事还不错吧，我相信？”斯潘娄先生说。
我对他说，关于这档子婚事，我一无所知。
“真个的！”他说，“据枚得孙先生透露出来那不多的几句话里——这本是一个人在这种情况里常有的事——再根据枚得孙小姐透露出来的，我得说，这档子婚事，还算不坏。”
“你的意思是说，先生，女方有带过来的财产吗？”我问道。
“不错，”斯潘娄先生说，“据我的了解，有。据说，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哪。”
“真个的！他这位新太太年纪很轻吗？”
“刚刚成年，”斯潘娄先生说。“就是新近才成年的。因此我得说，他们正等她成年的日期来着。”
“老天打救她吧！”坡勾提说，说的时候，那样咬钢嚼铁，那样给人不防，因而弄得我们三个都惊惶失措，一直到提费拿着账单进来的时候。
好在提费一会儿就出现了，把账单交给斯潘娄先生过目。斯潘娄先生把下巴颏栽在领子里，轻轻用手摸着，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气，把账单一项一项地瞧——好像这都是昭钦一手干的事似的——瞧完了，又好像出于无可奈何的样子，叹了一口气，把账单递给了提费。
“不错，”他说。“都对，都很对。我自己本来非常愿意‘实报实销’，考坡菲，从我的口袋里拿出多少钱去，就跟你们要多少钱。不过我并不能随心所欲，只问我个人愿意不愿意就完了。这就是干我们这一行叫人讨厌的地方。我还有一个伙友哪——还有个昭钦先生哪。”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颇露惆怅之意，这在他就几乎是等于完全不要钱了；我代表坡勾提，谢了谢他费心，用钞票和提费交割清楚。坡勾提回了她的寓所，斯潘娄先生和我就上了法庭，那时法庭里正办着一件离婚案。根据的是一条颇费心裁的小小成文法（这条成文法，我相信，现在已经取消了，不过我却看到，依据这条成文法，有好几件婚姻案件都判离了）。这条成文法本身的优劣，看下文自明。原来案中那个丈夫，本来叫汤玛斯·奔捷民，但是他领取许可证的时候，却只用了汤玛斯的名义，把奔捷民隐匿起来了，为的是如果婚后不像事先想的那样如意，就借此脱身；他婚后果然不像他事先想的那样如意，再不就是他对他太太（可怜的人）有些厌倦了；所以在结婚后一两年，事情发作，由他的朋友替他打起官司来，就说他的名字是汤玛斯·奔捷民，因此他并没结婚；法庭就认为他的理由充足而判离了，他当然如愿以偿。
我得说，我对于这个案子严格说来是否判得公正，非常怀疑，即便那个能使一切离奇古怪的事都化为平安无事的一斛麦子，都不能把我吓住，使我不再怀疑。
但是斯潘娄先生却振振有词，为这个案子的判决辩护。他说，你看一看世界，那里面有好事、有坏事；你再看一看教会法，那里面也有好事、有坏事。不论好事、坏事，都是一种体系的一部分，这不是很好吗？你还要怎么着哪！
我对朵萝的父亲，没有胆量敢跟他说，要是我们早晨早早地起来，脱了褂子，开始工作，那我们也许可能使世界改善；但是我却得承认，我跟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使博士公堂改善。斯潘娄先生回答我说，他特别要劝我把这种想法完全打消了，因为那和我作绅士的派头不合；不过，他还是愿意听一听，我都认为博士公堂哪些方面有改善的余地。
这时候，我们已经把那个人的太太判离了，出了法庭，溜达到遗嘱局了，所以我就拿博士公堂离我们最近的这一部分作我这种理论的例子。我说，我认为，遗嘱局这个机关，就管理得离奇古怪。斯潘娄先生就问我，这话从何说起。我就因为他的经验，对于他尽了一切应有的尊敬（不过，我恐怕，因为他是朵萝的父亲，对他更加尊敬），回答他说，在广大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管辖区里，一切留有财产的人，都得把他们的遗嘱的原本，保存在法庭的登记局里，整整有三百年之久；但是那个登记局，却会只是一个偶然碰到的建筑，既不是专为保存这种文件而设计的，并且只是为登记官自己多有收益而租来的，非常地不安全，连是否能防火灾都没考查过；确确实实，从屋顶到地下室，都塞满了重要文件，专为登记员盈利而投机倒把之用；他们跟大众要了大量的费用，却把大众的遗嘱，随时随地乱塞乱扔，除了一心想把这些遗嘱贱价出脱了，再就没有别的心思了：这种情况，总不能不说多少有些荒谬吧！所有各等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把他们的遗嘱交给这些登记员，这些登记员每年的收益，有八九千镑之多（至于助理登记员和分区书记员得到的收益还不在内），但是他们可不肯从那么大的收益里，拿出一丁点钱来，租一所合情合理、可保无虞的地方，来保存这种重要文件。这种情况，也许总得说多少有些不近情理吧。在这个机构里，所有的重要职位，都是派头十足、净拿干薪的人占着，而那些不幸在楼上又冷又暗的角落里真正工作的录事，却是伦敦全市里报酬最坏，照顾最差，而却又是干的活儿最重要的人，这种情况，也许得说多少有些不公道吧。所有的登记官之中，那个主管登记官，本来应该为公众预备一切他们需要的处所的，因为他们经常往这儿来，但是那位主管登记官，却就是因为做了主管登记官，就什么都不管，只做第一等拿干薪的官儿（同时，他也许还是牧师，兼职多门，在大教堂里安坐法座，还说不定有别的哪），而公众却永远得不到方便，这是每天下午、局里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天天看到的事，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令人诧异的事，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有点不体面吧。简单地说吧，坎特伯雷管辖区这个遗嘱局，那样完全臭不可闻，那样荒谬绝伦，要不是因为它挤在圣保罗大教堂墓地的角落上，很少有人知道，那人们早就该把它翻了个儿，闹得它人仰马翻了。
我对于这个问题，说到相当激动的时候，斯潘娄先生就对着我笑，跟着也像对于前面那个问题那样和我辩论。他说，我说了半天，到底说明了什么哪？那只是一种感觉问题。如果大家都感觉，他们的遗嘱保存得很妥善，认为登记局无可改善的余地，是事所当然的，那有什么人会觉得不好哪？没有。有什么人会觉得好哪？所有那些拿干薪的人。好啦。这样一来，岂不好多于坏？这种制度，也许并不完美；天下就没有任何完美的事物；不过他反对的，就是硬往中间插楔子。有遗嘱局，国家强盛光荣。在遗嘱局里插上个楔子，国家就不强盛光荣了。他认为，一位绅士应当遵守的原则，就是事情本来是什么样儿，就由它是什么样儿。他毫不怀疑，遗嘱局要在我们这一辈存留下去。我自己虽然很怀疑这个问题，我却尊重他的意见。不过，我现在看出来，他说的不错。因为，遗嘱局不但一直存留到此时此刻，而且十八年前，国会曾有过一个报告（并非十分情愿），把我说的那些理由一一详列，把现时保存的遗嘱，说是只等于二年半多点的工夫所积累的，连在这个报告下它都巍然存留下去。从那时以后，他们都把那些遗嘱怎么处理了？他们把大部分都丢失了呢？还是过些日子，就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卖黄油的铺子了呢？我不得而知。我只觉得，我很高兴，我的遗嘱，并没存在那儿；我也希望，我的遗嘱，别存在那儿，至少有一个时期，别存在那儿。
我在写到我的幸福快乐这一章里，把所有这些话都记下来，因为这些话在那儿出现，是很自然的。斯潘娄先生和我既然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继续谈下去，我们的散步因之也拖长了，后来我又谈到一般的题目。这样，谈到末了，斯潘娄对我说，从那一天起，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朵萝的生日，我要是那一天，能到他家里，去参加野外聚餐会，那他很高兴。我听了这个话，立刻就心意迷惘起来，第二天又收到了一张小小的花边信笺，上面写道，“爸爸嘱咐，不要忘记。”我见了这个，更语无伦次；在随后来的那一个星期里，都是情怀如痴如醉。
我记得，我给这一次幸福的聚会作准备，把所有一切荒谬可笑的事全都做了。我现在想起我当时买的领巾来，还全身发热。我的靴子，可以放到任何刑具展览会上。我准备了一个小篮子，在聚餐的头一天，交给了去诺乌德的邮车，寄给了朵萝。我送那个篮子本身，就等于表明心迹。篮子里盛着爆裂糖果①，糖包儿上印的是一切花钱能买得到的那种顶温柔的句子。早晨六点钟，我到考芬园市场，给朵萝买了一个花球。十点钟的时候，我骑在马上（我为赴会，特为雇了一匹雄壮俊伟的灰马），马蹄轻快疾捷地往诺乌德跑去。我把花球放在帽子里保护着，免得蔫了。
①爆裂糖果：一种里面有爆炸装置的糖果，把糖果包纸两头突然一抻，即爆裂开。包纸上印有表示柔情蜜意的字句。
我分明看见了朵萝在花园里，而却假装并没看见她；我分明骑着马走过了这所房子，而却装作急于寻找它：我想，我那是做了两件小小的傻事，我那是做了两件别的青年在同样情况下同样要做的傻事；因为那样做，在我当时是很自然的。但是唉呀！等到我真找到了这所房子，真在花园栅栏门前下了马，真拖着我那两只狠如铁石、使我受罪的脚，走到草坪，来到朵萝跟前，真看见了朵萝，在那个清朗的早晨，在那些蹁跹的蝴蝶中间，坐在丁香花下的圆椅上面，戴着一顶白色大草帽，穿着一件天蓝色长袍，那是怎样一种光景啊！
同她一块儿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小姐——比起朵萝来，年岁稍微大一些——我得说，差不多有二十岁的样子。她是米尔小姐，朵萝叫她是朱丽叶。她是朵萝的知心密友。幸福的米尔小姐啊！
吉卜也在那儿；吉卜见了我，还是朝着我狂吠。我把花球献给朵萝的时候，吉卜咬牙切齿地吃起醋来，它那样本是应该的。如果它能了解，我都怎样为朵萝倾倒，那它就更应该吃醋了！
“哦，谢谢你，考坡菲先生！这些花儿多可爱！”朵萝说。
我本来想要说（并且我走这三英里，都一直地琢磨怎么才是最好的说法）在我还没看到这个花球那样靠近她的时候，我是觉得它美来着。但是我当时却不会说了。她太叫人神志迷惘了。看到她把花球放在她那个有小酒窝的颔下，就令人在软绵绵的陶醉中失去了一切镇定，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了。我只纳闷儿，为什么我当时没说，“米尔小姐，你要是有恻隐之心，那你就别让我再活着啦！你就叫我死在这儿好啦！”
于是朵萝把花球送到吉卜的鼻子跟前，叫它闻。于是吉卜呜呜地叫起来，不肯闻。于是朵萝笑起来，把花举得离吉卜更近，非叫它闻不可。于是吉卜就用牙把石蜡红咬住了一块，拿它当猫一样逗起来。于是朵萝打它，噘着嘴说，“可惜儿了我这美丽的花儿了！”说得那么轻怜痛惜，仿佛吉卜咬的就是我那样。我倒情愿它咬的真是我啊！
“那个讨厌的枚得孙小姐这阵儿不在这儿，你听了一定很高兴吧，考坡菲先生，”朵萝说。“她去参加她兄弟的婚礼去了，至少要去三个星期。这太叫人高兴了！”
我说，我认为，毫无疑问，她一定觉得高兴，而凡是她高兴的事，我也高兴。米尔小姐就带着比我们更懂事、对我更慈祥的样子，冲着我们微笑。
“我从来没见过有像她那样讨人厌的老东西，”朵萝说。“你简直地想不到，她的脾气有多坏，她那个人有多可厌，朱丽叶。”
“想得到，我可以想得到，我的亲爱的！”朱丽叶说。
“你也许想得到，亲爱的，”朵萝把自己的手放在米尔小姐的手上回答她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把你算在那些会想得到的人里面，请你原谅我。”
我从这个话里，可以知道，米尔小姐在过去活了这些年，并非一帆风顺，也有顺有逆，曾遭过磨难；我前面说过的那种慈祥、解事的态度，也许就是由于这种磨难而来。我在那一天的工夫里，果然发现是那样。米尔小姐由于爱非其人，落得不胜凄惨，大家都认为她有了那种可怕的经验以后，已经不再涉足世事了，但是她对于没受挫折、前途有望的青年爱侣，仍旧冷眼静观，感到兴趣。
不过这时斯潘娄先生从屋里出来了，朵萝走到他跟前，对他说，“爸爸，你瞧这花儿有多好看！”米尔小姐就满腹心思地对她微笑，仿佛是说，“你们这些蜉蝣啊，趁着生命还像在明朗的晨间一样，及时行乐吧！”那时马车已经套好了，我们都从草坪那儿朝着它走去。
像那次那样乘车出游，我永远也不会再有的，像那次那样乘车出游，我永远也没再有过。轻便马车上，只有他们三个，还有他们的篮子、我的篮子和吉他盒子。那辆轻便马车，当然是敞篷车，我骑着马跟在车后面，朵萝就背着马坐在车里，面对着我。她把花球紧放在她身旁的垫子上，绝不让吉卜趴在她放花球的那一面儿，因为她怕吉卜把花球压坏了。她过一会儿，就把花球拿在手里，过一会儿，就闻一闻花球的香味儿。在那种时候，我们两个就把眼光一对。我只诧异，我那时候怎么没从灰马的脑袋上倒栽在马车里。
我相信，那时路上有尘土。我相信，那时路上有不少的尘土。不过我却只模模糊糊地记得，斯潘娄先生好像劝我，别在尘土里走；但是我当时实际上却并没听见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只感觉到，朵萝四围有一片爱、一团美、氤氲团栾，但是其他却一无所知。斯潘娄先生有时在车里站起来，问我四外的景致美不美。我说景致很令人心旷神怡；我敢说，我这话是真的；不过，对我说来，那一切的景致，都是朵萝。照耀的太阳是朵萝，叫的鸟儿是朵萝，吹的南风是朵萝，树篱中间开的野花，一直到每一个花骨朵，也全是朵萝。我现在引以为慰的是：米尔小姐很了解我。只有米尔小姐一个人，能完全领会我的心情。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走了多久；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都要往什么地方去。也许那个地方离吉尔得夫①不远。也许《天方夜谭》里的魔术师，那天把那个地方开放，而我们从那儿走了以后，又把那个地方永远关起。那儿有青绿的草地，在一个小山上面，绿草如茵。那儿还有荫凉的树，还有石南，目力所及的地方，满是长林丰草，葱茏青翠。
①伦敦西南约30英里的一个城镇，城外有小山。
我一看到那儿先已经有人等着我们了，我就觉得大不得劲；我的醋劲大发，无边无涯，即便对于女性，都是如此。但是所有其他和我同性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他比我大三四岁，留着两片红色的连鬓胡子，他就倚仗着他这两片胡子而自尊自大，那股劲儿，简直叫我没法儿受——都是我的死对头。
我们都把我们的篮子打开了，准备吃正餐。那个红胡子自称会做色拉（我是不信的），在人前故意卖弄。有几位年轻的女人给他把生菜洗好了，按照他的指示，把生菜切成段儿。朵萝也是这几个人之中的一个。我只感到，命运使我和这个家伙非作对不可，我们两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红胡子把色拉做好了（我真纳闷儿，不懂得他们怎么能吃这样东西。我是怎么也不肯吃的！），就自封为酒窖的管理人；因为他是个灵巧的家伙，他就把一个空腹的树干，做成了一个酒窖。跟着我就看见他用盘子盛着一大块龙虾，端着在朵萝脚跟前吃！
我看到了这样使我丧气的光景，对于以后又发生的事，只有模糊的印象。我很嬉笑欢乐，这是我知道的；但是我那种嬉笑欢乐，却是空洞的。我和一个穿粉色衣服、有小眼睛的小妞儿鳔在一块儿，拼命地和她调笑。她欣然接受了我对她的殷勤；但是她这样，还是完全想要和我好呢，还是她对红胡子另有用心呢，我不得而知。大家都为朵萝干杯，我也为她干杯，不过我为她干杯的时候，却假装着正滔滔不绝地谈话，为给她干杯，只好暂时把话停止，干完了，马上又接着谈起来。我对朵萝鞠躬的时候，我的眼光和她的一对，我认为，她的眼光里含有对我如有所求的神气。但是那个眼光却是隔着红胡子，从他头上，射过来的，因此我坚如铁石，不为所动。
那个穿粉色衣服的小妞儿有一个穿绿衣服的母亲跟着；我现在想，我觉得，那个母亲，为了运用手腕，故意把我们两个隔开。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散开了，剩下的饭菜也放在一边儿了；我就一个人溜达到树林子里，心里又愤怒，又后悔。我就心里想，我是否应该装作不舒服而骑着灰马逃走了呢——至于逃到哪儿，我是不知道的——正在琢磨不定的时候，朵萝和米尔小姐对面走来了。
“考坡菲先生，”米尔小姐说，“你怎么一点儿也不活泼呀？”
我对她说了抱歉的话，说我绝没有不活泼。
“朵萝，”米尔小姐说，“你也一点儿也不活泼。”
哦，真的吗！绝对没有的话。
“考坡菲先生和朵萝，”米尔小姐几乎带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样子来说，“你们别再闹这个啦。这已经够瞧的啦。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就把春天的花儿摧残了；因为，春天的花，一旦开败了、凋残了，就永远也不会再开的。我这个话，”米尔小姐说，“是根据了我自己过去的经验说的——是根据了一去不返、回视邈远的过去说的——在日光里闪烁的汩汩泉流，不应该因为一时的任性就杜塞了。撒哈拉大沙漠里的绿洲，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就铲除了。”
我几乎不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因为我全身都发烧，烧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但是我却知道，我抓住了朵萝的小手儿，用嘴吻——朵萝也就让我吻了！我也吻了米尔小姐的手；据我想来，我们好像一下都登上了第七层天了。
我们登上第七层天，就再没下来。我们那天一整晚上，一直都在第七层天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树林子中间来回地溜达，朵萝就羞答答地挽着我的胳膊。我真恨不得，我们能一下变为长生不死，永远在树林子中间溜达，那才算得真有幸福、有造化。这种想法，固然愚蠢可笑，但是我还是要那样想的。
但是，别人说笑的声音，和高叫“朵萝哪儿去了”的声音，太快了，就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了。因此我们回到他们那儿。他们要朵萝唱歌儿。红胡子本来要往车上，去拿那个吉他，但是朵萝却对他说，除了我，别人没有知道那个吉他放在什么地方的。因此红胡子一下就算完了。是我找到了那个吉他匣子，是我把它打开了，是我把吉他拿了出来，是我坐在她身旁，是我替她拿着手绢儿和手套儿，是我把她那可爱的嗓音里每一个腔调都沦肌浃髓地吸入肺腑，她只是为爱她的我唱的，别的人尽管可以尽其量地拍手叫好，但是却实际和她唱的没有关系！
我在快乐中间陶然迷醉了。我很担心，那太幸福了，不会是真事。我很担心，我马上就要在白金厄姆街的寓所里醒来，听到克洛浦太太做早饭弄得茶杯嘎啦嘎啦地响。但是朵萝却又真唱来着。别的人也唱来着，米尔小姐也唱来着——她唱的是心窍的深处酣睡的回声，好像她有一百岁那样老似的——这样，夜色就来到了。我们吃茶点，烹茶煮开水的壶像吉卜赛人那样。我仍旧和先前一样地快活。
大家散了，受了挫折的红胡子和其余的人，各自回家去了，我们也在恬静的黄昏和越来越弱的亮光里，在花香四溢的空气中，回了我们的家。那时候，我比先前更快活。斯潘娄先生喝了香槟酒以后，有些倦意——我向那长葡萄的土地致敬，我向那酿酒的葡萄致敬，我向那使葡萄成熟的太阳致敬，我向那把酒掺兑的商人致敬！——在车里一个角落上睡着了；那时候，我就骑着马跟在车旁，和朵萝谈话。她觉得我这匹马很好，用手拍它——哦，那只小手，在马身上，看着多可爱呀！她的披肩老要歪，我就老用胳膊给她弄正了。我甚至于还以为，吉卜也看出是怎么回事来了，因而一心认为，它非得拿定主意，跟我交朋友不可。
还有那位洞达人情的米尔小姐，那位虽然心如古井而却和蔼近人的女修道士，那位永断尘世，无论怎么也不能让心窍深处酣眠的往事再醒过来的女家长，虽然年龄还几乎不到二十——她那天作的，真是一件无量的功德！
“考坡菲先生，”米尔小姐说，“要是你能腾出一分钟的工夫来，那就请你到车这边儿来一分钟的工夫吧。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你们瞧吧！我当时骑在灰色的骏马上，把身子弯着对着米尔小姐，把手放在车门上！
“朵萝要跟我去住几天。她后天就要跟我一块儿去。要是你能到我家去，那我敢保，爸爸见了你一定高兴。”
我暗中默默为米尔小姐祷祝祈福，把她的住址牢牢记在心里最深处；我除了这个而外，还能做什么呢！我用感激的态度，热烈的言词，告诉米尔小姐，说我对于她那样帮忙，如何感激，我把她的友谊，看得如何高贵；除了这个而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于是米尔小姐慈祥的样子叫我走开，对我说，“你回到朵萝那面儿去吧！”我听从了她的话，回到了朵萝那面儿，朵萝就从车里探出身来，跟我说话儿；我们说了一路话儿。我骑着那匹灰色骏马，紧靠车旁，竟把它左边那条前腿，“叫车轮子蹭去了一块皮，”它的主人对我说，“得赔三镑七先令之多”——我照数赔了他，还认为我花了那么点钱而取得了那么大快乐，非常便宜呢。那时候，米尔小姐就坐在车上，仰观明月，嘟囔诗句，同时，我想，还回忆当年她和世界还没分家的旧日。
诺乌德实在应该再更远几英里才好，我们应该多走几点钟再到那儿才对。但是斯潘娄先生就在快到那儿的时候醒了，对我说，“考坡菲，你得到我家，休息一下！”我奉命惟谨。我们一块儿用了三味吃和掺水葡萄酒。在那个亮堂堂的屋子里，朵萝的双颊红得那样可爱，我简直地舍不得走，而只坐在那儿，如在梦中一样直眉瞪眼地瞧。到后来，斯潘娄先生鼾声大作，才使我清醒过来，知道应当告辞。我们就这样分别了；我骑在马上，回到伦敦，一路之上，朵萝和我道别那时候的轻柔余温，仍旧流连不去；我把那天发生的每一样细事，把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回忆了有一万遍；后来到底躺在自己床上的时候，仍旧如在云端，在年纪轻、头脑痴的人里面，再没有像我那样魂灵飞去半天的了。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拿定主意，要把我热烈的爱，对朵萝表示出来，看一看我的命运到底是什么样子。幸福呢，还是苦恼呢，这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在全世界上，我除了这个问题，就没有别的问题了。而只有朵萝能给这个问题答案。我在三天之中，把在朵萝和我中间所有发生过的事，一一回忆，一一加以最令人扫兴的解释：就这样自寻苦恼，就这样在无限烦愁中度过了三天。后来到底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梳洗穿戴起来，怀着一肚子表示心迹的话，往米尔小姐家里走去。
我在街上来回走了多少次，在广场那儿绕了多少圈子——满心痛苦地感觉到，我就是那个老谜的谜底，远远胜过原来的谜底——我才到底鼓起勇气，来到门前，在门上敲；这种情况，现在就不必再说了。即便最后我到底敲了门，在外面等着有人来开门，即便那时候，我都心里扑腾着，想要（学巴奇斯先生）问一问，布莱克波厄先生是不是住在这儿，要是不是，向人道歉，转身走去。不过我还是坚持阵地，没那么办。
米尔先生没在家。我并没想要他在家。没有人要他。米尔小姐却在家。米尔小姐也可以。
仆人把我领到楼上一个屋子，米尔小姐、朵萝和吉卜都在那儿。米尔小姐正抄歌词（我记得，她抄的是一个新歌曲，叫作《爱的挽歌》），朵萝就在那儿画花儿。我当时一看就认出来，她画的花儿就是我送她的花儿，那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她画的一点不错就是我在考芬园市场给她买的！我不能说，她画的跟我买的十分像，也不能说，她画的跟我从来见过的十分像；但是我从裹花的纸上，看了出来这件艺术品是什么，因为裹花的纸画得和原来的纸非常地像。
米尔小姐见了我很高兴，因为她爸爸没在家很惆怅；不过我认为，我们三个人，对于这一点，都很坚忍不拔。米尔小姐一开始的时候滔滔不绝地谈了一气，谈到几分钟，便把笔放在《爱的挽歌》上，站起身来，走出去了。
我就开始想，我得迁延到明天，才能表白我的心迹。
“我希望，你那匹可怜的马把你驮回家去以后，没累着吧；”朵萝说，同时把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抬起来瞧我。“那段路走起来可不近。”
我开始想，我得今天就表明心迹。
“对它说来，是很远，”我说，“因为它一路之上，没有什么支持！”
“难道没喂它吗，可怜的畜生？”朵萝说。
我开始想，我得推到明天，再表明心迹。
“喂—喂啦，”我说。“它受到很好的照顾。我的意思只是说，它没享到我那种因为和你近在一处而感到说不出来的快乐。”
朵萝把头俯在她画的花儿上，过了不大的一会儿说——在这个时间里，我坐在那儿，全身像得了热病而发烧一样，两条腿也僵硬板直——
“在那一天里，有那么一个时期，你好像对于那种快活并没感觉到。”
我看出来了，我已无可后悔，非当时当地，立刻就表明心迹不可了。
“你和奇特小姐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朵萝微微把眉毛一扬，把头一摇，说，“你一点儿也没拿那种快活当回事。”
我应该说一下，奇特就是那个穿粉红衣服，有小眼睛的小妞儿。
“不过我毫无疑问，不明白你为什么就应该拿着它当回事，”朵萝说，“也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叫那是快活。不过你说的，当然并非是你想的。并且我敢保，没有人怀疑你有你的自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吉卜，你这个淘气的东西，到这儿来！”
我也不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一眨眼的工夫就把应做的全做了。我截住了吉卜，我把我的朵萝抱在怀里。我滔滔不绝地直说。我没有一个字顿住了的时候。我告诉她，说我都怎样爱她。我告诉她，说我没有她，怎样就不能活下去。我告诉她，说我怎样倾倒崇拜她，怎样把她当作天神。所有这个时候，吉卜都像疯了一样地狂吠。
朵萝把头低下去，哭起来，全身哆嗦，我就越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要是她愿意我为她死，那只要她说出来，我就死。活着而得不到朵萝的爱，那种活法儿，不论有什么别的条件，都是不值当的。那种活法儿，都是我没法儿受的，都是我不能受的。自从我头一次看见她那时候起，白天晚上，我就没有一分钟不爱她的。就在现在这一分钟里，我爱她都爱得神志迷惑。我要永远每一分钟都爱她爱得神志迷惑。从前有过情人，以后也要有情人，但是不论从前，也不论以后，却都没有情人爱他的所爱，能像我这样，会像我这样，可以像我这样，愿意像我这样爱朵萝。我越信口胡说，吉卜就越狂吠。我们两个，在各自所有的情况下，都一分钟比一分钟越来越像疯了一样。
好啦，好啦！跟着不久，朵萝和我一块儿坐在沙发上，安静下来了；吉卜就坐在朵萝的膝上，冲着我直眨巴眼，也安静下来了。我的心事到底从我的心窝子里掏出来了。我觉得完全如在云端了。原来朵萝和我订了婚了。
我想，我们也有些想到，觉得订了婚就得结婚。我们一定有些这样的想法，因为朵萝坚持要我同意，说要是她父亲不答应，那我们就永远不结婚。不过，我们都很年轻，只觉到飘飘然如在云端，所以我想，并没真正思前虑后，或者说，除了在现在这种懵懂中，没有任何更远大的想法。我们要对斯潘娄先生保守秘密；不过，我敢说，那时候，我们的头脑里，从来没想到，这种办法，有任何不光明的地方。
朵萝去找米尔小姐，同她一块儿回到屋里。只见米尔小姐比平素更沉思深念——我恐怕，那是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有一种趋向，能使她引起内心隐处的旧创吧。不过她却为我们祝福，对我保证，要始终不渝，做我们的好友。她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一般地用的总是合乎寺庵的声音。
那时候，我们的日子有多悠优闲适啊！那时候，我们的日子，有多轻忽缥缈，幸福快活，无猜无忌，无识无知啊！
那时候，我量朵萝的指头，要给她按着“勿忘我”的花样打一个戒指。我把量的尺码，告诉了金珠店的老板以后，老板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一面往订货的账上记，一面直笑。他就对于这件玲珑的小玩意儿，连同镶的蓝宝石，跟我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这个戒指，在我的记忆里，和朵萝的手太分不开了；因此昨天我偶然在我女儿手上，看见了另一个跟它一样的戒指，我就有一阵儿，心里难过起来。
那时候，在我到处去的时候，只觉得我能和朵萝同心偕老，却没别人知道；只觉得有朵萝作爱人，情怀缠绵；只觉得我爱朵萝，朵萝爱我，光荣无比；因此，假使我真正在空中驾云御风，而别的人却都匍匐地上，蠢然蠕动，那我也不至于觉到我和他们像那样有天壤之隔。
那时候，我们在广场的花园里相会，在烟尘熏染的凉亭里同坐，真正舒畅快活；因此，我直到现在，还由于那种联想而爱麻雀，把它们那种烟熏尘染的形体，看作就是热带珍禽灿烂的羽毛。
那时候，我们订婚以后还不到一星期，我们头一次闹了一点小意见；朵萝就把戒指寄还给我，同时写了一封令人失望的信，折作三角帽的样子①，把戒指装在里面；信上用了这样可怕的字句：她说，“我们的爱以痴傻始，以疯狂终。”我看了这句可怕的话，直薅头发，直叫一切都完了！
①英国在约1839年，由奚勒提出采用信封。在此以前，无信封，把信纸反折，折时有种种花样。
那时候，我趁着夜色昏暗，飞奔到米尔小姐家里，和她偷偷地在房子后部的厨房里会面（那儿有一架熨衣台），求她给我们作调人，把这种疯狂的局面挽回。米尔小姐挺身而出，立即答应，跟着就带着朵萝一块儿回来了，拿她自己青年的痛苦经验，现身说法，苦苦地劝我们互相容忍，躲开撒哈拉大沙漠。
那时候，我们一齐哭起来，又和好如初，觉得非常幸福，因此，那个房子后部的厨房，连同熨衣台和别的家具，都变成了爱神的圣殿了。我们就在那儿，作了通信的安排，每次都由米尔小姐转交，至少每天都要写一封，双方都是如此！
那时候，真是悠优闲适！那时候，真是缥缈轻忽，真是幸福快乐，无猜无忌，无识无知！在所有时光能控制的时光中，没有比那时候令我回忆起来更能引起微笑，更能惹起柔情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