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考坡菲
首页 > 大卫·考坡菲 > 第十二章 决计逃走

第十二章 决计逃走

过了一段相当的时期,米考伯先生的诉状得到审理了;法庭根据无力偿债法,宣判那位绅士可以得到释放。这真叫我大为欢喜。他的债权人,并非心如铁石,毫不通融。米考伯太太对我说,连那个凶狠的鞋匠都在法庭里当众说过,说他和米考伯先生并没有仇,不过,人家欠他的钱,他还是愿意人家还他。他说,他认为那是人之常情。

米考伯先生的官司虽然完了,他却得再回皇家法席监狱一次,因为在他正式被释以前,还有些费用得付清,有些手续得履行。俱乐部的成员,看见他回来了,都欢腾若狂地欢迎他,当天晚上,还为他特别开了一个音乐会。米考伯太太和我,就在他们自己的屋子里,一块儿吃了一盘炸羊羔子肾①,那时候,那些孩子,都在我们四围睡着了。

①这是羊羔骟下来的外肾,在美国也叫作“山蛎”(mountain oyster),被认为美味,在英国则为贫苦人所食。

“在这样一个日子,考坡菲少爷,”米考伯太太说,“咱们再喝一点啤精糖酒(因为我们已经喝了一点了),来纪念一下我爸爸和我妈妈吧。”

“他们都不在啦吗,大妈?”我把纪念酒用一个葡萄酒杯喝了下去以后,问。

“我妈在米考伯先生还没受困难以前,”米考伯太太说,“或者说,至少在困难还没压到他头上来以前,就去世了。我爸爸是把米考伯先生从狱里保释出来好多次之后,才去世的,他去世的时候,许许多多亲戚朋友,没有不惋惜的。”

米考伯太太说到这儿,一面摇头,一面不禁动了孝心,掉下泪来,恰好滴到当时她怀里抱着的那个双生儿身上。

当时我觉得,想要问我最关心的那个问题,不会有比那个时候更合适的了,因此我就对米考伯太太说:

“大妈,现在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经过去了。他得到自由了。我可以不可以问一问,你和他下一步打算着怎么办哪?你们商议好了吗?”

“我娘家,”米考伯太太说(她说“我娘家”这几个字的时候,老是很神气的,不过我却从来没能发现,她娘家到底都是什么人),“我娘家的人认为,米考伯先生不应该在伦敦死待着,他应当到外郡去发挥他的才干。考坡菲少爷,米考伯先生这个人,可有才干啦!”

我说,我对于这一点完全相信。

“可有才干啦,”米考伯太太又重了一遍。“我娘家的人认为,多少有点关照,就可以给像米考伯先生那样一个有才干的人,在海关上找点事儿做。我娘家只在普利茅斯当地有点势力,所以他们想叫米考伯先生到普利茅斯那儿去。他们认为,要找事儿,非得人在那儿钉着不可。”

“一遇到有了事儿,可以马上就去做,是不是?”我接着茬儿说。

“一点不错,是那样,”米考伯太太回答说。“如果一旦有了事儿,马上就可以去做。”

“大妈,你也去吗?”

那天发生的事情,再加上那一对双生儿,她又喝了啤精糖酒,把米考伯太太弄得犯起歇斯底里来了,所以她回答的时候,直流眼泪。

“我不论多会儿,都不能把米考伯先生甩了。米考伯先生刚一开始的时候,也许瞒过我,没把他的困难对我说。不过他的脾气既是那样乐观,那他也许会盼着,他能克服困难。我妈留给我的珠子项圈和镯子,连一半的价钱都没卖得上,就都出脱了。我爸爸给我的结婚礼物,一套珊瑚首饰,简直等于白扔掉了一样。但是我可不论多会儿,都决不能把米考伯先生甩了。决不能!”米考伯太太比以先更激动的样子喊着说,“我不论多会儿,都决做不出那种事来!你就是硬逼我,叫我那样做,也办不到!”

米考伯太太直冲着我使劲儿,好像她以为我劝她那样做似的,因此把我弄得非常地不得劲儿,只坐在那儿,很惊讶地瞧着她。

“米考伯先生这个人当然有毛病。他不知道怎么打算着过日子,这一点我决不否认。他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少债务,他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这一点我也不否认,”她嘴里接着说,同时把眼睛瞧着墙。“但是我可不论多会儿,都不能把他甩了。”

米考伯太太说这句话的时候,把嗓门儿提高了,完全尖声喊起来了。我一听,害起怕来,就急忙跑到俱乐部。只见米考伯先生正在那儿,坐在一张长桌子的首席上,带着大家合唱:

“哦呵,道宾,

哦哈,道宾,

哦哈,道宾,

哦哈,哦呵—呵—呵!”①

①这是戏剧《村人之爱》里的一支歌曲的一部分。“道宾”是马的名字。这个歌的头一行是“有一天我正赶着车走”。

我把米考伯太太情况危急的消息报告了他,他一听,跟着哭起来,急忙和我一块儿出了俱乐部,背心上满是他刚才吃的小虾的虾头和虾尾。

“爱玛,我的安琪儿!”米考伯先生一面跑到屋里,一面喊。“你怎么啦?”

“我不论多会儿都不会把你甩了,米考伯!”她喊着说。

“我的命根子!”米考伯先生把他太太搂在怀里说。“那我完全知道。”

“他是我这些孩子们的爸爸!他是我这一对双生儿的爸爸!他是我心疼的,我心爱的丈夫!”米考伯太太一面挣扎,一面喊,“我不—不—论多会儿,都不能把米考伯先生甩了。”

米考伯先生让她这样的忠贞感动得不可言喻(至于我,那时简直地成了泪人了),他热烈地偎依着她,求她抬起头来瞧他,求她安静。但是他越求她抬起头来瞧他,她越把一双眼傻了似地瞪着,他越求她安静,她越不肯安静。结果是,一会儿米考伯先生也受不住了,和她和我,眼泪对流起来了。后来,他恳请我,叫我找一把椅子,在楼梯那儿先坐下,等到他把米考伯太太弄到床上。我本来想,天已经黑了,要跟他告辞,但是他非等到送客的铃儿响了,就不肯让我走。因此我只好在楼梯的窗户那儿坐着,等到他带着另一把椅子,前来就我。

“先生,这阵儿米考伯太太怎么样啦?”我说。

“精神非常地萎靡,”米考伯先生一面摇头,一面说。“这都是今天的事儿把她闹的。今儿这个日子太可怕了!我们这阵儿成了光杆儿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米考伯先生使劲握着我的手,直哼哼,跟着哭起来。我非常地感动,同时也非常地失望,因为我本来想,在今天这个盼了好久的幸福日子,他们应该快活才是。不过,我想,米考伯先生和米考伯太太,对于他们的困难,太习惯成自然了,他们一旦脱离了困难,反倒好像有船沉大海,一无依傍之感。他们所有的那种能伸能屈的情况,完全消失了。我从来没看见过那天晚上,他们那样苦恼,比平常加倍还不止。因此,送客铃儿响起来,米考伯先生陪着我走到门房,在那儿给我祝福,和我分手,那时候,我真觉得不敢把他一个人撂在那儿,因为他是那样伤心,那样愁苦。

但是虽然我们大家都心烦意乱,情绪低沉(在我这是事先没想到的),我却清清楚楚地看了出来,米考伯夫妇和他们的一家大小就要离开伦敦了,我和他们的分别就在眼前了。那天晚上,我回寓所,在路上走着的时候,还有后来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我才头一次脑子里有了一种想法——虽然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想起来的——这种想法后来变成了确实不移的决心。

我和米考伯一家人,简直地是相依为命,我和他们简直地是有罪同遭,我除了他们,连半个朋友都没有;现在,我却又得想法另找寓所,又得和陌生的人打交道,这种光景,使我马上感到,我现在的生活,就同浮萍断梗,随风逐浪一样了;同时,过去的经验,又完全使我料到,这种生活,将要是什么样子。我想起这一点来,我那本来就已经给狠狠刺伤了的心,就更难过起来,我那本来老忘不了的耻辱、苦恼,就更叫我觉得强烈了。因此,我就决然断然,认为我的生活是不能再忍受的了。

我当时十分明了,如果我不自己想法逃开这种生活,我就永远没有逃开的希望。枚得孙小姐很少跟我通音信的时候,枚得孙先生更一次都没有。只有两三个小包儿,里面包着做的和补的衣服,由昆宁先生转交给我,在那两三个小包儿里,都有一个字条,上面写着:捷·枚相信大·考在那儿专心工作,一意尽职——从这个话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分明认定,我再没有什么出息,只配做一名小苦力,而我也的确很快就成了一名永远翻不得身的小苦力了。

第二天,我虽然心里正因为想到这种情况而心神不定,但是却也能看出来,米考伯太太说他们要走的话,确有实据。他们在我住的那一家里,先暂住一个星期,期满以后,就全家动身往普利茅斯去。米考伯先生下午亲自到货栈的账房,告诉昆宁先生,说他们动身那一天,只好叫我一个人待在那儿,同时把我的品格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这种夸奖,我相信,是我当之无愧的。昆宁先生把“车把式”提浦叫来,他是结了婚的,有一个屋子要出租;昆宁先生就给我把这个屋子订下了,叫我在提浦家里寄寓——他当然认为我完全同意;因为我什么话也没说,虽然心里早已经打好了主意了。

在我和米考伯夫妇一块儿住在那一家的那几天里,我晚上都是和他们在一块儿待着的;在这几天里,我觉得,我们更加互相亲爱起来,那种亲爱,真是与日俱增。在他们最后住在那儿的那个星期天,他们请我吃正餐;我们吃的有猪腰窝儿蘸苹果酱,还有一个布丁。我头天晚上买了一个花点子木马,送给维尔钦·米考伯——他是个男孩子——还买了一个布娃娃,送给了小爱玛,作为临别的礼物。我又给了那个“舍哥儿”一个先令,我们就要散伙了。

我们那天很快活,不过因为就要分离了,心里都怀着一种黯然销魂之感。

“考坡菲少爷,”米考伯太太说,“以后我想起米考伯先生受困难的时候,永远忘不了你。你替我们做了那么些事,永远是心思顶细,心肠顶热的。你决不是我们的房客。你是我们的朋友。”

“我的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考坡菲”,因为他近来老这样称呼我,“这孩子,心眼儿真好,遇到他的同胞云埋雾罩的时候,他能同情;他有一副头脑,会出主意,又有一双手,会——总而言之,有一般能力,会把可以出脱的家当处理了。”

我对于他这样称赞我,表示领受,同时说,我们要彼此分别了,觉得很难过。

“我的亲爱的小朋友,”米考伯先生说,“我比你大几岁,在世路上也有过些经验——并且,简单地说吧,还受过些困难;概括地说来是这样。我可以说,我每一点钟,都在这儿等着时来运转;但是在我现在这种情况下,在我还没时来运转以前,我拿不出什么来,可以奉送,只有几句话。不过这几句话,倒还值得听一听。简单地说吧,就是因为我自己老没听这几句话,才落到”——米考伯先生本来顶到现在,都是满面红光,满脸笑容,但是说到这儿,却一下停住了,把眉头一皱——“你看见的这种苦恼田地。”

“算了吧,我的亲爱的米考伯!”他太太劝他说。

“我说,”米考伯先生回答说,这时候他又完全忘了刚才的情况,满面笑容了,“落到了现在你看见的这种苦恼田地。我要对你说的那几句话是:今天应该做的事,千万别等到明天。因循蹉跎乃光阴之窃贼。快把他一把抓住!”①

①原文见于英国18世纪诗人扬(1681—1765)的《不寐杂感》第1卷第393行:“迁延是时光的贼;年复一年来偷盗,直到一无所留才罢手。”

“这是我那可怜的爸爸所奉的座右铭,”米考伯太太说。

“我的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你爸爸,就凭他那样一个人,得算是很好的了。我指着上天起誓,我决不能说糟蹋他的话。我们把他那个人,全面地看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永远也不能——简单地说吧,永远也不能再遇见任何像他那样的人。那么大的年纪,还打那样的裹腿,还能不戴眼镜就看他看的那种字。不过他可叫咱们对于婚事,也照那句座右铭办;因此,我的亲爱的,咱们的婚事,实在办得太早了,弄得花了那笔费用之后,一直到现在,我还没能缓过这口气来。”

米考伯先生说到这儿,斜着眼看米考伯太太,跟着添了一句说:“你可不要认为,我这是后悔咱们不该结婚,不但不后悔,我反倒很高兴哪,我爱。”他说完了这个话,有一两分钟的工夫,把脸绷着。

“我另外那句话,考坡菲,”米考伯先生说,“你是知道的。那就是:一年收入二十镑,一年支出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结果是快乐。一年收入二十镑,一年支出二十镑零六便士,结果是苦恼。那样,花儿就要凋残了,叶儿就要零落了,太阳就要西沉了,只有一片凄凉的景象留下了—而—而,简单言之,你就永远让人打趴下了——像我这样!”

米考伯先生要使他的榜样更深入人心,就带出极其快乐,极其满意的神气,喝了一杯“盆吃酒”,跟着嘴里吹起学院角管舞①的调子来。

①这是一个很老的流行舞曲,生动而活泼,可能始于18世纪初年。

我对米考伯先生保证,说要把他告诉我的训诫,牢牢记在心里,其实我并不需要对他保证什么,因为我当时受了他那番话的感动,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天早晨,我在驿车账房那儿,看见了他们一家人,满怀凄怆地瞧着他们在车外的后部落座。

“考坡菲少爷,”米考伯太太说,“上帝祝福你!我永远也不能忘了所有你那些——你明白吧;即便我能忘得了,我也决不肯。”

“考坡菲,”米考伯先生说,“再见吧!我祝你幸福无疆,诸事如意!如果,将来岁月流转之中,我能使我自己相信,我这受了摧残的命运,可以给你作个榜样,那我就会觉到,我活在世上,还不算白白地占了别人的地位。如果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对于时来运转,觉得还有些把握),如果时来运转,我有了好事儿,那我一定非常高兴地尽我的力量来改善你的前途。”

我现在想,当时米考伯太太和那几个孩子一块儿坐在车的后部,我就站在路上,如有所求的样子看着他们,那时候,米考伯太太眼前好像一下云开雾散,看到了我是多么小的一个小家伙。我现在这样想,因为她当时,脸上带着一种新的慈母之爱,跟我打手势,叫我爬上了车,用两手搂住了我的脖子,亲了我一下,那样亲法,完全和亲她自己的孩子一样。车走动起来的时候,我差一点儿都没来得及下车。他们直摆手绢,弄得我几乎看不见他们了。一会儿他们就不见了。那个“舍哥儿”和我,站在马路中间,茫然地互相看着,跟着互相握了握手,互相告了别。我想,她又回了圣路加贫民院去了,我呢,就到枚·格货栈去开始我一天的苦工。

不过我却不打算再在那儿一天又一天地强挨下去了,决不打算那样。我已经拿定主意要逃走了。决定不管用什么办法,去到乡下,去到我世界上唯一的亲戚那儿,去到我姨婆贝萃小姐那儿,把我的遭遇,都对她说一说。

我已经说过,我不知道我的脑子里怎么想起这种孤注一掷的办法来的。不过,我的脑子里一旦有了这样想法,它可就在那儿盘踞不去了,并且发展成了一种坚定的目的。我从来没有过比那个更坚定的目的,我现在不敢说,我当时是否真正相信,我有一线达到这种目的的希望,不过我的主意却完全拿定了,非付之实行不可。

我头一次想到这个主意的时候是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我连觉都没睡着,自从那一夜起,我一次一次又一次,老琢磨我那可怜的母亲对我说的我下生的故事,前后琢磨了不下一百次。那个故事,我从前听来,永远觉得好听,那个故事,我在心里,记得烂熟。在那个故事里,我姨婆来了又去了,而不论来去,她这个人都是凛然令人生畏的。但是,在她的行动里,却有一个小小的特点,我老喜欢琢磨,并且隐隐约约地给了我一点小小的鼓励。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母亲觉到我姨婆摸她那秀美的头发,并且还是轻柔地摸的。这种情况,虽然也许可能完全只是我母亲的一种幻想,毫无事实的根据,但是我却根据这段情节,想象出一幅小小的画面来;认为我母亲那种少女之美,我记得那么清楚、爱得那么厉害的少女之美,感动了我姨婆,使她由凛然可畏而变为蔼然可亲。这样一来,那整个故事都因之而笼罩上了一层祥光温霭。这种想法,很有可能在我心里存了好久,而慢慢发展,使我生出了决心。

但是我连贝萃小姐住在哪儿都不知道。因此我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坡勾提,假装作随随便便地问一问她记不记得贝萃小姐的住处。我在那封信上撒了一个谎,说我听人谈起,有一位老太太,住在什么什么地方(地名是我随便诌的),我很好奇,想要知道知道,那位老太太是不是就是贝萃小姐。在那封信里,我还对坡勾提说,我有点特别用项,需要半个几尼,如果她肯借给我,借到我能还她的时候,那我就感激不尽,至于我为什么需要这笔钱,日后再告诉她。

坡勾提的回信很快地就来了。信里和往常一样,满是疼我、爱我、忠心于我的话。她在信里附了半个几尼(我恐怕她那一定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半几尼从巴奇斯先生的箱子里弄出来的)。她信上告诉我,说贝萃小姐住的地方离多佛①不远。但是她还是住在多佛本地呢,还是住在亥斯、散盖特,或者弗克司屯呢,她说不上来。不过,我跟我们货栈里的一个人打听过,据他说,这几个地方都离得很近,因此我认为,对于实现我的打算,知道这个也就够了。这样,我就决定,在这个星期的末尾,起身往那儿去。

①多佛在英国东南海岸上。后面那三个地方,都在它西面不远的海岸上。

我这个人虽然小,我的心却很实,我不愿意在离开枚·格货栈的时候,留下一个坏名儿,所以我就认为,我一定得待到星期六晚上才能走;同时,因为我刚一来的时候,就预支了一个星期的工资,所以我决定,到了平常领工资的时候,我不到账房去。我所以跟坡勾提借那半几尼,就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免得我在路上缺少旅费。这样一来,到了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在货栈里等着领工资了,我看见“车把式”提浦头一个进了账房了(因为他老是头一个),那时候,我就拉着米克·洼克的手,对他说,到他领工资的时候,请他替我告诉昆宁先生,就说我往提浦家搬箱子去了,跟着和面胡土豆儿说了最后一声夜安,就跑开了。

我的箱子,还在河那一面儿我的旧寓所里,我弄了一张我们往酒桶上贴的店址卡片,在它的背面写了一个行李签儿:“大卫的箱子,先存多佛的驿车账房里,待领。”我把这个签儿写好了,装在口袋里,预备把箱子从那个人家搬出来的时候,把它拴上。我往寓所走的时候,往四面瞧,瞧一瞧有没有什么人能帮着我把箱子弄到驿车票房。

我看见,有一个两条腿很长的青年,赶着一辆小小的驴车,车上什么也没有,在黑衣僧路,靠着尖顶方柱①站着。我从他身旁走过的时候,彼此的眼光一对,他就骂起我来,说我只值六便士,还都是半便士的假钱,说我寻觅什么,是不是找坟地哪。我现在想,毫无疑问,他那是因为我瞪了他一眼。我站住了脚,对他说,我瞧他,并不是有意冒犯,而是不知道他是否想“揽一当子活儿”。

①伦敦最著名的尖顶方柱叫作“克利欧帕特拉的针”,于1878年从埃及劫运伦敦,竖立在泰晤士河滨河堤路。但这里所指的,是另一个尖顶方柱,于1771年为伦敦市长克拉斯毕而立,地点在圣乔治圆场,即黑衣僧路之南端。

“什么活儿?”那个长腿的青年说。

“搬一个箱子,”我回答他说。

“什么箱子?”那个长腿的青年说。

我告诉他,我有个箱子,在街那一面儿,他要是能给我把它运到往多佛去的驿车票房那儿,我给他六便士。

“六便士咱们就六便士,”那个长腿的青年说,说完了,就跨上了他的车(他那辆车,只是一个大盘子,安在轮子上),轱辘轱辘地跑得快极了,我尽力地追,好容易才算跟上了。

这个青年态度很横,我看着真不喜欢;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嘴里叼着一根草棍儿①,那种态度,更叫我不喜欢。不过既然交易已经讲好了,我就把他带到我就要离开的那一家的楼上,和他一块儿把箱子搬了下来,放在车上。那时候,我不能拴行李签儿,因为我恐怕我寄寓的那个人家有人看见,会猜出来我的意图,因而拦阻我。因此,我对那个青年说,走到皇家法席监狱那堵大墙背后的时候,我愿意他停一会儿。我这个话刚一出口,那个青年,就叽里咕噜使劲打着驴跑起来,好像他自己、我的箱子、他的车和他的驴,都同样地疯了似的。我跟在后面,一面跑,一面吆喝,累得气都喘不上来了,一直跑到了约定的地点儿,才追上了他。

①嘴里叼草棍儿,是英、美人的习惯。狄更斯在他的《博兹特写集随笔》里,写到一个马车夫,说他夏天在嘴里叼着一枝花儿,冬天叼着一根草。

我跑得脸又红,心又跳,因此掏行李签儿的时候,把那半个几尼也从口袋里带出来了。我马上把它放到嘴里衔着,为的是这样保险。我的手虽然哆嗦得很厉害,我还是把行李签儿在箱子上拴好了,这时候,我忽然觉得,我的脖子,叫那个青年使劲一掐,跟着就看见我那半个几尼从我嘴里飞了出来,落到他手里。

“好哇!”那个青年说,同时一面令人可怕地咧着嘴笑,一面抓住了我的夹克的领子,“我得把你送到局子里去,你这是要颠儿呀,是不是?跟我滚局子去好啦,你这个小杂种!跟我滚局子去好啦!”

“请你把钱给我,”我说,同时吓得什么似的,“放我去吧!”

“跟我滚局子去好啦!”那个青年说。“你到局子去证明钱是你的好啦。”

“你给不给我的箱子和我的钱?”我喊着说,同时一下哭起来。

那个青年仍旧说,“跟我滚局子去好啦!”同时抓住了我,硬往他的驴那儿拽,好像那个动物和警察局有亲密的关系似的。于是他忽然把主意一变,跳上了车,坐在我的箱子上,大叫他要马上到警察局去,比前轱辘得更厉害,往前跑去。

我尽力在他后面追,不过我这阵儿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没有劲儿大声喊,并且即便喘得上气来,也不敢大声喊。我追了他半英里地,路上有二十次,都差一点儿没让车给压了。我一会儿看见他;又一会儿就看不见他,一会儿有人拿鞭子抽我,又一会儿就有人对我吆喝;一会儿我倒在烂泥里,又一会儿又爬起来了;有一会儿撞到人的怀里,又一会儿就一头撞到杆子上。到后来,心里又怕,身上又热,慌里慌张,不知所措,同时心里疑惑,不知道这时候,伦敦市里的人,是否有一半都跑出来了,要来逮我。因此我就眼睁睁地由着那个青年带着我的箱子和钱跑掉了。我一面喘,一面哭,但是却老没住脚,一直朝着格林威治奔去;因为我知道,往多佛去,就从那儿过。我现在这样朝着我姨婆贝萃小姐隐居的地方走去,身上所有的东西,比起我当初冒昧下生,叫她觉得大受委屈的那个晚上,并多不了多少。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