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①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②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③，小品文半月刊《太白》④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①《申报》的《自由谈》参看本卷第5页注①。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②新任者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相识。
③《中华日报》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④《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①，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②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③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①青年战友指廖沫沙，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
②“花边”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③文公直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①，官家的书报检查处②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①《闲话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②书报检查处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撤职。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①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①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①。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②。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①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请愿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
②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