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高山坡上的草地笔直往下走进树木成丛的山谷，再顺着山谷爬上一条和小河平行的山路，仍在松林的深深的树阴下往上走，接着弃路向一座陡峭的悬崖的崖顶攀登，这时只见有个手握卡宾枪的人从一棵树后走出来。
“站住，”他说。接着是，“是你，比拉尔。跟你一起的是谁？”
“英国人，”比拉尔说。“可是有个天主教教名——罗伯托。来这儿的路真他奶奶的陡。”
“你好，同志，”放哨的对罗伯特·乔丹说着，伸出一只手。
“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呢？”
“也好，”放哨的说。这人很年轻，身材单薄而瘦削，脸上长着很高的鹰钩鼻，高颧骨，灰眼睛。他没戴帽，头发黑黑的，乱蓬蓬的，握手有力而友好。他的眼色也友好。
“喂，玛丽亚，”他对姑娘说。“你没累着吧？”
“什么话，华金，”姑娘说。“我们坐着聊得多，走得少。”
“你就是那个爆破手？”华金问。“我们听说你来这儿了。”
“我们在巴勃罗那儿过的夜，”罗伯特·乔丹说。“对，我是爆破手。”
“我们高兴见到你，”华金说。“是来炸火车的？”
“上次炸火车你在？”罗伯特·乔丹问，并笑了笑。
“可不，”华金说。“我们就是在那儿弄到这妞儿的，”他对玛丽亚露齿笑笑。“你现在漂亮了，”他对玛丽亚说。“人家说过你有多漂亮吗？”
“别说了，华金，十分谢谢你，”玛丽亚说。“你理了发也会漂亮的。”
“当时我背你，”华金对姑娘说。“我把你背在背上。”
“就像好多人那样，”比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谁没背过她？老头子在哪儿？”
“在营地。”
“他昨晚在哪儿？”
“在塞哥维亚。”
“他带来消息了？”
“是的，”华金说，“有消息。”
“好的还是坏的？”
“我看是坏的。”
“你看到飞机了？”
“唉，”华金说着摇摇头。“别跟我谈这个了。爆破手同志，那些是什么飞机？”
“海因克尔111型轰炸机。海因克尔和菲亚特驱逐机，”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那些低机翼的大家伙是什么飞机？”
“海因克尔111型。”
“管它叫什么名称，都一样糟，”华金说。“我可在耽搁你们的时间了。我来带你们去见司令。”
“司令？”比拉尔问。
华金认真地点点头。“我喜欢这称呼，不喜欢‘头儿’，”他说。“这么叫更部队化。”
“你部队化的味儿越来越重了，”比拉尔说，冲着他笑。
“不，”华金说。“不过我喜欢部队用语，因为这一来可使命令听起来明确些，纪律显得严明些。”
“这儿有个配你口味的家伙，英国人，”比拉尔说。“一个挺认真的小伙子。”
“要我背你吗？”华金问姑娘，把一臂搁在她肩上，冲着她的脸微笑。
“背了一次就够啦，”玛丽亚对他说。“可还是要谢谢你。”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华金问她。
“我记得有人背过我，”玛丽亚说。“由你背，可不记得了。我记得那吉卜赛人，因为他扔下我好几次。可我谢谢你，华金，改天我来背你。”
“我记得很清楚，”华金说。“我记得抱住了你的两条腿，你的肚子贴在我肩上，脑袋耷拉在我背上，两条手臂垂在我背后。”
“你的记性很好，”玛丽亚说着，对他笑笑。“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什么你的手臂、肩膀和背，都不记得了。”
“你想知道一件事吗？”华金问她。
“是什么事？”
“我高兴当时你的身体正耷拉在我背上，因为子弹是从我们背后打来的。”
“你真是头猪，”玛丽亚说。“就是为了这个，那吉卜赛人也背了我好久？”
“是为了这个，还为了可以紧紧抱住你的大腿。”
“我的英雄们啊，”玛丽亚说。“我的救命恩人们啊。”
“听着，美人儿，”比拉尔对她说。“这小伙子背了你好久，在那时刻，你的大腿对谁也不说明什么。在那时刻只听到清楚的子弹声。要是把你扔下，他早就能跑出子弹射程了。”
“我谢过他了，”玛丽亚说。“我改天一定背他。让我们说说笑笑吧。我不用因为他背过我而哭，是吧？”
“我原想把你扔下的，”华金继续逗她。“可我怕比拉尔会枪毙我。”
“我没枪毙过人，”比拉尔说。
“你没必要，”华金对她说。“你用嘴巴就能把人吓死。”
“哪能这样说啊，”比拉尔对他说。“你以前可是个很懂礼貌的小年轻。运动前你干什么活，小年轻？”
“不干什么活，”华金说。“我那时十六岁。”
“可究竟干些什么呢？”
“不时摆弄几双鞋。”
“做鞋？”
“不。擦鞋。”
“什么话，”比拉尔说。“不止擦鞋吧。”她望着他棕色的脸、矫健的身材、蓬乱的头发和走路时敏捷的竞走似的步伐。“干吗后来不干那一行了？”
“不干哪一行？”
“哪一行？你知道哪一行。你现在正留着斗牛士的小辫哪。”
“我看那时是害怕的缘故，”小伙子说。
“你身材不错，”比拉尔对他说。“可是相貌不怎么样。那么那时是因为害怕了，是吗？炸火车那时你可干得不赖啊。”
“我现在不害怕公牛了，”小伙子说。“一点儿也不害怕了。比公牛恶劣得多、危险得多的东西，我们都见过了。很清楚，哪头公牛也没机枪危险。但现在要是上斗牛场去斗牛，不知道我的两条腿儿还听不听使唤。”
“他原想当斗牛士，”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解释说。“但他那时胆小。”
“你喜欢看斗牛吗，爆破手同志？”华金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说。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非常、非常喜欢。”
“你在巴利阿多里德看过斗牛吗？”华金问。
“看过。在九月过节的时候。”
“那是我的家乡，”华金说。“我家乡多好呀，可是那儿善良的乡亲们在这次战争中吃了多少苦。”这时他的脸色显得严肃，“敌人在那儿毙了我爹、我妈、我姐夫，后来又毙了我姐姐。”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罗伯特·乔丹说。
这种伤心事他听过多少次啦？多少次眼看人们难受地说着这种话？又多少次见到人们满眶泪水、哽着喉咙、难受地说起我爹、我兄弟、我妈或者我姐妹？他已记不得有多少次听人们这样提到死去的亲人。人们讲的几乎总是和现在这小伙子讲的一样；一提起家乡，就一下子讲开了，而你总是说，“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你只不过听人提到这种丧亡。你没看到做父亲的倒下，不像比拉尔在小河边描述法西斯分子死去的情景那样使他目睹似的。你知道那做父亲的死在一个院子里，一堵墙下，一片地里或果园里，或者晚上死在一条公路边的卡车灯光下。你见到山里的那卡车的灯光，听见了枪声，后来你来到公路上，发现一具具尸体。你没见到那母亲、姐妹或兄弟被枪杀。你听说过这事；你听到过枪声；而且你见过尸体。
比拉尔使他目睹那镇上的情景。
这女人能写作该有多好。他要试着把它写出来，如果运气好，而且能记住它，他也许能照她讲的写出来。天哪，她真会讲故事。她比大作家克维多还行，他想。克维多从没像她生动地讲的那样描写过哪个堂福斯蒂诺之死。但愿我能写得相当好，把那个故事写出来，他想。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人家对付我们的行径。那方面他了解得够多了。他了解很多有关战线后方的情况。但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你必须了解他们原来在村子里是干什么的。
由于我们的流动性，由于我们事后不必留下来遭到报复，我们从来不知道事后到底怎么样，他想。你跟一个农民和他的家人呆在一起。你夜里来，跟他们一起吃饭。白天，你躲起来，第二天夜里你就走了。你完成了任务，一走了事。下一次你又照老样子来了，你听说这些人已被枪杀。事情就这么简单。
但出事的时候你总是已经走了。游击队搞了破坏就撤退。农民留下来遭到报复。我老是只了解另一方面，他想。了解开头时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我老是了解这一方面，憎恨它，并且听到人们无耻而卑鄙地提到它，吹嘘、自夸、辩护、解释、否认。可是这该死的女人使我身历其境似的看到了这一幕。
唉，他想，这是一个人受到的教育的一部分啊。等它结束时，真可说是受了一次地道的教育。在这场战争中你能学到东西，如果你注意听的话。肯定能学到东西。他很幸运，在战前的十年中断断续续地在西班牙呆过。他们主要是信赖你会操西班牙语。他们信赖你完全掌握这种语言，能用习语来说话，又了解不同地方的情况。说到头，西班牙人只真正忠于自己的村子。当然，首先是西班牙，然后是自己的宗族，然后是他的省份，然后是他的村子，他的家庭，最后是他的行业。如果你会西班牙话，他就偏爱你，如果你了解他的省份，那就好得多，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村子和行业，你这个外国佬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他在西班牙绝不觉得自己像外国人，他们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把他当外国人看待；除了在他们跟你作对的时候。
当然，他们跟你作对。他们常常跟你作对，但他们也总是跟每个人作对。他们跟自己人也作对。如果有三个人在一起，两个就会联合起来跟另一个作对，然后这两人就会开始相互拆台。并不总是这样，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可以举出够多的例子，由此得出这个结论。
这样的思想方式不对头啊；但是有谁来审查他的思想呢？谁也没有，只有他自己。他不愿想呀想的，变得相信失败主义。首要的事情是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如果打不赢这场战争，一切都完了。但他注意、倾听，并记住一切。他正在战争中服役，在服役期间，他绝对忠诚，并且尽可能完善地完成任务。可是谁也占有不了他的心，或者他的观察和听取的能力，如果他打算作出判断，那是将来的事。作出判断的材料不会少。材料已经有许多了。有时候，未免多了一点。
瞧比拉尔这女人，他想。不管以后发生什么，只要有时间，我一定要叫她讲完那故事。瞧她跟那两个小年轻并肩走着。你没法找到比他们三人更好看的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了。她像座大山，这青年和姑娘像两棵幼树。老树全被砍倒了，幼树就这样地在成长。尽管他们二人遭到过厄运，他们还是显得非常有朝气、干净、新鲜、完好无损，好像从没听到过灾难似的。但是听比拉尔的口气，玛丽亚才刚刚康复。她当时的情况一定很糟糕吧。
他想起十一旅有个比利时小伙子，和村里其他五个小伙子一起入了伍。那是个大约有两百人的村子，那小伙子以前从没离开过家乡。当罗伯特·乔丹第一次在汉斯旅①旅部看到这小伙子的时候，同村的那五人已全部牺牲，那小伙子的情况非常糟，他们把他当勤务兵使用着，在旅部伺候开饭。他长着一张白里透红的佛兰芒人②的大脸和一双农民的粗笨的大手，他端着盘碟走动，就像拖车的马儿，力大而笨拙。可是他总是在哭。大家吃饭时，他不出声地一直在哭。
①国际纵队由50多个国家的志愿人士组成，当时共分5个旅。第11旅（实际上是第1旅）主要为德国的流亡者，又名汉斯旅，因旅长汉斯而得名。第15旅主要为美国和加拿大人，其中的林肯营和华盛顿营作战英勇，最负盛名。
②佛兰芒人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居该国北部。
你抬头就看到他在那里哭。你要酒，他哭，你递过盘子要炖肉，他哭；他扭过头去。接着他也会停住；但你抬头朝他一望，他的眼泪就又涌出来了。上一道道菜间，他在厨房里哭。大家对他都很和蔼。但这没用。他一定要弄明白自己将来会怎么样，能不能早晚恢复常态，再适于当兵。
玛丽亚现在相当正常了。不管怎么说，看来是这样。可是他不是精神病专家。比拉尔才是精神病专家呢。昨天一起过夜也许对他俩都有益。是啊，除非这事到此就结束。这对他当然有益。他今天觉得极好；身体正常、无虑无忧、心情愉快。这回事看来够糟糕，但他的运气也真好。他遇到过本身显得很糟糕的事情。本身显得很糟糕，这是用西班牙语思考的说法。玛丽亚真是可爱。
瞧她，他对自己说。瞧瞧她。
他瞧她在阳光下愉快地迈着大步；卡其衬衫敞着领子。她走路的模样像匹小马驹，他想。你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他想。也许你是在做一场梦，或者是你虚构出来的，根本没有发生过。也许正像你过去的那些梦，梦中，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有一位夜里来到你的床上，那么亲切，那么可爱。他在床上熟睡的时候，和她们都那么睡过。他还能记得嘉宝，还有哈罗①。是啊，有好多次是哈罗。这一回也许就像那些梦。
①格丽泰·嘉宝和琴·哈罗都是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红女星。
但是他还能记得进攻波索布兰科①的前夕，嘉宝上他床的情形，他用一臂搂住她时，她穿着一件柔软光滑的羊毛衫，当她俯身向前的时候，头发在额前披下，拂在他脸上，她说她一直爱着他，而他为什么从不向她倾诉爱情？她并不腼腆、冷漠，也不显得疏远。她就是可爱得叫人想搂抱，亲切而可爱，就像当年她和约翰·吉尔伯特一起时的模样②，这情景逼真得仿佛真有其事，他爱她远远胜过爱哈罗，虽然嘉宝只来过一次，而哈罗——现在这一回也许就像那些梦吧。
①波索布兰科在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省，内战初期乔丹在南方前线参加战斗。
②嘉宝曾和男明星约翰·吉尔伯特主演过《肉体与恶魔》（1927）和《琼宫恨史》（1933）等爱情片，是当年著名的银幕情侣。
也许这次也不是梦，他对自己说。也许我现在伸出手去能碰到这个玛丽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不敢这么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会发现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不真实的，是你虚构出来的，正如梦中出现的那些电影明星，还有你以前所有的那些女朋友如何在夜间回来，睡在那条睡袋内，在光地板上，在干草仓的草堆、马厩、马栏、农庄、树林、车库、卡车和西班牙的群山间，也都是梦。当他睡熟的时候，她们都到那条睡袋里来，而且比她们的真实面貌要漂亮得多。也许这一回也是这么回事。也许你不敢碰她，来证明是真是假。也许你敢，但这情形很可能是你虚构出来的，或者是梦中的情景。
他一步跨到山路对面，把一手放在姑娘的胳臂上。他的手指感觉到她那件旧卡其衬衫里面的胳臂很光滑。她对他望望，笑了笑。
“喂，玛丽亚，”他说。
“喂，英国人，”她回答，他见到她棕褐色的脸、灰黄色的眼睛、带着笑意的丰满的嘴唇和金褐色的短发，她抬起脸来望着他，冲着他的眼睛微笑。这是真的，一点也不错。
这时，他们能望到松林尽头聋子的营地了，那里是一个圆形的冲沟的尽头，形状像只朝天的脸盆。这些石灰岩的盆形高地一定多的是岩洞，他想。前面就有两个岩洞。长在岩石上的矮松树把它们隐蔽得很好。这地方和巴勃罗那里差不多，或甚至更好。
“你一家人被枪杀是怎么回事？”比拉尔在对华金说。
“别谈了，太太，”华金说。“我一家人都是左派，跟巴利阿多里德许多人一样。当时法西斯分子血洗我家乡，先毙了我爹。他投过社会党的票。然后毙了我妈。她也投过社会党的票。她一辈子还是第一次投票。后来，他们毙了我的一个姐夫。他是电车司机工会的会员。很清楚，他不参加工会就不能开电车。但是他不问政治。我很了解他。他甚至有点不顾及体面。我看他甚至算不上是个好同志。那时，另一个姐夫，也在电车上干活的，已经像我一样到山里去了。他们以为我姐姐知道他的去向。但她并不知道。他们就毙了她，因为她不肯告诉他们我姐夫在哪儿。”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比拉尔说。“聋子在哪儿？我没见到他。”
“他在这儿。可能在山洞里，”华金回答。他这时停了步，把步枪托拄在地上，说，“比拉尔，听我说。还有你，玛丽亚。原谅我吧，要是我讲了家事打扰你们的话。我知道大家都有同样的伤心事，最好还是别提起。”
“你应该讲，”比拉尔说。“我们活在世上干吗，如果不能互相帮助？
听了不吭声，这种帮助够冷漠的。”
“但是这样会打扰玛丽亚。她自己有许许多多事够她受的。”
“哪儿话，”玛丽亚说。“我的苦恼像只大水桶，大得你的苦水永远也灌不满它。我很难受，华金，但愿你另一位姐姐平安。”
“到目前为止她还好，”华金说。“他们把她下了大牢，看来没怎么虐待她。”
“你家还有人吗？”罗伯特·乔丹问。
“没有了，”那小伙子说。“就我。没别人了。除了去山里的那姐夫，而我看他已经死了。”
“也许他没问题，”玛丽亚说。“也许他和一帮游击队在别的山区。”
“我看他死了，”华金说。“他的身体一向不大适宜走南闯北，他是电车售票员，不怎么适宜去山里。我说不准他能不能活满一年。他心肺也有点儿衰弱。”
“不过他可能没问题的，”玛丽亚用一臂搁在他肩上。
“当然，姑娘。那当然可能，”华金说。
小伙子站在那里，玛丽亚呢，踮起了脚，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华金扭头转向一边，因为他在哭。
“我把你当哥哥，”玛丽亚对他说。“我吻你，当你哥哥。”
小伙子摇摇头，不出声地哭着。
“我是你妹妹，”玛丽亚说。“我爱你，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包括这个英国人，”比拉尔声音洪亮地说。“不对吗，英国人？”
“对，”罗伯特·乔丹对小伙子说。“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华金。”
“他是你兄弟，”比拉尔说。“是吗，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一臂搂着小伙子的肩膀。“我们都是兄弟，”他说。小伙子摇摇头。
“我真不该说出来，”他说。“说起这种事，叫大家更难受。我真不该打扰你们。”
“去他奶奶的什么该不该，”比拉尔用她那低沉而悦耳的声音说。“要是玛丽亚这丫头再吻你，我也马上要吻你了。我好多年没吻过斗牛士啦，即使像你这样不中用的也罢。我倒要吻吻一个成不了共产党的不中用的斗牛士。抓住他，英国人，好让我好好吻他一下。”
“松手，”小伙子说着，突然转身躲开。“别管我。我没什么，我不该那样。”
他站在那里，在控制脸上的表情。玛丽亚把一手伸在罗伯特·乔丹的手中。这时比拉尔双手叉腰站着，嘲弄地望着那小伙子。
“我吻你，”她对他说，“可不会像你的姐妹那样。像姐妹那样吻兄弟的把戏我不会。”
“用不着开玩笑啊，”小伙子说。“我跟你说过了，我没什么，对不起，我说了刚才的话。”
“那好，我们去看老头儿吧，”比拉尔说。“我厌烦这种动感情的事。”
小伙子望着她。你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突然变得很伤心。
“不是说你动感情，”比拉尔对他说。“是说我自己。你这人太娇嫩，当不了斗牛士。”
“我本来就没当成，”华金说。“你没必要老讲个没完。”
“可是你又在留斗牛士的小辫了。”
“是的，干吗不？从经济上来说，斗牛最有利可图。它使许多人有机会就业，国家可以进行管理。现在也许我不会害怕了。”
“不见得，”比拉尔说。“不见得。”
“你说话干吗那么苛刻，比拉尔？”玛丽亚对她说。“我非常爱你，可是你的行为太粗野。”
“我可能是粗野，”比拉尔说。“听着，英国人。你知道你要跟聋子说些什么吗？”
“知道。”
“因为他这人话不多，不像你我和这些爱动感情的笼中鸟。”
“你干吗这样说？”玛丽亚生气地又问。
“不知道，”比拉尔大踏步走着说。“你认为干吗？”
“不知道。”
“有时候有很多原因使我厌烦，”比拉尔生气地说。“你懂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年纪到了四十八。听清了吗？四十八岁加上一张丑脸。另一个原因是，我开玩笑说要吻这个想当共产党的没有成材的斗牛士，却见到他的脸色显得惊慌失措。”
“这话说得不对，比拉尔，”小伙子说。“你没看到惊慌。”
“什么话，这话说得不对。我操他奶奶的你们大伙儿。啊，他来了。喂，圣地亚哥！你好吗？”
比拉尔招呼的是个矮墩墩的汉子，棕色脸，宽颧骨，灰头发，黄褐色的两眼分得很开，狭鼻梁的鹰钩鼻像印第安人的，加上一张阔嘴，上唇又长又薄。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由于穿着牧牛人的马裤和马靴，走起路来有点罗圈腿的样子，就这样从山洞口向他们迎来。天气暖和，但他穿了件羊毛衬里的皮制短外套，扣子直扣到脖子上。他向比拉尔伸出一只褐色的大手。“你好，太太，”他说。“你好，”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着，就和他握手，并且定睛望着他的脸。罗伯特·乔丹看到他的眼睛像猫眼那么黄，又像爬虫的眼睛那么呆滞。“美人儿，”他对玛丽亚说着，轻轻拍拍她的肩膀。
“吃了？”他问比拉尔。她摇摇头。
“来吃吧，”他说着，对罗伯特·乔丹望望。“喝酒？”他问，一边伸出大拇指，做了个朝下斟酒的手势。
“喝，谢谢。”
“好，”聋子说。“威士忌？”
“你有威士忌？”
聋子点点头。“英国人？”他问。“不是俄国人？”
“美国人。”
“这儿美洲人①很少，”他说。
①西班牙语中Americano一词和英语中一样，可作“美国人”或“美洲人”解。
“现在多起来了。”
“倒不坏。北美还是南美？”
“北美。”
“跟英国人一样的①。什么时候炸桥？”
①英美同文同种，西班牙老百姓都拿他们当英国人看待。
“你知道桥的事？”
聋子点点头。
“后天早晨。”
“好，”聋子说。
“巴勃罗呢？”他问比拉尔。
她摇摇头。聋子咧嘴笑了。
“走开，”他对玛丽亚说着，又咧嘴笑了。“回来，”他望了望他从上衣内袋里掏出的一块系在皮带上的大表。“半小时。”
他做做手势，要他们在一段削平了当作长凳的原木上坐下，然后望望华金，用大拇指猛地指指他们来时走的那一段山路。
“我和华金一起下山走走就回来，”玛丽亚说。
聋子走进山洞，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三只杯子走出来。瓶身上有三个大凹痕的酒瓶挟在他一边的胳肢窝下，他就用那只手的三只指头勾住三只杯子，另一只手握住一把陶水壶的壶颈。他把杯子和酒瓶放在那段原木上，把水壶放在地上。
“没冰，”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着，递给他酒瓶。
“我一点也不要，”比拉尔说着，用手蒙住杯口。
“昨晚地上有冰，”聋子说着，咧嘴笑笑。“都化了。上面有冰，”聋子说着，指指光秃秃的山顶上露出的积雪。“太远。”
罗伯特·乔丹动手给聋子斟酒，可是这个耳朵不便的汉子摇摇头，做了个手势，让对方往自己的杯子里斟。
罗伯特·乔丹在杯子里斟了好些威士忌，聋子眼睁睁地望着他，等他斟好了，就把水壶递给他，罗伯特·乔丹把陶壶一侧，一股冷水就从壶嘴流出，灌满了杯子。
聋子自己斟了半杯威士忌，再用水加满杯子。
“酒？”他问比拉尔。
“不。水。”
“喝吧，”他说。“不好，”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着，咧嘴笑笑。“认识过很多英国人。老是大喝威士忌。”
“在哪儿？”
“牧场，”聋子说。“场主的朋友们。”
“你在哪儿搞到威士忌的？”
“什么？”他听不清。
“你得大声说，”比拉尔说。“对着另一只耳朵。”
聋子指指那只比较好使的耳朵，咧嘴笑笑。
“你在哪儿搞到威士忌的？”罗伯特·乔丹大声说。
“酿的，”聋子说着，注意到罗伯特·乔丹刚要把杯子送到嘴边，却停住了。
“不，”聋子说着，拍拍他的肩。“开开玩笑。从拉格兰哈弄来的。昨晚听说来了个英国爆破手。好。很高兴。搞来威士忌。请你的。你喜欢？”
“非常，”罗伯特·乔丹说。“这是很好的威士忌。”
“我满意，”聋子咧嘴笑了。“今晚一起还有情报。”
“什么情报？”
“部队大调动。”
“在哪儿？”
“塞哥维亚。飞机，你看见了。”
“是的。”
“不妙，呃？”
“不妙。部队调动？”
“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塞哥维亚之间大调动。在巴利阿多里德公路上。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圣拉斐尔之间大调动。大调动。大调动。”
“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准备行动？”
“可能。”
“他们知道。也作了准备。”
“可能。”
“干吗不今晚炸桥？”
“命令。”
“谁的命令？”
“总参谋部。”
“原来这样。”
“炸桥的时间有关系吗？”比拉尔问。
“大有关系。”
“可是如果他们现在就开来部队呢？”
“我会派安塞尔莫把调动和集结的全部情报送去。他正在守望公路。”
“公路上有你的人？”聋子问。
罗伯特·乔丹不知道他听到了多少。对一个聋子你可没法说得准。
“对，”他说。
“我也派了人。干吗不现在就炸桥？”
“我持有命令。”
“我不喜欢这个，”聋子说。“这个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罗伯特·乔丹说。
聋子摇摇头，咂了一口威士忌。“你要我干什么？”
“你有多少人？”
“八个。”
“割断电话线，攻击养路工小屋边的哨所，占领后向桥头靠拢。”
“这容易。”
“这些是都要写成书面的。”
“别费心了。巴勃罗呢？”
“割断山下的电话线，攻击锯木厂那边的哨所，占领后向桥头靠拢。”
“然后掩护撤退？”比拉尔问。“我们是七个男的，两个女的，五匹马。你们是，”她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八个男的，四匹马。缺少马匹，”他说。
“十七人，九匹马，”比拉尔说。“还没把运载东西的考虑在内。”
聋子没说什么。
“没法搞到马儿吗？”罗伯特·乔丹对着那只管用的耳朵说。
“打了一年仗，”聋子说。“搞到四匹。”他伸出四只指头。“现在你明天要用八匹。”
“对，”罗伯特·乔丹说。“你知道快撤走了。不必像原先那样在这一带小心翼翼的。在这儿现在不必提心吊胆了。你不能安排一下，去偷八匹？”
“也许，”聋子说。“也许一匹也不行。也许更多。”
“你有自动步枪吧？”罗伯特·乔丹问。
聋子点点头。
“在哪儿？”
“山上。”
“哪一种的？”
“不知道牌子。有子弹盘的。”
“有多少发子弹？”
“五盘。”
“有人会用这支枪吗？”
“我。有点儿会。不常开。不想在这儿弄出声响来。不想耗费弹药。”
“我待会儿去看看这枪，”罗伯特·乔丹说。“你有手榴弹吗？”
“很多。”
“每支步枪有几发子弹？”
“很多。”
“多少？”
“一百五十。也许不止。”
“其他那些人情况怎么样？”
“要干什么？”
“在我炸桥的同时，要有足够的兵力来拿下哨所，并掩护那座桥。我们的兵力应该比现在的大一倍。”
“别愁拿下哨所。白天什么时候？”
“一清早。”
“别愁。”
“我很想再要二十人，做到万无一失，”罗伯特·乔丹说。
“没有好的。你要不可靠的？”
“不。好的有多少？”
“也许四个。”
“为什么这样少？”
“信不过。”
“是指给马骑的？”
“给马骑的必须很信得过。”
“我想再要十个好的，如果能得到的话。”
“四个。”
“安塞尔莫跟我说，这一带山里有一百多人。”
“没好的。”
“你说过有三十个，”罗伯特·乔丹对比拉尔说。“三十个多少较可靠的。”
“埃利亚斯手下的人怎么样？”比拉尔对聋子大声说。他摇摇头。
“没好的。”
“你不能搞到十个？”罗伯特·乔丹问。聋子用他那呆滞的黄眼睛望着他，摇摇头。
“四个，”他说着，伸出四只指头。
“你手下的人可好？”罗伯特·乔丹问，一出口就懊悔了。
聋子点点头。
“要看情况危险不危险，”他用西班牙语说，咧嘴笑笑。“情况会糟吧，呃？”
“可能。”
“对我反正一样，”聋子直率地说，可不在吹牛。“宁要四个好的，不要许多坏的。这次战争中总是坏的多，好的很少。好的一天少一天。巴勃罗呢？”他望着比拉尔。
“你知道的，”比拉尔说，“一天坏一天。”
聋子耸耸肩。
“喝酒，”聋子对罗伯特·乔丹说。“我带上我的人和另外四个。一共十二个。今晚我们通盘商量。我有六十包炸药。你要吗？”
“什么成分的？”
“不知道。普通炸药。我带来。”
“我们用它来炸上游的那座小桥，”罗伯特·乔丹说。“好得很。你今晚下山？把炸药带去，好吗？我没得到命令炸小桥，但应该把它炸掉。”
“今晚我去。然后去找马。”
“弄到马的机会大不大？”
“说不定。现在吃吧。”
他跟谁说话都这样吗？罗伯特·乔丹想。还是认为为了让外国人听懂才这样讲的？
“炸了桥，我们该去哪儿？”比拉尔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他耸耸肩。
“这一切都得安排好，”妇人说。
“当然，”聋子说。“干吗不？”
“事情够糟的，”比拉尔说。“要很好地计划一下。”
“对，太太，”聋子说。“你愁什么？”
“什么都愁，”比拉尔大声说。
聋子朝她咧嘴笑笑。
“你一直在跟巴勃罗闯，”他说。
原来他是为了外国人才说那种简化的西班牙语的，罗伯特·乔丹想。好。我高兴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说话。
“你以为我们去什么地方好？”比拉尔问。
“什么地方？”
“对，什么地方。”
“有很多地方，”聋子说。“很多地方。你熟悉格雷多斯山脉？”
“那儿有我们的很多人。人家一旦有时间，就会去扫荡所有这些地方。”
“是的。但是那地方很大，很荒僻。”
“去那儿很难，”比拉尔说。
“每件事情都难，”聋子说。“我们去哪儿都行，格雷多斯也行。趁夜间走。现在这儿很危险。我们能呆在这儿这么久，真是个奇迹。格雷多斯要比这儿安全。”
“你可知道我想去哪儿？”比拉尔问他。
“哪儿？帕拉梅拉？那没用。”
“不，”比拉尔说。“不是帕拉梅拉山区。我想去共和国①。”
①指到共和国政府军所管辖的地区去，不愿再待在敌后山区打游击。
“这办得到。”
“你的人愿去吗？”
“愿意。我说要去就行。”
“我的人，我可说不准，”比拉尔说。“巴勃罗不会愿意去，其实他到了那儿也许会觉得安全些。他年纪大，不用去当兵，除非他们扩大征兵范围。吉卜赛人是不愿去的。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因为好久以来这儿没出过事，他们就看不出有危险，”聋子说。
“今天来了飞机，他们会看清楚些了，”罗伯特·乔丹说。“但是我看你在格雷多斯山区能干得很好。”
“什么？”聋子说着，用他那十分呆滞的眼睛望着他。他这问话的声调一点也不友好。
“你能从那儿更有效地发动袭击，”罗伯特·乔丹说。
“原来如此，”聋子说。“你熟悉格雷多斯？”
“是的。你能从那儿对铁路主干线采取行动。你能经常切断铁路，就像我们在更南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正在干的那样。在那儿活动要比回共和国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在那边作用更大。”
他说着说着，对方那二人的脸色都沉了下来。
聋子望望比拉尔，比拉尔也望望聋子。
“你熟悉格雷多斯？”聋子问。“真的？”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
“你要去哪儿？”
“去阿维拉省巴尔科城的北面。那些地方比这儿好。可以袭击贝哈尔和普拉森西亚之间的公路主干线和铁路。”
“很难，”聋子说。
“我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危险得多的地方切断过的一条铁路，就是这一条，”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指谁？”
“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游击队。”
“你们人多吧？”
“大约四十个。”
“那个神经紧张、名字古怪的人就是从那儿来的？”比拉尔问。
“是的。”
“他现在在哪儿？”
“死了，我对你说过啦。”
“你也是从那儿来的？”
“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比拉尔问他。
我犯了个错误，罗伯特·乔丹心想。我竟对西班牙人说我们干起某些事来比他们能干，而原则是，决不要提你自己的功绩或能力。本来应该拍拍他们的马屁才对，我却指点他们我认为他们应当干什么，现在他们恼火了。噢，他们可能不会记在心里，也可能会。他们在格雷多斯山区的作用肯定要比这里大得多。证据是，自从卡希金组织炸火车以来，他们在这里毫无成绩。炸火车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一炸使法西斯分子损失了一个火车头，死了几个士兵，可是他们全都把它说得好像那是战争中的关键。也许他们会感到羞愧而撤退到格雷多斯去。是的，也许我也会在这里被撵走。得了，反正仔细研究起来，情况不大妙。
“听着，英国人，”比拉尔对他说。“你的神经怎么样？”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没问题。”
“因为上次他们派来和我们一起干的爆破手，虽说是个很棒的专家，却神经挺紧张。”
“我们中间有神经紧张的人，”罗伯特·乔丹说。
“我不是说他是胆小鬼，因为他的表现很不错，”比拉尔接着说。“可是他说话十分古怪，夸夸其谈。”她提高了嗓门。“上次的那个爆破手，炸火车的那个，有点儿古怪，圣地亚哥，你说是不？”
“有点儿古怪，”这耳朵不便的汉子点点头，目光在罗伯特·乔丹脸上一扫，那样子使他想起真空吸尘器上连接除尘头的硬管末梢的圆嘴。“是的，有点儿古怪，但是个好人。”
“他死了，”罗伯特凑着这耳朵不便的汉子的耳朵说。
“怎么回事？”这个耳朵不便的汉子问，目光从罗伯特·乔丹的眼睛往下移到他的嘴唇上。
“我开枪打死了他，”罗伯特·乔丹说。“他伤势重得没法赶路，我就开枪打死了他。”
“他老是说起非要这么干不可，”比拉尔说。“这是他想不开的地方。”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他老是说起非要这么干不可，这正是他想不开的地方。”
“怎么发生的？”这耳朵不便的汉子问。“是在炸火车的时候？”
“是在炸了火车撤退的时候，”罗伯特·乔丹说。“火车炸成了。我们在黑夜里撤回，遇到了法西斯巡逻队，在奔跑时他背脊上部挨了一枪，其实除了肩胛骨，没打中其他骨头。他跑了很长一段路，但带了伤，再也跑不动了。他不愿留在后面，我就开枪打死了他。”
“这样也好，”聋子说。
“你能保证你的神经没问题？”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
“能，”他对她说。“我保证神经没问题，而且我认为，等我们把炸桥这事了结之后，你们最好还是去格雷多斯。”
他一说这句话，那妇人就滔滔不绝地骂起粗话来，就像间歇温泉突然迸发，一股白花花的热水没头没脑地直朝他全身喷来。
这耳朵不便的汉子对罗伯特·乔丹摇摇头，高兴得咧嘴笑了。他乐得只顾晃着脑袋，这时比拉尔继续辱骂着，罗伯特·乔丹就明白现在又没问题了。她终于停止了咒骂，伸手去拿水壶，侧着喝了一口，平静地说，“关于我们今后该干什么，你就闭嘴得了，好吧，英国人？你回共和国去，把这丫头片子一起带去，让我们这些人在这儿自己来决定要死在这一带山里什么地方。”
“活在什么地方，”聋子说。“镇静些，比拉尔。”
“活在什么地方，死在什么地方，”比拉尔说。“最后怎样，我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喜欢你，英国人，可是别谈等你的事办完之后我们该干些什么。”
“这是你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不插手。”
“可是你插手了，”比拉尔说。“带着你那短毛小婊子回共和国去吧，可别把人家的门堵死，人家不是外国人，你还在下巴上擦掉吃剩的娘奶的时候，他们就热爱共和国了。”
他们正在交谈时，玛丽亚从山路上回来了，听到了比拉尔又提高了嗓门在对罗伯特·乔丹嚷嚷的最后这句话。玛丽亚对罗伯特·乔丹使劲地摇头，还摆动一个指头，表示警告。比拉尔看到罗伯特·乔丹正在望那姑娘，并看到他在微笑，就转过身来说，“着啊。我说婊子，就是婊子。我看你们会一起去巴伦西亚，而我们会去格雷多斯吃羊粪。”
“只要你愿意，我就算婊子吧，比拉尔，”玛丽亚说。“看来只要你这么说，我就无论如何是婊子了。但是你镇静些。你怎么啦？”
“没什么，”比拉尔说着，在长凳上坐下，她的声音这时平静了，说话声中那股铿锵有声的怒气已全消失。“我不叫你婊子吧。可是我真想去共和国。”
“我们全都可以去，”玛丽亚说。
“干吗不？”罗伯特·乔丹说。“既然看来你不喜欢格雷多斯。”
聋子对他咧嘴笑了。
“我们走着瞧吧，”比拉尔说，这时怒气已消。“给我来一杯那种怪酒。我气得喉咙都累坏了。我们走着瞧吧。我们瞧以后的情况吧。”
“你知道，同志，”聋子解释说，“难办的是在早晨。”他这时讲的不是那种简化的西班牙语。他正平静而开诚布公地盯着罗伯特·乔丹的眼睛，不是搜索或怀疑地，也不是先前那种摆老资格、自以为断然高人一等的目光了。“我懂得你的需要，我知道在你执行任务的同时必须拔掉哨所，掩护桥头。这些我完全懂。在天亮前，或天亮时，这容易办到。”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快走开一会儿，好吗？”他对玛丽亚说，看都没看她。
姑娘走到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地方坐下，双手抱着脚踝。
“你明白了，”聋子说。“这方面没问题。但事后要在大白天撤走，离开这一带，倒是个严重的问题。”
“这很清楚，”罗伯特·乔丹说。“我考虑过这问题。对我来说也是大白天。”
“可你是一个人，”聋子说。“我们是好几个。”
“也许可以回营地后断黑了才撤走，”比拉尔说，把杯子举到唇边，接着又放下。
“这样也很危险，”聋子解释说。“也许甚至更危险。”
“我能看到情况的趋势，”罗伯特·乔丹说。
“夜间炸桥就容易，”聋子说。“因为你提的条件必须大白天干，这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这我知道。”
“你不能夜间干？”
“我会因此被枪毙。”
“如果你白天干，很可能我们大家都会因此被枪毙。”
“对我本人来说，一旦桥被炸掉了，这是个次要的问题，”罗伯特·乔丹说。“但我了解你的观点。你不能制订个白天撤退的方案吗？”
“当然能，”聋子说。“我们要制订这样的撤退方案。但我要跟你解释为什么一个心事重重，一个大发脾气。你提到去格雷多斯，好像去完成一次军事演习似的。能到得了格雷多斯，那才是奇迹。”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
“听我说，”这个耳朵不便的汉子说。“我正在唠叨。可这是为了我们可以互相了解。我们在这儿活着靠的是奇迹。靠法西斯分子又懒又蠢这一奇迹，但到时候他们会纠正过来的。当然，我们也非常小心，不在这一带山里惹麻烦。”
“我知道。”
“但是现在要炸桥，我们就不得不撤走。我们必须多多考虑撤走的方式。”
“这很清楚。”
“好吧，”聋子说。“我们来吃吧。我的话说了不少。”
“我从没听你说过这么多话，”比拉尔说。“是这个原因吗？”她举起酒杯。
“不，”聋子摇摇头。“不是威士忌的关系。是因为以前从没这么多事可谈。”
“我重视你的帮助和忠诚，”罗伯特·乔丹说。“我重视炸桥时间所引起的困难。”
“别谈这个了，”聋子说。“我们在这儿要尽力而为。但是这件事不简单。”
“纸上谈兵很简单，”罗伯特·乔丹露齿笑笑。“纸上的计划是一开始进攻就炸桥，为了在公路上没有任何人马开来。这非常简单。”
“那他们也该让我们在纸上行动，”聋子说。“并且我们可以在纸上设想并实施一下。”
“纸张是割不出血来的，”罗伯特·乔丹引用了一句谚语。
“可是它非常有用，”比拉尔说。“我希望办到的是利用你持有的命令来达到这个目的。”
“我也这么想，”罗伯特·乔丹说。“可是像这样决不能打胜仗。”
“对，”这大个子女人说。“我看不能。但是你知道我希望什么吗？”
“希望去共和国，”聋子说。她讲话时，他把他那只健全的耳朵凑近她。“你快去啦，太太。但愿我们打胜这一仗，一切就都是共和国的天下了。”
“对了，”比拉尔说。“现在，看天主面上，我们来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