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初秋到一九三九年春的西班牙内战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今天已不大为人们所提及。然而它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线的序幕，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德意法西斯政权之间的第一次较量。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进步力量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以文学形式来反映这一页历史的作品为数不多，而今天尚被人推崇、广泛阅读的恐怕就只有这一部《丧钟为谁而鸣》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
一九二九年席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恐慌，对经济落后的西班牙打击极为沉重。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共和党、社会党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于一九三一年四月组成联合政府，建立了共和体制。当时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其中以推行温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势力为最大，而无政府—工团主义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年轻的共产党不得不在对这两股势力作不断斗争的情况下逐渐成长起来。
共和国初期，执政的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不能坚决贯彻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而逐渐被右派政党组织占了上风。一九三三年秋，右派政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倒行逆施，工人以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来回答，农民也展开了夺地运动。西班牙共产党纯洁了队伍，建立了以伊芭露丽等为首的战斗的领导班子，迅速壮大起来，在第二年十月各地工人总罢工及武装起义中起了骨干作用，但结果被政府的优势兵力所镇压，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一九三五年，人民阵线在法国大选中获胜，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之下，西班牙进步势力各派克服了分歧，团结起来组成人民阵线。共产党又转为公开活动，积极参加人民阵线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二月国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在四百七十三席中得到了二百六十席，着手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只得了十四席，因此总理和各部部长基本上由左派共和党人及社会党人担任，成分复杂，矛盾不少，这是导致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于失败，阴谋叛乱。西班牙的军队一向掌握在贵族地主资本家的子弟之手，共和国成立后，仅仅要求他们宣誓对之效忠，没有改组。因此，佛朗哥将军于那年八月十四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立刻得到各地驻军及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的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北部及西南部，使位于全国中央的首都马德里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中。一开始形势就对共和政府不利。
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早就和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独裁政权勾勾搭搭，这时德意两国公然以飞机、大炮、坦克等军用物资源源不绝地支援佛朗哥，并派教官及军队参战，残酷地屠杀西班牙人民，激起了进步人类的公愤。但英法等国却对希特勒采取所谓的“绥靖”政策，害怕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会影响自己国内的政局，在“不干涉”政策的幌子下对西班牙实行可耻的封锁。以各国共产党人为中坚的工人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纷纷以实际行动来声援西班牙人民，把共和政府的事业看作全体进步人类的事业。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有的志愿参加医疗队，抢救伤员，有的直接参加作战，如著名的国际纵队，在第一年冬季马德里保卫战中，和英雄的首都军民并肩作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不少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英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尔夫·福克斯及克里斯托弗·考得威尔。其他在内战期间亲赴西班牙的知名人士有白求恩大夫、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斯、智利诗人聂鲁达、苏联作家爱伦堡等，而本书作者海明威也是非常活跃的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意大利北部前线经受战火洗礼并受了重伤的海明威，对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感到幻灭。战后，于二十年代初在巴黎从通讯记者成为专业作家，在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年）中，形象地刻划了一些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战争创伤的英美青年男女，浪迹巴黎、西班牙等地，在酒吧间、斗牛场等等场合寻找刺激及解脱。海明威就此被公认为这“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一九二九年出版的著名作品《永别了，武器》写主人公不堪忍受战争的残酷，毅然向武器告别，做了逃兵，和爱人逃到风光旖旎的瑞士，过着田园诗式的生活，但好景不常，爱人在难产中死亡，使主人公不得不向爱人的怀抱告别。作者表达了强烈的反战立场及对人生命运的绝望态度。
但是时代在前进。经济大恐慌激化了阶级矛盾。三十年代美国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高潮。不少有良心的作家通过思考，开始向左转。这时海明威早已回国，因不喜欢跟纽约等大都市的文艺界人士来往，定居在美国东南端佛罗里达州南端的基韦斯特岛，和古巴首都哈瓦那仅一水之隔。他出入于那一带海滨小酒店、码头等场所，经常和渔民打交道，观察社会众生相。他笔下的人物开始起变化，觉悟到“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以基韦斯特岛和哈瓦那为背景的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中主人公亨利·摩根语），这反映了他本人当时的思想。
这时西班牙正面临着一场生死搏斗。海明威二十年代初任驻欧通讯记者时，就和西班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爱上了这片浪漫的土地和热情的人民，尤其爱上了斗牛赛。他在作品中歌颂这种在死亡面前无所畏惧的斗牛士，充分体现了他提倡的“硬汉子”精神：人终有一死，但不能死得窝囊，在紧急关头要保持尊严和体面。他精通西班牙语，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于一九三二年发表了关于斗牛和斗牛士的长篇专著《死在午后》。当法西斯魔爪企图扼杀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成果时，海明威挺身而出，写文章，作讲演，挞伐法西斯主义。他以记者身份于一九三七年初来到被围困中的马德里，借了钱买救护车支援共和国政府。他出入百花旅馆和盖洛德饭店，广泛接触政府军人士、国际纵队的军官、各国记者和普通的西班牙士兵。第二年，为影片《西班牙大地》撰写脚本并发表了他唯一的剧本，以马德里为背景的《第五纵队》。由于缺乏武器和粮食，加上内部敌对分子的破坏，政府军的防线于那年年底被叛军突破，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不得不放弃东北部滨地中海的大城市巴塞罗那，二月底，英法即迫不及待地承认了佛朗哥政权，英雄城市马德里终于在三月底陷于敌手，人民阵线的政府就此被葬送了。
海明威这时在哈瓦那郊区“观景庄”别墅里开始埋头写作《丧钟为谁而鸣》。该书于第二年问世，得到批评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
这是海明威篇幅最大的一部小说，但全书情节局限于三天之内（一九三七年五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写得紧凑非凡。那时候，由于三月中政府军在首都东北瓜达拉哈拉城附近大败意大利侵略军，首都已转危为安。戈尔兹将军这时正准备在首都西北向瓜达拉马山区叛军山上防线发动进攻，为了切断敌人的增援路线，派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到敌后深山中和游击队接上关系，等战斗一打响，炸毁一座铁桥。本书即从老向导安塞尔莫带乔丹到桥头哨所侦察写起，接着两人就向游击队的营地进发。老人唤来了小组头头巴勃罗，乔丹和他立刻进行了交锋，矛盾就一步步展开了。巴勃罗当年原是马贩子，给部队和斗牛场供应马匹，后来在斗牛场做帮手时结识了和斗牛士菲尼托同居的比拉尔，菲尼托被牛挑伤死去后，她跟巴勃罗待在一起。革命爆发时，巴勃罗率众在家乡小镇包围了民防军的兵营，逮捕了所有的法西斯分子，把他们都处死了。三天后，遭到反动军队的反攻倒算，撤至深山中打游击，一年来，袭击了几次敌人的据点，炸了一次火车，弄到了几匹马，开始酗酒，意气消沉，只求能在这山区混下去。他得悉了乔丹的来意，当场提出他所谓的狐狸的原则：要在一个地区待得下去，就只能到别的地区去活动，不然会被敌人赶走。比拉尔是个直爽热情的妇人，和几个苦出身的斗牛士生活过来，多少尝到了些人间的欢乐，因巴勃罗当初富有男人气概而倾心于他，但如今年近半百，看他堕落成个鼠目寸光的酒鬼和胆小鬼，心里非常懊恼，和那些苦大仇深的游击战士一样，正苦于无法为他们所热爱的共和国作出贡献。在这节骨眼上，共和国派来了爆破手。当晚大家聚集在山洞里，比拉尔带头反对巴勃罗，赞成炸桥，大家一致表态支持她，她豁出去说：“这儿我作主。”在这剑拔弩张的关头，乔丹不由得伸手按在手枪上。巴勃罗屈服了，但后来出尔反尔，处处只从他个人的安危出发，乔丹不得不在比拉尔和大家的帮助下，克服了他的破坏活动以及敌机敌骑兵的干扰所带来的困难，于星期二早晨及时完成了炸桥任务，但不幸以身殉职。
海明威发挥他独特的叙事艺术，以细致入微的动作描写及丰富多彩的对白，紧紧环绕着罗伯特·乔丹的行动，一气呵成地把这故事讲到底，同时，插入了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及回忆，使这个主人公的形象非常丰满。这位美国蒙大拿大学西班牙语系的青年讲师，十二年来，常常到西班牙度假，寻访名胜古迹，走遍了全国，对西班牙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痛恨法西斯主义，一九三六年夏，向校方请了一年假，志愿赴西班牙，怀着“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反对所有的暴政，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他投入了马德里保卫战，后来转到西部敌后搞爆破，炸火车和铁桥。他从小受他祖父，南北战争中的北军骑兵军官的熏陶，爱好军事，自以为在西班牙干得不错，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星期一清晨突然出现敌骑兵巡逻队时，他能沉着应付，领导大家布置阵地，排除险情。雷管和引爆器被巴勃罗偷走后，他想出用手榴弹引爆来解决问题。但他毕竟入世未深，不脱书生本色，因此对革命队伍里的一些落后现象的态度有时不免有些偏激。当深夜得悉引爆装置被盗后，回到睡袋里，跟自己大发脾气，怨天尤人，把巴勃罗和所有的西班牙人都骂到了，活像个任性的孩子。作者还特意在书中加上一段爱情插曲。乔丹头天下午到达营地，小姑娘玛丽亚端来饭食时，两人彼此就产生了好感。这苦命姑娘亲眼看到父母亲被民防军枪杀，自己随后被长枪党匪徒们铰掉了头发，然后被糟蹋了。后来被解往南方，半道上火车被炸，比拉尔吩咐把她带回营地，做了她的保护人。老于世故的比拉尔知道只有真挚的爱情才能治疗玛丽亚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她成全了他们俩。乔丹那年轻的心灵渴望着爱情，想不到在这奇突的环境中找到了。他明知道这次任务艰险，而且认为“只要炸掉桥，送命不送命关系不大”，然而这一来使问题复杂化了。他憧憬着和玛丽亚一起到马德里度假，甚至战后带她回蒙大拿，做他的妻子。作者通过乔丹的内心独白，淋漓尽致地探讨了生与死的问题、爱情与职责的问题、个人幸福与人类命运的问题。凭着坚强的政治信念，乔丹胜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当炸桥后撤离现场时，他不幸受伤，大腿骨折断了。他不愿带累同志们，决意独自留下，想起和玛丽亚两情缱绻时，感到心灵沟通，合二为一，这时就坚决劝姑娘跟大家一起撤走，因为这是她的责任，她走就等于他们俩一起走。乔丹一心以集体利益为重，要求最后走的游击队员把那支子弹剩下不多的机枪留下，因为其他那两支能弄得到子弹。他独自等待敌人前来。当屠杀另一个游击小组的刽子手，骑兵军官贝仑多中尉终于露面时，他激动地感到心脏抵在松针地上怦怦地跳。乔丹以他最后的一些行动深刻地体现了本书的题旨：人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每个人都与人类难解难分。
作者在本书中还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西班牙人的形象，其中着墨最多的为比拉尔和巴勃罗。比拉尔热爱生活，热爱共和国。她爽朗泼辣，嫉恶如仇，眼看巴勃罗一天天沉沦下去，恨铁不成钢，冲着他就骂“醉鬼！”乔丹长得壮实，生气勃勃，她一见就打心眼里喜欢。她看出玛丽亚对乔丹的爱意，就要求他爱护这姑娘，炸桥后把她带到共和国去。她全力成全他们，但看到他们相亲相爱，不禁有些妒忌。她缅怀自己过去的好时光。她自称曾和西班牙三个收入最少的斗牛士生活过九年。当年轻的游击队员轻蔑地说菲尼托没什么了不起，患着肺病，长得矮小，本来就不该做斗牛士时，她沉不住气了，满怀激情地讲述菲尼托这苦孩子如何为了出人头地，发愤苦学，好歹当上斗牛士的经过。她当他孩子似地疼他，一直侍候到他悲惨地死去。她巴不得到共和国去，为此和乔丹争吵。多亏她的帮助，乔丹完成了任务。
巴勃罗当初拿下了民防军的兵营，亲手枪杀四个俘虏，后来组织群众，在广场和镇公所内把逮住的二十多个法西斯分子都活活打死，做得未免太过分。但内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干下的暴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例如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纳粹飞机疯狂地屠杀了西班牙北部滨海小城格尔尼卡的几千手无寸铁的平民，毕加索为此创作了巨幅油画，向全世界控诉敌人对他祖国的暴行。出于对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巴勃罗当年的作为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当他在山中待了一年，滋生了苟安保命的思想，他竟拿了乔丹的爆破装置出走，但又舍不得自己的人马，才到别的小组去招了五个弟兄和五匹马，及时赶回来。乔丹炸桥后，巴勃罗带那五人拿下了公路下段的哨所，但在向断桥靠拢的半途，他返身一梭子杀了那五人，为了把那五匹马给自己人骑着撤走。小私有者的思想使他干出了伤天害理、背叛革命的行为。
另一游击小组的领导人，聋子圣地亚哥，和巴勃罗构成鲜明的对比。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乔丹找他谈时，他语简心长，实事求是地摆了情况。当他知道事后撤走时马匹不够，就二话不说，主动连夜去搞马，哪知偏偏雪停了，敌骑兵巡逻队追踪他的脚迹，把他和四个部下逼到一个山头上。他们据险固守，聋子机智地诱敌暴露自己，杀了一个军官，但最后被敌机炸死在山头上，被敌人割下脑袋回去报功。老向导安塞尔莫心地善良，杀了敌人也感到内疚，想不出战后该怎样来赎这份罪，因为对天主的信仰已经被否定了。作者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天主教对西班牙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对安塞尔莫来说，与其说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无法磨灭，还不如说是这无邪的心灵在被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所折磨。最后炸桥时，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标后面，被碎铁片击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引爆的电线。乔丹痛心地想，如果用引爆器的话，这个好人是不致牺牲生命的。除了比拉尔，全书中只写了一个女人：玛丽亚。她生性温柔，天真无邪，和比拉尔适得其反。身心受到了粗暴的摧残，她遇到了乔丹这样的好人，毫无保留地以身相许。听到了聋子手下的青年哨兵华金的悲惨家史，她搂着他说，“我把你当哥哥，……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乔丹感动地也搂着他说，“我们都是兄弟。”她告诉乔丹，她父亲喊着“共和国万岁”被枪杀，她母亲接着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而从容就义。想到此事，乔丹吻着熟睡中的玛丽亚，小声说，“我为你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在斗争中，乔丹和这些普通的西班牙人民打成了一片，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海明威用这一系列感人肺腑的小故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同仇敌忾地抗击法西斯匪帮的历史画面，奏出了一支人类兄弟情谊的赞歌。
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到我国和欧洲当战地记者，在欧洲时屡次亲身参加战斗。一九四六年初回到“观景庄”，声称正在写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但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自杀身亡，没来得及定稿。在他晚年发表的两部小说及由他妻子发表的两部遗作中，只有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年）博得了一致的好评，并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1954年）。从海明威所有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罗伯特·乔丹说自己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法西斯主义者，这实际上正表达了作者本人的立场。但是，从《永别了，武器》中在不正义战争中幻灭的美国青年军官弗瑞德里克·亨利，到《丧钟为谁而鸣》中为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的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再到《老人与海》中在墨西哥湾一叶扁舟上单身和大自然搏斗的古巴老渔民圣地亚哥，“海明威的主人公”似乎经历了一个从小我到大我再回到小我的心灵探索过程，而《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作者本人投身有关人类前途的大搏斗的见证，可被看作他的代表作而无愧。
吴劳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