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峡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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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小铺的房顶和前门涂过油漆,明晃晃的,就跟新的一样,窗子里照旧开着鲜艳的天竺葵。三年以前在齐布金家里和院子里出过的事,差不多给人忘光了。

老头子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仍旧跟从前一样算是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全由阿克辛尼雅掌管;她买东西,卖东西,不管什么事,不得到她的同意就办不成。砖厂经营得挺好;由于修铁路需用砖,砖价已经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了。村妇和村姑用大车把砖运到火车站,装进火车,干这样的活儿一天赚二十五戈比。

阿克辛尼雅跟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搭伙经营,他们的工厂现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们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馆,那架贵重的手风琴已经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这个饭馆里奏乐了。邮政局长也在做一种什么生意,常常到饭馆去。火车站站长也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送给聋子斯捷潘一块金表,他常从衣袋里拿出那个表,放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村里人都说阿克辛尼雅有很大势力。不错,每逢她早晨坐上马车到自己的砖厂去,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漂亮、幸福,以及后来到了砖厂,在那儿发命令,人都会感到她有很大势力。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砖厂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邮政局去,邮政局长总是赶忙站起来,对她说:

“请您赏光坐一会儿,克谢尼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一个上了岁数、装束时髦的地主,穿一件细呢料的长外衣和一双长筒漆皮靴,卖给她一匹马,跟她谈啊谈的,谈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按照她说的低价,把马卖给了她。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说:

“对您这样的女人,克谢尼雅·阿勃拉莫芙娜,不论您喜欢什么,我都愿意满足您。不过,请您说一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单独相会,没人来打搅我们?”

“那随您的便,什么时候都行!”

这以后,这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车到饭馆来喝啤酒。啤酒挺难喝,苦得跟艾草一样。地主摇着头,可是仍旧喝下去了。

老齐布金已经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边不带钱了,因为他怎么也分不清真钱和假钱,可是他一声不吭,绝不对任何人提到这个弱点。不知怎的他变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给他东西吃,他也不开口要。家里人已经习惯了,吃饭时候总不记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说:

“昨天我们那口子又没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满不在乎地说这句话,因为她也习惯了。不知什么缘故,无论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门,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掩上衣襟,竖起衣领,在村子里溜达,顺着大路到火车站去,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门口附近的长凳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为他跟先前一样,仍旧不喜欢农民。要是人家问他话,他总是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答话很简单。

村子里传播着流言,说是他的儿媳妇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不给他东西吃,说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听了高兴,有人替他难过。

瓦尔瓦拉长得越发胖,皮肤也越发白了。她仍旧在做好事,阿克辛尼雅也不来过问。现在,果酱多得很,他们还没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来了。果酱凝成糖块,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差点哭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忘记阿尼西姆了。有一天他来了一封信,是用诗体写的,写在一大张像呈文样的纸上,而且仍旧是先前那一笔好字。显然他的朋友萨莫罗多夫跟他在一块儿服刑。在那些诗句下面,有一行字却是用难看的、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的:“我在这儿一直害病。我很痛苦,看在上帝分上帮帮我吧。”

有一回,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将近黄昏,老齐布金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竖起皮大衣的衣领,只有鼻子和帽檐还看得清。这条长凳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里扎洛夫,跟他并排坐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孝敬爹娘,”亚科夫气愤地说,“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没吃没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连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说。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变得衰弱了。何必闷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谁?”“拐杖”没听清,问道。

“什么?”

“那娘们儿不错,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们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说,不能不犯罪。……”

“他打自己家里给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愤地说,“你得自己挣下钱,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真有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瘟疫嘛!”

齐布金听着,一动也不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们儿不骂人,那都一样……”“拐杖”说着,笑起来。“我年轻时候,很疼我的娜斯塔西娅。她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说:‘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匹马吧,玛卡雷奇!’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买一辆轻便马车吧,玛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我呢,什么也没给她买,只给她买过蜜糖饼。”

“她的丈夫又聋又笨,”亚科夫接着说,没听“拐杖”的话,“十足的傻瓜,活像一只笨鹅。他能懂什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家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等他们走出大约五十步路,老齐布金也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蹒跚地走着,他迈步不稳,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村子已经笼罩在薄暮的昏暗里,那条大路蜿蜒地爬上坡去,好比一条蛇,太阳只照到大路的上半部了。老太婆们从树林里回来,身边带着小孩子。她们提着装满乳菇的篮子。村妇和村姑成群地从火车站回来,她们已经在那儿把砖装进车厢了。她们的鼻子和眼睛下面的脸颊上布满红色的砖屑。她们在唱歌。领头走着的是丽巴,眼睛望着天空,用尖细的嗓音唱着,声音发颤,仿佛在得意,在高兴:谢天谢地,白天总算过去,可以休息了。她母亲,打短工的普拉斯科维雅,也夹在人群里,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走着,跟往常一样,一边走,一边喘气。

“你好,玛卡雷奇!”丽巴一看见“拐杖”,就说。“你好,亲爱的!”

“你好,丽宾卡!”“拐杖”叫道,挺高兴。“姑娘们,娘们儿,爱这个阔绰的木匠吧!哈哈!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拐杖’鼻子一酸,哭出来了。)我亲爱的小家伙!”

“拐杖”和亚科夫往前走去,可以听见他们在谈话。他们走后,人群遇见了老齐布金,大家忽然静下来。丽巴和普拉斯科维雅稍稍落在大家的后面。等到老头子跟她们走到并排,丽巴就深深地一鞠躬,说:

“您好,格利戈里·彼得罗维奇!”

她母亲也鞠躬。老头儿站住,没说话,瞧着她俩。他的嘴唇颤动,眼睛里满是泪水。丽巴从母亲的包袱里拿出一块麦米馅饼,递给他。他接过去,吃起来。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大路上半部的阳光也消失了。天黑下来,凉下来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雅往前走去,她们在自己胸前画了很久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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