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自第一次奉直战争获胜，即目空一切，又和段祺瑞一样，做起了武力统一的迷梦。贿选告竣，曹仲三被捧上台，他更是意气骄盈，一手遮天，处心积虑地进行着他的狂妄的企图。此时他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攫取直鲁豫巡阅使之职，复伸张势力于长江一带，指使萧耀南占据湖北，齐燮元占据苏皖赣，孙传芳占据福建，更唆使川黔军攻掠四川，勾结陈炯明、沈鸿英牵制广东，驻兵山海关、喜峰口以阻御奉军。这种种的布置，都是他实施穷兵黩武政策的初步。
但是在他咄咄逼人的布置之中，已经埋藏了将来失败的因素。原来此时直系的内部，也因吴之飞扬跋扈而各怀异心，隐然分成津、保、洛三派。津保派彼此结合，在拥曹抑吴的谋算之下，暗中活动，处处予吴掣肘，使吴难以施展。同时直系以外的各方，在曹、吴的压迫之下，也在积极地应付与对抗。关外的奉张锐意整军经武，想着卷土重来；皖系残余的浙卢，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亟谋找一条出路，以图自存；而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山先生，也正在奋力迈进，进行着倒直的运动。这些，又都予洛吴以致命打击，使其迷梦不能实现。
那时粤浙奉实行联合，三公子在奉天会议，反直阵线的三角同盟即告成功。吴佩孚想着迅速地予以各个击破，首先买令陈炯明等攻击广州，并勾结外国势力唆使广州商团哗变，以牵制出发韶关北伐之师。接着又指使苏齐、闽孙合攻浙卢，于这年九月三日爆发了苏浙之战。“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第二次奉直战争的前奏曲。
苏浙战争的结果，是卢永祥败退淞沪。这使得吴之武力统一野心愈炽。我素来主张和平，对曹锟的贿选窃位既深为疾恶，于吴之穷兵黩武尤痛恨已极。目击国势日非，环境险恶，而自顾力量单薄，孤掌难鸣，心里有难言的苦痛。这多年以来，不断地和国民党朋友往还，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使我看了，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其间徐季龙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们军中，教育总长黄膺白先生及其他国民党友人亦过从至密，他们都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计。这时眼看着第二次的奉直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与无形的鼓励，誓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因此除加紧训练部队外，尤时时注意同志的结合。
在这里，我要提出孙岳这个人，介绍于读者。他是河北高阳人，字禹行，为明末名将孙承宗之后，是一位老革命党，和王励斋、张溥泉诸先生为好友。我们曾共谋滦州起义，自那时订交，多年来往来无间，不但私人交谊深厚，在革命主张上亦志同道合。读者当还记得我停兵武穴时，他奉了曹仲三之命，来说我开向湘西的一段。现在我再补叙一下他的身世。他为人慷慨义气，豪迈倜傥。光绪二十八年，他在保定考秀才，得识一落户河北易县之满洲人，相交数日，无话不谈。谈到当时政治的腐败，那人道：“我来应考是万不得已。我是满人，我若参加革命，谁也不肯信任我。你何苦也来弄这个？”孙闻这话，如当头一个晴天霹雳。这回榜发，得了案首。益发觉得功名之事，毫无一点意味，从此常在茶楼酒馆饮酒作乐，徜徉自得。知交好友有劝他重理旧业进取功名的，他回答道：“我是大明宰相孙承宗之后。我们祖先被清家所杀，我和清家仇比海深，誓不两立。我此生再也不应清家的科举了！”一天回家，于途遇一须发皓白的老者，穿一身破衣，拿着钵子行乞，但细看神情风度又不似穷苦人。因问道：“看您样子不像个要饭的，却为何至此？”老者见问，下泪，自说是蠡县人民，原是富有之家，因有同村一个地痞，是个天主教徒，忌其家财，诬告他为义和团，致倾家荡产，弄到今日地步。孙二哥听说，大起义愤。请老者住到他家，好好款待。派人到蠡县打听是实，那教徒倚仗教势，鱼肉乡民，无恶不作。次日孙二哥打好包袱，拿一把钢刀，磨得雪亮，和老者说道：“走！我和你同去，我为你一报此仇！”老者畏缩不前，道：“你是一个读书人，如何做得这事？而且闯出事来，谁个担当得起！这可万万办不得的呀！”孙二哥顿时恼怒起来，把手里钢刀向着老者乱晃，叱道：“你有仇不敢报，空顶着一个人名，还不如宰了你完事！”老者为势所逼，只得回到蠡县，找到仇家住所。当夜孙叫老者在外等候，自己跃身跳过院墙，一会儿工夫，即提出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跳出墙来，把那人头扬着，问老者杀的这人对是不对。老者吓得浑身哆嗦，不知如何是好。孙说：“我做的事，我自己担当，决不牵涉到你。”因写一信给当地知县，详述事情始末，严责其纵奸害良，若再不悔改，必有以报之。信末详具自己姓名籍贯，连同人头挂到城门头上，使全城百姓知晓。自此他即出亡外乡，投入陆军学校读书，毕业后任为排长，又升入陆军大学，继为第三镇参谋官，加入民党，努力从事推翻清室的革命工作。民国既立，曹仲三把他看做洪水猛兽，百般排挤，使之不能立足。他乃脱离第三镇。心想江南为革命势力所在之地，或许可以相容。哪知民元到了南京，许多朋友同志，又怀疑他是袁世凯的探子，对他十分歧视。他住在一位朋友家里，一天，有人告诉他，说一二日将有人前来行刺，请他小心提防。是夜大雨，听到有人敲门，门开，即闻枪声。他在急乱中由窗户跳上屋顶，连过几个屋头，终得逃脱，穿着随身单衣单褂，在金陵大学后面的稻田中躲到天亮。恰巧有一金大学生出来深呼吸，见他形状狼狈，以为是贼；孙二哥向他略述经过，请他把竹布长衫给他一穿。那学生非常同情，即脱与他长衫，衣袋中只有一元钱，亦一并送给他以为盘缠。他出至外面，打算雇洋车到留守府，车夫见他两腿污泥，穿一件不合身的长衫，心里觉得蹊跷，不肯拉他。说了多少好话，并答允给以一元车价，始至留守府找着黄克强先生。当时数道：“若觉得我有何罪嫌，为什么不明着办我，而竟出此暗杀手段！”黄为之解释误会，留他安心住。孙不肯，由此逃往江西。到了南昌，见了李协和先生，相见不胜欷歔，李乃赠以四万元，放他庐山垦牧督办之职（协和先生慷慨义气，后来孙到北方，到处宣扬，以为有眼结识如此好友，为十分自幸之事）。从此他即弄寒了心，以为世界上无所谓真是非，因为人们并不能辨别。其所以由革命的志士一变而为颓废主义者，即因为有这番缘由。
这个时候，他正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
且说这年一民国十三年一九月十日，我在南苑建筑昭忠祠，举行落成典礼。那天军政各方都派有人员前来致祭。孙二哥先是派了代表来参加。过了数日，天上落着小雨，他又亲自坐了汽车来。相见之后。我说：
“好久不见您了。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
他说：“上次您这儿昭忠祠落成，我恰好有事，不曾亲来致祭，今天我要来补祭一下。
我领他致祭完了，走出祠来，陪着他在后面义地中看看。一边走着，一边叹息凭吊。他说：
“喝！这样多！民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这许多战士了！”
我说：“长安战死的，河南战死的，各方面的都已经设法迁了过来。他们为国捐躯，落得一忠字，也算不朽了！”
“都是忠义好汉啊！都是精魂忠骨啊！”
我和孙二哥多年相契，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此时即笑着和他打趣道：
“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您百年之后，人当如何称您？”
“那不用问，”他笑着答道，“像目前这样的干法，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走狗罢了！”
“您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做人家走狗？”
他哈哈大笑起来，停住脚，说道：“我算什么？还有那带着三四万人的，不也是做着军阀走狗，莫可如何吗？”
说着话，已走到坟地中间一座草亭跟前，即同进去坐下。我于是正式说道：
“目前闹到这个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辖的虽然名叫一师三混成旅，但实际还不到三万支枪。处此境地，未可莽撞。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
“焕章老弟！”孙二哥十分恳挚地和我说，“您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力量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岳西峰他们，也定然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我可以负责去接洽。”
我故意说道：“您提胡、岳他们！他们如今有了禄位，有了金钱，怕不见得肯和我们干了吧？”
“这个大大不然，我知道他们，比您清楚得多。他们现在河南，实际上是郁郁不得志，对曹、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何况他们都是老革命党人，更何况他们和你我有如此交谊。横竖直奉马上就要干了，我们有的是好机会。我们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必有把握。”
当夜详商良久，说定由他去和胡笠僧他们接洽，待胡那边来了人，再商讨第二步办法。谈着话，我的随员在旁边给我们照了一张像，作为筹议事情的一个纪念。孙二哥即于当天欢天喜地地走了。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胡笠僧那边派了岳西峰来。我在旃檀寺兵营会见他。我们已经熟识多年，此番相见，更觉得欢慰。坐下来，寒暄数句，他即低声要我屏退左右，并起立把门关上。我知道孙二哥接洽之事已有头绪，却看他如何说法。两人坐定，他即开口道：
“有几句话，今天要和您细细一谈。您是一位创造民国的革命者，尤其在陕西河南的时候，我们在您的领导指挥之下，为国家效力。我们曾多年生死患难，想您一定能够推心置腹，完全相信我们。我们今天就说革命党的话，开门见山地说，您说好不好？”
西峰是个热血赤心的朋友，说到这里，把眼睛望着我，十分恳挚地继续说道：“今天见了您，我心里是说不出的兴奋。我常常想，我们在家里，不短吃的，不短喝的，出来做事，就为的献身革命，救民救国。可是而今事实却大大相反，我们不但不能造福人民国家，反倒做了祸国殃民者的走狗，唉！唉！我们太丧了良心，太丧了良心！”说着泪如雨下，呜咽不止。
我一时也非常激动，因说道：“您这几句话是心窝里掏出来的，说得太好了，太好了。我还有什么话说，您来的时候笠僧弟说了些什么呢？”
“笠僧的意思是完全听您的命令。只要您肯带着我们打倒这般祸国殃民的东西，你说怎办，我们就怎样办。原先笠僧对您这边的情形还有些不了解，这回孙二哥去了之后，我们才完全了解了。现在笠僧特意派我来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话：就是绝对听您的，毫无半点含糊。”
我说：“西峰弟，您既如此说，我们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有几点意思，要和您开门见山地谈一谈：第一，吴佩孚为要打倒异己，为所欲为。对奉战事目前已至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吴若有命令给您们那边，您们万万不可接受。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我们若果成功，必须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我们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国大纲您读过没有？把这个细细读一读，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么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么回事。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我们既拿定了决心，此后即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的地步，否则我们决不能成功！”
我郑重地把话说完，他都一一答允，说回去就完全照办。并且要求派送人员到南苑来进我们的教导团。后来一共选送了一百数十名学生前来入学，国民军第一军中有第二军学生者即是此故。
过了几天，胡笠僧本人也来见一次面。预先约好了时间，在晚上九点钟，他秘密地来了。他说：
“您叫西峰说的那三条意思我们都完全依从，尤其请中山先生主持大计的一条，是再好没有。不过我们队伍的素质，您是清楚的，在火线上拼命，还可以乱七八糟地拼一气；若是派令进城，必定不能谨守纪律。那时若出了事，我怎样对得起人民，我只有自杀一条路。至于打仗拚命，您不要顾忌，看着哪里险，您就派我上哪里去。您只管给我命令，我们愿意赴汤蹈火！”
我说：“老弟！你有这几句话就够了！”
经过这几次接洽，以后经常奔走两方者，在胡笠僧方面，有刘允丞先生等；在孙二哥方面则有王励斋先生，随时不断地往来，联络日臻密切。这时教育总长黄膺白先生常来南苑为我们讲话，前已言之。有时讲演完毕，就请他同坐，闲谈时事。黄为人有胆有识、热血忠诚，日子一久，越谈越是亲密，甚至无话不说。一次谈到贿选和曹、吴的祸心，相对欷歔。他把大腿一拍，说道：
“只要你有办法，我一定跟着你干！”
于是我说：“请您严守秘密，我们不久将有大作为。那时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您等着吧！不久的将来定要请你帮忙的。”
他听说此话，欢喜极了。
这时我驻在南苑，除勤练部队而外，仍按照我的本色，做些禅益地方的事情。其中最使我发生浓厚兴趣的，就是栽种树木。将南苑隙地，划成若干区，分配各营种树。所种树类不一，一区专种桃树，一区专种李树，一区专种梅树，等等。技术方面，请了一位韩安担任指导，树苗下土，浇上马粪，后来都长到八九尺高，蔚然成林。尤其是孙连仲所种的一区核桃树，大约由于培植得法，到第二年四月间显得特殊繁茂，一片青葱翠绿，好不美观。自南苑经大红门以至永定门大路两旁的地方。我派由第二十五旅旅长宋哲元负责栽树，所买树种皆八尺高，二寸粗，入土二尺半，每棵只价八大枚。头年冬三九天气栽植下土，次年春天即发芽，比春天时栽植更要好些。现在这些树都已成林，每棵至少可值百元钱了。栽种树木，必须有专家指导，否则难有成绩。在北平，六月天气移栽六七尺高一二寸粗的大树，也照样能活。我在南苑租住李星阁的屋子为寓所，院中没一棵树，迁入时已是四、五月，大家都以为不宜于栽树了。我不管这一套，买来八棵槐树，每棵三元，栽了下去，结果七棵全活，只死了一棵；这一棵怕也不是因为时令关系死的。六月间栽植葡萄，亦可活，我也尝试过的。我所领教的所谓专家，只是不识字的粗人，并无科学的训练，不过经验丰富而已。
战争的发动，一天天紧迫了，但我们队伍因被歧视，器械还未配备齐全。那时政府由意大利办来比土尼步枪，还有大炮和子弹，都是大量的。我派总参议蒋鸿遇去见陆军总长陆锦，接洽领械。蒋回来报告说，在陆锦那里等了足足四个钟头，陆总长只是不见。陆总长在干什么呢？他在和田维勤躺着烟灯，谈今说古，没有完结。田维勤本是民十一我在陕西时开调出去的一个团长（属井岳秀部），此时已升为旅长，为人口齿伶俐，善于巴结，在抽大烟一点上，又是陆总长的同好者。这回必定又是他从陕西带来上好烟土奉献，所以陆总长才那么欢喜。我身居陆军检阅使之职，派人接洽要事，陆总长竟拒而不见，而和一个旅长无所事事，笑谈终日！干部决定一切，曹锟的倒霉，大半因为他的干部过于荒唐之故。
蒋鸿遇既白去一趟，我只有再上请领的公事。幸蒙曹仲三批准，令发三千支步枪，十八门陆炮和几百万发子弹。那条子是曹锟亲手批的。我以为有了这个，便不愁领不到器械了，哪知一次二次地去领，照旧领不到手。谁也想不到有此情形，使我心里发烦。一天我召集全体幕僚会谈，有的堵着口不开，有的谈别的事。我问蒋鸿遇说：
“器械领不下来，究竟是怎么回事？眼看着就要打仗了，我们怎么办？”
“先前我怕您生气，所以不曾对您说。现在您既然问我，我不能不说了。这个您还不明白吗？”他用手比了个圆圈说道，“症结所在，就是因为缺少这个！现在军械都归李六掌管，不送上钱去，说什么也是领不出东西来的。”
“得多少数目呢？”我问。
“至少得十万。”
我想这钱到哪里去筹？军需贾玉璋坐在旁边，这时就说：“只要检阅使答允，我可以设法。西北边防督办的名下每月应领五万元的经费，虽是拖欠甚多，但近来颇积余了一些，不到十万的数目，少的也有限，可以补足起来。这时什么也不用管，把枪领了下来再说。”
我说：“好呀，你快去凑去。”又和蒋鸿遇说：“这回您可真要领下来，不是说着玩的！”
十万元凑齐了，蒋鸿遇便从李彦卿的门路把钱送去，下午四点钟送钱去的人回来，当日六点钟便接到李六的电话，叫派人领器械弹药去。我在隔室听着电话，恨得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第二天曹仲三在居仁堂召集会议，我到的时候，别人都还未到。曹见了我，笑嘻嘻地从台阶上迎了下来，说：
“焕章，你这么苦，还给我送钱，我实在太过意不去。”
我才知道得钱的不只李六一人，这混账总统也得了的。大总统左右全是这类狐群狗党，公开地大干卑鄙龌龊的勾当，而觍不知耻。李彦卿在城内盖一住宅，一花就是四十万，试问哪里来的许多钱？
器械已经补充齐全，一切也都准备妥帖，我照常不动声色，只等着时机的成熟。
先是这年八月二十四日江浙战争爆发，这就是第二次奉直战争的序幕，奉张因急要声援势将败北的浙卢，即在热河、冀东一带向直军发动攻势。九月十三日京奉线交通断绝，十六日朝阳方面也开始动作。吴佩孚、王承斌奉曹仲三电召，于十七日到北京，十八日即对奉张下了讨伐令。吴佩孚自任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莘、王怀庆、曹锳和我分任第一、二、三、四路司令，张福来为援军第一路司令，胡笠僧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如此等等许多名目，当时报纸上都有记载，不必一一赘述。可记的是吴佩孚在四照堂召集会议，亲下命令的一幕。那晚被邀参加的人员，有他的参谋长、总参议、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航空署长、代理国务总理，以及派有任务的高级将领及其他有关人员。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钮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传命令，念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还有什么“大张挞伐，除此元凶”之类。不知道是他预先拟就的，还是他临时随口胡诌的，听来总如佛道的经咒。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明亮，王怀庆和我坐在一处，附着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于是吴佩孚接着念下去，至此已入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务如何，第二路如何，援军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吧？我们就这么办吧。”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道：“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吧，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又站起来道：“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又有张家口骑兵将领起立请令，吴答：“在古北口外活动。”接着兵站负责者等人员亦起立，吴搔了搔头，不耐烦地说道：“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个命令吗？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今天就是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地散了。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这里所写的不过千百条中之一条而已。
在这个当儿，我打听得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尚是虚悬，我意向曹仲三推荐了孙二哥。曹不以为意，即由保定调孙二哥到京，任为警备副司令。后来孙二哥见了我笑道：“你特意把我弄来给你们开城门是不是？”我听了他这话，也不禁笑了。
奉军进攻，共分三路。直军也便派三路迎敌：吴佩孚自己任第一路，沿京奉线前进；王怀庆任第二路，出喜峰口；我则任第三路，经由古北口以趋热河。吴佩孚这次派我，表面是说古北口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是因此路遥远险阻，接济困难，意欲陷我部队于绝地。但还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对我监视而外，复令胡笠僧率部相随，嘱咐他，如我有何异动，即就近解决。吴的用心真阴毒，在他要用我为他拼命的时候，仍然蓄意要把我们消灭。可是他万也想不到胡笠僧会把这话告诉我，所以他的阴狠，实是利令智昏而已。
命令既下，即须准备出发。为了给养的问题，我和王怀庆特去找吴商议。吴的意思早就宣布，此次出兵，概不设兵站，粮秣饷项，统由各本军随地筹办。我说：
“这话恐怕行不通吧。路途这般远，这般难，假如还要自己筹饷办站，那不但妨碍了部队的作战，并且扰害地方，乡绅百姓全会被这一着得罪了。”
吴很轻松随便地答道：“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上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吴答道：“这还用问吗？地方上官绅谁不愿意接办官差？他们花了五个，可以报十个，大发财源的事，谁也唯恐抢不到手。你只管开拔，不要顾前思后的。我在湖北河南，都是这种办法，地方上欢喜，我们自己也省事。”
我说：“扰害百姓的话且不说罢。我走的古北口这一路，完全是荒僻的地区，往往一百里八十里的没有人烟，我们向哪里办粮去？您说的办法就说别路可行，我这一路也是万万不成！”
谈至比，两方僵坐，毫无办法。显然的，吴这些办法，全不脱祸国殃民的作风，好像他和国家人民有了深仇一样，于国家人民怎样有害，他就怎样办。我和王怀庆出来，王仰着头叹口气道：“我们这是死路一条啊！”
吴佩孚对于我们的饷项粮秣不加理会，但我却不能不开拔。俟到九月二十左右，他派了人到旃檀寺来送我，意思是催我们出发了，我们始准备动身。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即令部队陆续开拔，到二十四日开拔完竣。我派了一营步兵留守后方，委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的一切事务。我原从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约一万余人，编为三个补充旅，由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所领枪械不敷分配，每旅只枪数百支。这时借着训练的名义，着令留驻北京，以为应援。一切安排妥当，我始起程。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想到颜惠庆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们即要实现的计划和他谈谈，即去找他，我试探地说道：
“国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闹得如此黑暗，贿选卖国，无所不为，而今奉直军还要自起内战，都不过是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这种局面将来怎样结束呢？”
“真是难事！”他做出同情的样子随声附和着。
“我们总要共同想个办法，以谋挽回，袖手坐视总不行的。若我们将来有了办法的时候，打算请你出来帮忙。”
我这话是明明告诉他我们即将举义了，颜先生却模棱两可，不说一句有关痛痒的话。谈了两个钟头，话老是不能深入。颜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说话如此不着边际，我觉得这不是革命外交家的态度。若革命外交家，则头脑敏锐，遇事痛快地一言而决，不当如此圆滑。我和黄膺白先生接洽，也是这样说的，他的态度何等明快。我和颜惠庆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谊，往来甚密，正想一一与之接头，因此番颜先生态度如此，所以索性连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说了。到后来班师回京后，始临时约了王先生出来。
我们先头部队开到滦平，我自己也住到怀柔。从怀柔到古北口，到密云，大路两旁都是枣树，此时正结了实，红的果子满树累累，看着真是美观，真是可爱。那时我们部队整整过了三旅，而路旁枣子却依然满树。我过的时候，许多百姓夹道而立，嘻嘻地看热闹。我们问他，枣子短了没有？百姓说：“是您带的队伍过境，哪会摘吃我们的枣子？”又说：“弟兄们看见枣子长得好看，我们就请他们吃。弟兄们说：要钱我们就吃。我们说，都是树上自己长的，要钱做什么？怕你们吃了多少！他们还是不吃。”谈得欢欢喜喜。我觉得这是兵们自觉的纪律，很可欢慰的。
在怀柔住了几天，吴又派人催行，我乃进至古北口，住在杨令公庙。据传说昔杨令公奉了朝命征辽，只给他很少的兵卒，他说敌众我寡，悬殊太大，势难收功。朝廷不理会他的困难，只说你且去打一仗再说。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围，极力鏖战，粮尽援绝，结果还是全军覆没。他自觉丧师辱国，只有自缢而死。我这次行军，想到杨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触万端，因撰了一副对联，以木书刻，挂在庙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联文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着，段祺瑞派贾焜亭送来一封亲笔函，大意是表示不赞成内战，对贿选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处。接着张树声、刘砥泉又介绍一位张作霖的代表马某来见。马说奉方殊不愿与我为敌，只要推翻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我便很坦白地对那代表说：
“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我在房里说着话，听着外面狂风怒号，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着准备他们的晚餐。在这肃杀紧张的夜晚，我听见我们谈话的声音是如何的庄肃。我拿着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说了几条重要的主张：“这是我们中国唯一革命领袖的办法，您以为如何？将来我们事成，拟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马君答道：“这完全不成问题。一切悉听你的主张，我们无有不赞成的。”
我乃重复道：“一是请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队伍不得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别的都不必细说了。希望你快回去转达，切勿食言，现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儿已经布置妥当，不久即有主和息争的通电发出。”
当晚他们赶程回去了。
此回相偕同行的有吴佩孚所派监军王承斌氏。王字孝伯，陆大毕业，为人深沉诚厚，寡言笑，他虽然奉吴之命相随监视，但对吴佩孚之所为却不满意。我的一切举措，全不瞒他，什么话都坦白相告。他一方面同情我们，一方面却并不肯参加活动，帮助我们，但也决不会破坏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泄漏于吴。我也听其自由，不予强迫，两下各行其是，彼此谅解，如此而已。他的这种态度，我已觉得难能可贵。可是严格地说，我并不能赞成他。我以为个人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不能混淆不明，公私应当分得清清楚楚，或则他当反对我们，破坏我们；或则就应当参加我们的活动，共同推翻曹、吴，二者必须站定一方面才是。可是他竟两方都站，两方都不站，模棱其间，不辨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无所成就，委实惋惜不置。当时奉方与孝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认他对此事为预谋。可是后来曹、吴既倒，张作霖竟令张宗昌、李景林占据天津，把他驱逐出去。这是失信食言的举动，使我十分不平。后来我之不能与奉合作，这件事也大有影响。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僧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名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一路以来，部队行进如流水一般，官兵无不欢欣鼓舞，至此益发精神振奋，大骂曹、吴祸国殃民，我们非回去打倒不可。人人意识到此番作为的意义和自身责职的光荣与重大。
那时参预总统府机要的人员，许多人与我们取得联络。吴在前线的情形，随时都有人给我报告。洛吴败讯，在我们开会议时即已闻知，但未证实，不敢深信。乃致电于吴，报告我们前头部队已抵达承德及沿途粮饷难济炮弹潮湿的困难情形，同时并探问他的消息。隔了一天，即接吴的参谋复电，有云：“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根据此电可断定吴战不利之讯，确实无可置疑。我即抓住时机，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军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
布置妥定，我即亲率刘郁芬首途返京。走到滦平，遇笠僧的代表刘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计划，请他代表笠僧在上面签字，以昭郑重。次日抵高丽营，那晚刮着大风，天气极冷。黄膺白先生从北京赶来相见，详谈政府散漫泄沓的情形和吴在前线败绩之事。京汉线军民拥塞，弄得车辆倒错不开，吴怒而扣押司机，难民悉被锢禁于闷车中，扣在站上数日，整车整车地饥饿而死。种种鲁莽暴行令人闻而发指。当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的办法，规定组织摄政内阁，又把如何迎请中山先生之事具体计划一番。谈到深夜十二点，黄先生仍然冒着砭骨的寒风，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达北苑与蒋鸿遇等会见，分配了工作任务以后，当天晚上八点钟即率部由北苑出发，十二点驰抵安定门。孙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务，同时把全城电报电话线尽皆割断，一切应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个妥帖。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通衢要道上也布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见这些情景，都闪着惊疑的眼光，不知道这些事实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这次部队回京，所以能够如此机密神速，多是鹿瑞伯办事妥慎周到之功。古北口会议之后，鹿返驻在地密云，即每日令部队练习行军，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总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时徒手，有时全副武装。一头走着，一头于路旁打野外；有时刚刚支起帐篷准备露营，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赶回驻地。每日如此，使部队时时准备，使居民天天看惯。故奉命班师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为意，士兵们亦多不知情。鹿率部到达北苑后，照着命令在此间设法先运一团人入城。他每次派两连人，作为进城取东西的模样，暗进明出，进去的多，出来的少，数次之后，城中即陆续聚了一团人。这一团人于奉命进城之前，于如何占据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割电线，占电话，等等技术办法都已有完密的计议与练习。到晚间大队入城，乃以混成营为单位，每一混成营辎重以至伙夫俱全，掉一个身，以辎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后，鹿亲自带队前行，以防不测。一营入城，给以命令，带第二营续入，城中每个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便衣队招呼，使不致走错路程。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弹办得妥妥帖帖，井然有序，原不是偶然的。鹿为河北定县人，名钟麟，字瑞伯，曾为第一混成协学兵。那时第一混成协的学兵是有名的“龙虎班”，教官皆陆大毕业生。鹿在此三年，于战略战术及战斗知识有特殊研究，后来任为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协营副。在四川时始来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为营长。民五在廊坊任军法官，为炮兵营长及团长，升旅长，又升师长兼北京卫戍总司令。为人谦恭勤劳，好学不倦，对国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练，堪任繁剧，与我共事多年，真是作战有作战的办法，做事有作做事的办法，乃国家栋梁之才。
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业已办妥。这时胡笠僧和孙二哥也都来了，第二天便召开会议，商议正式组军之事。当决定推我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和孙二哥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这时虽已收复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吴尚有十几万可供驱使的部队，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后挣扎。正当会议未散的时候，果然接到报告，说吴佩孚已从前线撤回一部劲旅，正在回攻杨村。因又念及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所处地位至关重要，他若被吴拉拢，则至为可虑；若我们能与之联络，则吴佩孚前后受敌，立可使之溃亡。郑士琦为段祺瑞皖系的人，为了应付当前军事上严重的困难，孙二哥便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派联络，俾使鲁督郑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军北上。大家亦以为一则目前困难非此不能打破；二则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后果。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党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会议席上，又将前晚与膺白先生谈的组织摄政内阁之事从头商讨一番。胡、孙二位说：
“许多事都请总司令全权办理，不必一一和我们商量。事实上，我们是分散各处，各有任务，难得聚会一次。若定要事事商量而行，反把大事耽误了。”
我说：“这却不然。内阁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大家从长议决。再则今天诸位都已在会，正该就此问题好好讨论一番。”
当时决定：曹、吴贿选祸国，当然不能容他继续行使总统的职权，于是向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下停战令；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他自动退位。国民军入城后，他的卫队与曹世杰的所部都已由孙二哥派队缴械遣散，此事已不成问题。于是便商议摄政内阁的组织，其中陆军总长和参谋总长二职，最费研究。我的意思，以为无论段先生是否出山，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之议，必不可作罢。为表示此点诚意，并贯彻吾等初衷，此二职必得以老革命党充任之。当时孙二哥因提李协和先生曾为中山先生总参谋长，李书城先生曾为黄克强先生总参谋长，故决定请李书城为防军总长，李协和为参谋总长。因孙、黄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大家对此议均赞同。内阁人选既定，我们都觉得十妥十全。其中没一个我的私人，亦无胡、孙一个私人，完全是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意思决定的。摄政内阁于十一月一日成立，由黄郛充任国务总理，全部阁员的分配如下：
外交总长 王正廷
财政总长 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 黄郛（兼）
海军总长 杜锡珪
陆军总长 李书城
司法总长 张耀曾
内务总长 王永江
农商总长 王通斌
教育总长 易培基
参谋总长 李烈钧
内阁的名单发表，不免人言啧啧，说这回内阁人选，陆军、参谋、财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个内阁无一个不是南方人。曹、吴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将来北方人还吃饭不吃饭呢？其时竟有人郑重其事地来见我，对我大说一顿。我回答他们说：“国事当选贤用能，无所谓南方人北方人。俄国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请他们来不好吗？眼光如此之小，请您回去再仔细想想看。”记得有好几位被我说得红着脸走了。
对于摄政内阁，我上了五个条陈，以为施政的方针：一、打破雇佣体制，建设廉洁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民隐。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这摄政内阁虽是过渡时期的政治机构，但成立后，却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那便是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民六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的现象，铲除这一个祸根，可是当时竟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
“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赶忙答：“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
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用的东西迁出宫去了，所有宫中的财物，都由吴稚晖、庄永宽、李石曾等名流组织一保管委员会接收之。事后有人造谣，说冯某攫取了多少故宫宝物云云，对于这种无稽的谰言，我都毋庸辩解。我想李、吴等诸位先生都是正直名流，如真有人攫取了财宝，他们岂肯接受保管古物之责，平白分受别人的骂名？烟筒中冒烟，虽亦可使人眼迷，但不过一会儿工夫，仍现出清白的天空。这个谰言，终久也就自己消散了。
溥仪被逐出宫以后，段祺瑞从天津致我一电，说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为很对，唯有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么居心？我想，莫不是曾经做过军谘府大臣，磕头磕上了瘾，定要留着溥仪给他过磕头瘾吗？当时我就提笔亲拟了一个电稿，我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从这里可以见出段之倒曹、吴，是出于皖直的畛域之见，完全为私人报仇雪恨，何曾为国家人民设想一点？
在北京措施政事的当儿，我同时调遣部队分赴前方，当派国民三军往保定，解决曹世杰的十六混成旅。派一军、二军的一部，迎战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张之江、刘郁芬、蒋鸿遇等都在杨村附近与吴佩孚残部发生激战，张之江等沉着进击，战况剧烈。正在打得热闹，我另派谷良友部抄敌后路，吴部不支，数旅破破烂烂的队伍完全覆没。当俘虏数千人，获枪无算，俘虏中有一旅长名潘子和，解到旃檀寺来见我。我从高阶台上走下来，与之热诚握手，并送以一千元的养家费，备极优待。这时孙二哥已进到保定，乃续派佟麟阁新兵一部及张自忠旧兵一小部协助他将十六混成旅全部解决，另有郑金声部—郑为我老朋友，自动率队自绥远来归，我即收编为第三师。吴佩孚看见情形如此，知道大势已去，大哭一场，上了轮船狼狈地逃往南方去了。
当前方战事激烈的时候，孙连仲、冯治安奉命率部驻丰台附近，准备作各方策应。不想天津英军，为要延续曹、吴的统治，存心扰乱，忽然闯进我们的前哨线，两下起了冲突。我听了冯治安的报告后，便对他们说：
“先尽力和他们讲理，实在不听理喻的时候，不惜与之一拼！”
事实上那时曹、吴的倒台是不可挽回了，英兵虽然借口挑衅，故与我们为难，但在我们严密的防范之下，究亦无从施其伎俩。
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我得到这么几个经验：
第一，对于敌我的实在情况与处境须有透彻的认识。古兵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战必败”的话，是一点也不错的。在这次战争中，我因联络周详，对各方面的情形都颇为明了，所以虽以较薄的兵力，也能战胜素称雄厚的吴部。
第二，将领对于所部的作战能力，须有相当自信。这次孙二哥带着三军前往保定，一到定兴县便与敌人接触，一方打着，一面却沉不住气，觉得自己力量单薄，不能支持，告急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我这时一因队伍太少，无法抽调；二因绥远马福祥态度不明，须派队守备。接他电报后很为踌躇。但增援毕竟是紧要的，于是我勉强将佟麟阁的两营派了去。可是这两部分援军开到那里，并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决了。若是孙二哥对于自己有相当自信，不是这样的连电告急，我即可从容把增援队伍派调他方，岂不要收更大的战果！
第三，截断敌后，在我国旧战术上很是讲究，用之得法，确可决定战役的胜败。这次杨村之战，正面的攻击双方势力几乎相等，但等到谷良友率部抄到敌后，吴军便很快地溃败。因为后路一断，弹药粮秣的接济，以及消息命令的传达，都发生了阻碍，无论什么劲旅，处此情状，都不免发慌，战斗精神一经丧失，还有不惨败的道理吗？
第四，为将领者不明战术，专凭勇气，鲜有不失败者。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预期的胜利？使我很是奇异。因为此路敌军，全系由前线撤退的败兵溃卒，早已丧失斗志，迎头一击，如摧枯拉朽，必收极大战果。但为什么竟不能得到预计的胜利呢？等到邓宝珊先生回来，报告那边的作战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将领头脑过于简单之故。原来笠僧先生部下的将领，讲究的是肝胆义气，吃苦耐劳，冲锋陷阵尤称勇猛。但其中没学过战术率兵术的人亦确实不少，因此部队过了一千人，他们往往无法指挥。这次在唐山车站截击敌军残部，他们看见站上停着一列（由两列并成）兵卒，上面满载溃兵。当即派了一营人前去缴械。败兵已无斗志，情愿缴枪。但他们就不知道派人将车头上的司机先行监视，只顾三三五五地爬上车去忙着收枪。就在这时，随车的敌军官长即命令司机开车出站，把那列车拖到二十里以外。我们上去的不过三四百人，而敌兵则不下三四千之众，结果上车收枪的反被人家全数缴枪或枪杀，没逃回一个。又有一次，他们没等把部队分配妥当，大批的敌兵已由前方撤退下来了。当时无可措手，两方面即混到一处，也认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弄得混乱不可收拾，后经邓宝珊用尽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顿调齐，结果竟损失了很多。幸亏当时敌军在溃败之余，无心作战，否则他们这一次便不免全军覆没！
我们部队到了天津，吴部枪炮弹药大量抛弃，统统堆在新车站。张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僧部队的不满。他们久居陕西那穷僻地方，一旦看见新式枪炮即不免红眼。后经张之江竭力解说，才算误会冰释。足见训练缺乏的队伍，毕竟难于控制，一遇利害关头，便越轨行动。若非张之江应付得好，岂不闹出笑话？这次国民军在天津，未出半点乱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张之江的功绩。
天津局面既已稳定，段祺瑞即速来数电约我到天津讨论政治机构改进的问题，当时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来途中，故复电说须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时候，我再去不迟。过了没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为陆军部军需司长的罗某来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坚执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误会，若先去一谈，一则可示我坦白之怀，二则也可以欢迎中山先生的来津，觉得未尝不可。遂决定赴津，即一面复电说准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将领说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动身去津，火车行至杨村，忽由后面另来一车，开得飞快，致撞上我们的车，一时震荡颠簸，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军桌翻倒了，韩多峰摔倒地上，熊斌他们坐在头等车上，把头也撞破了。我当时正在铁闷子车上的行军床上躺着，所以一点也没有受伤，就是再震得厉害些也不会怎样。后来打听，知道这回意外，是曹、吴余孽干的鬼蜮伎俩，可笑他们心劳日拙，白费了一番心计。
与段先生见面，他表示得非常诚恳。事先他已在离他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替我预备了一处寓所。此时就请我到那边去住。一日，请李景林、张学良、杨宇霆、张宗昌、梁鸿志等大家吃饭，饭毕先照一相，便散坐着商议时局的整顿。这伙家伙，在曹、吴未到，大敌当前的时候，谁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这时事过境迁，当时的诺言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全不承认，又重新勾心斗角，只从个人私利着眼了。他们都怀着鬼胎，在言谈之间，对于真诚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不免常常流露歧视之情。其中吴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头低着，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贸然说道：
“孙岳是个共产党！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们的心意，凡是诚意欢迎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国政的人，都当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我就滑稽地说道：
“你把孙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两大烟呢？有这样的共产党么？”
这话说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随便谈笑起来，每人都戴着一副假面具，听不见半句真话。大家这样胡扯了一顿，便算结束了一场会议。其时外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不是说被刺，便是说被扣。我为了消释这些无聊的揣测，不多几天便回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计划，王本可算是一个预谋者，如今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岂非是十足的马贼行为！张作霖那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园，门口的岗兵，都和义和团似的拿着长枪大刀，枪长二丈，刀长一丈，一对对十数对两边站立，排成行列。那种气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样能与共谋国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张作霖都先后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对国民军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为其卫士。这种举措，也使我极不明白。段就了临时执政，黄膺白先生即辞掉了总理之任（执政就职之日，他应当将黄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黄立于第二行人众中，人人见了为之不平）。于是一批批安福系余孽都连翩入京，瞪着眼珠，急于想在新政权里分些赃品。局面急转直下，演变至此，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对新局面万分消极。
这时，胡笠僧在彭德府正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增调援兵，与岳维峻、邓宝珊两位商量，他们都不肯去。一日岳、邓二位跑来见我，我说：
“笠僧请兵甚急，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应援！”
回答道：“我们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有更大的责任！”
“什么更大的事？”
“处置张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间我们就预备暴动，把他父子俩捉住枪决，以快人心，而戡祸乱！日本人已替我们探听清楚，他们这回入京，带的兵不多，只要总司令允许，我们马上就去动手。”
我听了颇为吃惊，当即和他们说：
“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就算你们能把他俩捕获，京外奉军必然激起异动，演成混战之局，那时不等两方分出胜负，日本就会趁机进占东三省。日本人帮忙，决不会怀好意的。”
我这样地说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主张（以为奉军多乌合之众，若收拾了张氏父子，则奉军将领之识大体者必然愿随我们走云云），直到深夜三点多钟，才慢慢把他们说服。次日即接洽车辆，请他们率部开赴河南，去应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决心摆脱当前乌烟瘴气的政局，便对张作霖说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养的意思。张作霖跳起来说：
“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
他虽然这样表示，但我说什么也不愿干下去了。回营后即召集将领讲话，说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养的衷曲，并嘱咐他们务要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贯彻所志，继续为国家效力。是日张作霖特来访我，我于回看了他之后，便往京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时我满脑子里装着一套“谦谦君子”的道理，觉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风度。同时胡、孙等虽与我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然政治的认识亦殊不充分。其他朋友如徐季龙、黄膺白、刘允丞、王励斋、焦易堂、李石会、王承斌等诸先生，虽过从甚密，亦毕竟未至无话不说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据现实环境，拿出良好办法。至今思之，犹觉当时才能不够，有负国人期望之殷，深为愧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