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德秋操结束，我们的队伍仍同驻南苑。这期间，王化东统领对于讲堂的训练加倍努力。在秋操的时候，他曾著有《步兵战斗心镌》一书，内容切实精到，不但在当时是本好书，就是现在还依旧有价值的。我们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的知识。此外，官兵课目的规定，也都非常适当。真正能做到使不识字者识字，使粗有根底者有兴趣进而学习的地步。记得这时我因看了《饮冰室文集》，上面序文上提到《纲鉴易知录》一书，我立刻到北平琉璃厂书店里花了一两六钱银子买来一部，日夜地死读，时刻不离手。
—但事实上只是一知半解，许多句子都没法看得懂。有一天我带着弟兄们打造营墙，工作得热起来，我把衣服脱了，放在一边。这时王化东统领同一位将弁学堂毕业的军械官刘锡九走过来，看见我的衣服口袋里露出来一本书，他们就拿出来看，一看，是一册《纲鉴易知录》，就问这书是谁看的。当时王统领高兴得什么似的，连声地夸奖着我，并且说给别人听：“我们营里的官长居然也有看《纲鉴易知录》的，真是了不得！”后来常常到我房里来问我易知录看到什么地方？哪些懂的，哪些不懂的。其诲人不倦，诱掖后进的精神往往如此。
这时候，由于清廷政治日益腐败，革命的空气已一天天弥漫全国。当时使我感触最大的要算是吴樾谋炸北洋五大臣的壮举。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种种的疑念都从我脑子里涌现出来。我想，吴樾为什么有此一举呢？为什么现在又要嚷着立宪呢？数年以前不是已经有过一次变法的运动了吗？为什么那时主张变法的首领—康、梁—当成叛逆捉拿呢？后来不是惹出一次联军攻陷北京的大乱子来吗？大好国防工程不是又自行拆除了吗？许多同胞不是横遭凌辱与屠杀了吗？种种丧权辱国的事实是谁招致的呢？为什么各地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呢？为什么革命的事件此伏彼起呢？一想到这里，过去单纯的仇视外人的心理，不知不觉转移到对清廷不满的念头上来。时间越久，这种念头也就越发地坚定，觉得一切都是清廷的罪咎，一切丧权辱国的事实，都是昏庸腐朽的清廷招致的。
我觉得吴樾这一炸弹虽然没有真的把五大臣炸死，却把我大大地惊醒了。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徐世昌由邮传部大臣调为东三省总督，我们奉令跟随他由南苑开赴新民府驻防。
随徐开赴奉天的队伍，计有第三镇一镇和第一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统制是曹锟，第二混成协协统是王汝贤，第一混成协协统是王化东。—这第一混成协，原由驻山东的第五镇和我们的第六镇，各提一标合编而成。我们是开驻新民府，其余的则分驻北大营等处。
我们第一混成协的王化东协统，不但在教学上很认真，就是办事方面亦极其细心，这次统率部队从南苑出发，一切都有周密的计划。甚至士兵身上携带的应用物品，如针线，如暑药包以及马匹需用的什物，都一件一件预先办得周周全全。上了火车，沿途到站，士兵下来散步，马也下来溜达，各班各队轮流替换都有规定。枪支辎重，在车上如何摆放，下了车，如何携带，也都吩咐得清清楚楚。从南苑到新民府，全协人马物件都有条有理，丝毫不乱。
这时正是暑热天气。新民府是辽河西岸京奉线上的一个重要商埠。队伍开到，因为没有营房，暂时分住在贩卖粮食的一种所谓“穿行大店”里。这时我当督队官，经常的职务是管报表的事，预定表，实施表，按天绘画填写，忙得不亦乐乎。但做好表格，送呈上去之后，看也不看，只往旁边一扔完事，从来没有一次按照表格做事的。做督队官的却必须耗费时间在这种毫无实益的官样文章上面。
我们在这里住下，军队中有了许多恶现象。第一，就是赌博的恶风。因为住处分散，管理上松懈下来，于是官长带率着头目，大家一块儿赌博，甚至讹赖诈骗，无所不为。有时官长输了钱，头目向他索要，官长不肯给；有时头目输了钱，官长向他要，头目也不给。到了上操的时候，头目犯了过失，官长加以责打，头目就不心服，说这是因为讨钱的事怀了恨，所以借故来泄愤出气。情形糟到如此地步，怎么能练得好兵来？这个恶风，到了民国时候，愈益不堪，师长和旅长窝在一起打牌，一输数万，甚至数十万。如此情形，作战时怎么指挥？这是最使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第二，吃饭的现象，也非常叫人看不惯。伙食的办理，是以连为单位，可是头目买菜，官长却毫不过问。买好的，买坏的，官长不管；今天买这菜，明天还是买这菜，永远不更换，官长也不管。做出来的菜生了，不管；糊了，不管；咸得不能进嘴，淡得无法下咽，官长都不管。官长为什么不管？就因为他有自己的小厨房，尽可以开私菜。因此士兵们吃的什么，他们都可不过问，反正和自己无干。士兵们受不了，背地里咒骂，他们也充耳不闻。逼到出脓，闹许多无谓的岔子。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别的方面纵然不能同甘苦，至少吃饭应当相同。上级官长不能相同，至少日常和士兵接近的下级官长应当相同。可是这里却全不注意。第三，卫生方面，也太马虎了。厕所的管理，是军队中一件重要的事。本来，旧式军队，是向来不知道讲究卫生的。及新教育兴，方一知半解得注意到这方面来。厕所污秽，也知道打扫打扫了。可是这里的厕所，则仅仅在官长检查的时候，清理一下。官长不检查，就永远不打扫，把卫生之道，当成敷衍差事。士兵们好像以为这是替官长做事，而不是替自己做事。因此，弄得厕所污秽不堪，臭气冲天。一个人染了痢疾，全连全队的人都染痢疾。这些肮脏的厕所又和厨房紧邻着，大个儿的绿头蝇在厕所里吃完了大菜，就到厨房中的碗盏上食物上去大便。大家司空见惯，不以为怪。总之，毛病全在官长疏懒，不负责任；士兵缺乏教育，没有知识。
我们的营部住在街南的一家“穿行大店”里，与我同住一室的是本营的军医长邓鉴三。邓先生是一位老廪生，我在南苑时就认识。他专长的虽然是医学，然而汉学方面也极有根底。平时常见他涉猎经史子集，非常用功。他对朋友也忠诚恳切，算是我早年最敬爱的一位朋友。
一天，我问邓先生：“我看《彭公案》、《施公案》、《封神演义》等小说书，句句都懂；看《纲鉴》、《列国演义》，就囫囵吞枣，许多地方看不懂，这怎么办？”
“都是读得太少的缘故。”他说，“你要是熟念二三百篇古文，一定就可以有很大的进步了。”
因此我开始念《古文释义》，由邓先生随时为我讲解，随时自己偷空念，每篇念至能够背诵方肯罢手。这样的读了不到百余篇光景，觉得就有了不少的进步，普通的文章不用讲解，即能自己领悟。再来翻阅《纲鉴易知录》一类的书，情形就大大不同，以往看不懂的，这时很容易就懂了。
这时可说是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除了努力自修以外，营中的讲堂，督促得仍然很严厉。王化东协统每天亲自到堂，亲自点名，看着督着。因此谁用功，谁不用功，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人人为之振作，不敢荒废。教官都是由陆大毕业的。—其中最使我服膺的是段雨村先生和萧习之先生。课目有高等战术、兵棋、战时国际公法、率兵术、日俄战史、图上战术、应用战术等。各科讲授都非常热心，大家也极努力。从早到晚，很少有空暇的时间。下堂还要带题目回来做，隔几天一次测验。功课进行，分外加紧。如此者有三四年之多。以前我关于军事方面的知识，很是紊乱，而且也多是启蒙的，尚谈不到分门别类的专门方面的研究。经过这番讲堂上的系统的训练以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对于战时军事指挥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我都粗粗有了一点心得。因此我感到军队中教官的好坏，关系实在重大。如果得有好的教官，逐渐由浅入深地教导，无论知识如何低落的人，要不是自甘堕落，都可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那时我为三营后队队官。同我时相砥砺的，一是二营左队队官王石清，天津人，为人刻苦耐劳，好学不倦，处人对事都毕恭毕敬，把小事当大事做，把假事当真事做，最擅长的是拳法，在营中首屈一指。一位是右队队官郑金声，山东人，为人热诚浑厚，努力读书，什么苦都能吃。他当排长时，每月二十五两的饷银，他要分出一半去奉养老母，留下的一半，都被营中伙食等项扣光，往往在冬天还穿着又单薄又破旧的衣服，后来为张宗昌所害。一位是三营左队长邱岘章，济南人，短小精悍，写做俱佳，为人极有血性，真诚爽直。这三位和我同在王化东协统的督教之下，得益很多。我们也过从最密，相知最深。
新民府的驻军，这时除了我们第一混成协以外，尚有当地的巡防营。巡防营的统领，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他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说起来也颇有趣味。原来有一位和他同在梁山泊聚义的好汉，被他不动声色地出卖了。他拿了这位好汉的脑袋，便换成功这个巡防营第三营统领的官职。古话说“长袖善舞”，他有的是梁山泊上源源而来的资财，因此不但和徐总督拉得很好，就是王化东协统以及各标标统处，他也今日送礼，明日请客，千方百计地拉拢联络，甚至营长以上的官长，他也有的送他们几匹马，有的送他们几支盒子枪。—这盒子枪，那时是少见的贵重东西，带兵的人见了，无不食指大动的。人家一得到这些东西，嘴巴都被塞住，心肝也就交换了方向。就是这样子，他一帆风顺地飞黄腾达起来了。
可是当我们的队伍刚到新民府的时候，这位了不得的×××还刚被收服。他的住处在街的另一头。因为对他不能放心，我们奉了令，每天都要实弹放哨，防他变乱。市面上为此显得惊慌紧张，士兵们也个个存了警戒之心。有一次两个哨兵相遇，因为口令没有答上，就神经过敏，以为×××图谋不轨，两下里都开了枪，大打起来。打了一会儿，听到嚷：“排长打伤了！排长打伤了！”停了枪过去一看，方知道自己打了自己。
×××虽然被收服，而且已经据有高位，但东三省的匪氛仍旧甚炽。我们的队伍随即奉令分路清乡。我带着一连人开往小黑山—现在的黑山县—驻守到那里不上旬日，有一个百姓前来报告，说他家里遭了土匪抢劫，并说土匪现在什么什么地方，匪首名叫孙景山。我当即带队缉剿，把孙景山抓住，枪马也都搜了出来。其时报告的人尚在营里候着。我立刻回来审讯。
审案时，孙景山一开口就说：“你也不必审问我，你不过是个营副。我却当过把总，你凭什么来审问我？”
我说：“不论官大官小，你如今抢了人家，我就要拿住你审问。”
“难道抢人家也有罪不成？×××这么一个大土匪，一样在当着统领！”
这样一说，可把我怔住了。想了半天，我只好说：“不论你怎么会巧说，今天我先押起你来！”当下就退堂，令司务长朱金诚看守着他。不大会儿工夫，朱金诚来报告，说孙景山愿意送我三千块钱，希望我放了他，要不然，即使把他送到省城，也不过花三千块钱了事。我一听不由无名火起。“真可恶！”我心里想。从前我也听说过贿赂买动的事，但自己却未亲身经历过，不料如今竟买动到我身上来了。想了一会儿，我跑到军医生周锡三屋里，我问他：“犯了抢案，能不能处死？”我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法律知识甚差，阅历也不足，一时不敢决定如何处置。周军医说：“既然人赃俱获，怎么不可以处死？”从周锡三屋里出来，我即派人到县公署借来一把刀，把孙景山拉来，立地在营门口砍了，并把头也悬挂起来。这时百姓争着围看，营门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妄加揣测，说冯焕章是冯国璋的兄弟，又说我是带了先斩后奏的命令来的。
当天打了电报给管带和标统，报告拿获孙景山的事。标统范国璋接电，即约同一位军法官雷某马上赶到小黑山来。见了面，范标统夸奖我剿匪马到成功，随即就问我：“土匪在哪里？”叫人提来审问。我回说已经杀掉了。标统就吃一惊说：“你们的营长真冒失！如何就杀了呢？”我说：“杀的时候营长尚未来。”“那么是你杀的？”我答是的。标统听了就连声叹气：“唉！唉！”他欷歔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弄得我满腹疑云。我就问他说：
“到底怎么的？”
他说：“你不该把他杀掉。我已报告协统，协统已经转电徐总督。倘若他要提解，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我说，“我顶罪好了。”
“那就划算不来了。你原是有功的；如今不但弄成没功，而且反要负罪。”
“这么着，我先去见一见王化东协统好了。”
他说：“那也好。”
当晚我便乘火车到新民府去见王化东协统。到了营门口，就有许多人向我贺喜。见了王协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头一句就说：“刚才军帅来电，令将土匪就地正法，所获枪支马匹，留营自用，有功人员，赏洋五百，以资鼓励。”接着又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办他？”
我说：“已经办掉了。”
王协统精明干练，听我这么一说，就连声说：“杀是应当杀，但你应当请示之后再办，不该擅自做主。好在军帅的命令是如此，别做声了，别做声了，回头电报军帅，就说已经遵令正法好了。”
至此，一桩公案才算了结，我们那位标统也算放了心。
从小黑山回来，即奉令开往新民府东郊，盖造营房。这时接到了二十四标第一营剿匪失利的消息。这第一营营长是车震，一共四连人，分成四处，独立驻防：一连驻黑山子，一连驻黑屯，一连驻白土厂门，一连驻西里屯。驻黄山的一连，连长姓杜，外号叫小杜子。当连长的一经独立驻防，没了营长和旅长的约束，纪律立刻废驰，起居饮食没有定时，操练也不守时间。一天下午，一个百姓到小杜子连里报告，说小村子那儿有土匪，请队伍赶紧进剿。杜连长立地集合队伍，预备出发，有些目兵却已经早睡了。集合了大半天，才站了十几个弟兄出来，报过数，即令先行出发，由报告的那位百姓领路，免得土匪远窜了。等到第二次目兵集合好了出发，去已迟了十几分钟。不巧先走的一批走的是小路，后去的大队却是走了大路，因此又落下四五里。先走到的队伍，被土匪发觉了，一排子枪，就扫倒了好几个，目兵褚乐平连头也被砍去了，新枪带走，土匪都乘机脱逃。第二天一检点，枪械失落了好几支，人也伤亡了六七个。不想练了好多年的有名的新军，打了一次土匪，便弄得这样狼狈。大家脸面上都觉得不好看。这时营长车震正挂病号，他便同王化东协统商得同意，把队伍交给我，令我全权去进剿。
此时土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我只有沿途追索。我带去的骑兵，排长是张之江。一日走到一座山背面，接到探兵的报告，说土匪在前山。队官张炳贤便带领队伍向山上进击。这张炳贤是个有名的大胖子，挺着肚子，走起路来浑身直哆嗦。山路崎岖，他没走几步，就喘气，越喘心里越急，越急越喘，越喘越走不动。没办法，只好令两个士兵用枪杆托着他的屁股走。等到走了上去，探兵报告说：土匪已经跑了。大家后来就乱嚷，说张炳贤见了土匪就吓得走不动，一时成了大家说笑话的资料。其实张炳贤的确是因为太胖，所以走不动，并不是害怕土匪。他听了人家笑话他，懊恼得不得了，但是没法辩白。直到一九一三年，有一次在绥远打土匪，别人皆利用地物，唯独张炳贤挺胸站着，他说：“我这次非恢复过去的名誉不可。”从此以后，他的名誉才恢复过来。军队中最要紧的是一副强健的身体，身体不济，任你有遮天盖地的本领，显不出来，人家也不会原谅的。还有，就是山地战应当多多练习。若是只在平地演习作战，一旦上了山，就必致毫无办法。
探兵说土匪已经跑了，其实跑得不远，就在前面的山坳中。于是点派队伍，分把四路要口，一面派兵爬山越岭，予以包围。在东路把守路口的是一位骑兵营李连长。那时天气奇冷，到了夜间，兵们冷得受不住，就烧起火来取暖。土匪远远地看见火光，闯过来一排枪，打旁边又溜走了。所以士兵不能耐寒耐苦，十分危险。夜间生火，敌方见你，你不见他，无有不吃亏的。平素训练不注意夜战，也是一个大弊病。
土匪跑了，队伍又只得尾追过去，直进到朝阳县境，在一个山腰里—名叫博拉斤沟—方擒获了几个土匪，把头砍下，带回来，挂到原先士兵阵亡的地方，方才了事。队伍也随即开了回来。
朝阳地当辽热要冲，大部分都是蒙古王公居留之地。这些王公都是不折不扣的特权阶级，完全靠着剥削人民、奴隶人民来维持自己的优厚生活。在我回来的途中，走过一处王公最兴盛的地方，许多王公戴了红顶子（二、三品）跪在地上迎接。我才戴白帽证（五品），按职级说，我尚小一级。这时我不还礼不好，还礼也不好，临时慌了，只好把为首的王公扶起来。略谈一会儿，一位王公让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里，看见端茶的两个女子，上身仅穿着一件破褂子，外面套一件皮坎肩，下身一丝不挂地光赤着。朝阳是有名的寒冷地带，那时正下着大雪，两个姑娘衣服这样单薄，真叫人瞧着难过。我问侍候的人，这两个女子是什么人，回说是王公奴才的女儿。我问穿的这样，吃的如何？回说吃不饱。我说为什么如此虐待。回说这王公还算顶厚道的，多少人家的使女，不但忍饥挨冻，而且还要每天挨打，简直不当人看待。我就不由得向王公发问：“这两个姑娘假如是你自己的女儿，你难道也这样子对待她们吗？”说完了，由翻译翻给王公听。王公当然很不快意，但当时也没说什么。接着我就告别出来。一路上我不住地想，同是一样的人，王公是长袍马褂，大帽长靴，那样的威风；当婢女的，竟光赤着下身，冷得直打寒噤，生活比猪狗不如。这算个什么混账世界呢？
翌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我们又奉令到巨流河，举行秋操。参加的部队是一、二两混成协。在这次秋操的时候，我认识了朱子桥先生。朱先生那时在锦州任独立第一标标统，听说我们举行秋操，特意赶来参观的。他自己背着水壶饭袋。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坐在地上，盘着腿独自吃饭。那种俭朴勤苦的精神，我见了异常感动，不由得对他起了无限的敬仰之意。反过来看着我们自己的标统，行军桌、行军椅、行军床，吃起饭来，四大盘四小盘热腾腾地捧上来，享受极尽丰盛，一切应有尽有，完全是官僚的气派，哪有半点作战的准备？名字叫做新军，实际上和旧军又有什么分别？我以为军队中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有作战的准备。吃饭平素就应该当常练习吃冷的。士兵如此，官长亦须如此。士兵睡草，官长亦须睡草，士兵如何简便，官长亦须如何简便。万万不能官僚化。看看朱子桥先生的生活，再想到我们军队的情形，使我得到无限的启发。我后来治军队，在这些地方是严厉注重的。
这次秋操的表演，也很糟糕。一、二两混成协，骑兵和骑兵打起来，官长和官长冲突起来。因为统监部叫西军后退，以便第二天重行演习。可是东军却堵着后路，不许西军走。西军说：“这是参谋长的命令，怎么有意违犯？”东军官长说：“参谋长有什么稀罕？我也当过的！”于是两下秩序大乱，差一点儿不曾闹出事来。发给奖品的时候，统监部总参议王揖唐演讲，满口道地的合肥话，又好玩文，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官长们听懂的不过百分之十，士兵们听懂的不到百分之一。他是进士出身，一点不懂官长心理。不顾士兵的态度。他的这番话，不是对牛弹琴，简直是牛对人弹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