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正午，我们一行人到达了莫斯科。经过五六天困顿的火车生活，一下车，便觉得耳目一新。在车站上欢迎的人员很多，步兵、骑兵，都人强马壮、武器鲜明。苏联政府人员个个显得精明强干、富于朝气。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男女青年学生。他们约四五百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儿，都有一种英俊有为的样子。他们手里持着小旗，狂热地高呼着“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使我极是感动。他们贴的标语各式各样，诸如“欢迎国民军领袖”之类。在别国留学多学机械、学工程、学矿务、学医药等等，苏俄留学生则专学革命。这般有骨头有血性的知识青年，后来回国后，流血汗，拼性命，为国家，为民族而英勇地奋斗，有的已光荣地牺牲，有的方为国家的栋梁，那时我想到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即为之十分兴奋。照相的把我们团团围拢，重重层层，十分拥挤；也有拍摄活动影片的，拿着各种各样的机件，真是从未见过。随后有代表致欢迎词，我也略说了几句客气话，答谢他们。
在站上扰扰攘攘，足足闹了一个钟头，我们才走到街上。街道很宽阔，很平坦，很清洁，处处整齐活泼，井然有序。我们坐着汽车往苏联政府预备的欧罗巴旅馆去，汽车是篷子车，篷子并没放下来。我和徐季龙先生同坐一车，风驰电掣在平坦的街上急驰。走到半途，徐先生的帽子忽然被风吹掉，车走得太快，来不及停车拾取，满以为这顶帽子是失了，要买一顶新的了。孰知我们到了旅馆里，没过十分钟，警察就把那顶丢失的帽子送了来。这样优良的警政，很使我们羡慕。
欧罗巴旅馆是一座堂皇富丽的大厦。苏俄政府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饮食，招待得极是殷勤。我在张家口住的是土房，我一生也未住过这样好的大楼，心里老觉得不安，想自己找一家较小的旅馆去住，招待的人一定不肯。我想着国内正与军阀苦斗的朋友与同志，对着面前讲究的饭菜实在无法下咽。于是自己上街买些萝卜、大葱回来佐膳。招待者不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怕花钱，见而暗笑，一再申说这是他们政府预备的，不用我自己花钱。我说不是你说的意思，你不懂得我。再三纠缠，始允我办。
在旅馆住了几天，我便迁到查理村去住。苏联政府为了我参观与考察的方便，特派乌斯马诺夫先生为我的顾问。乌顾问曾任过加伦将军的参谋长，很有学问，谈吐也好。他本来学习文学，后来投到军队里当兵。那时还在帝俄时代，他在军队中宣传革命，不遗余力，长官屡次警告他，威吓他，但他不听，仍然坚决沉毅地干下去，曾多次入狱。以后入军官学校，继续深造，求得很高的学问。我们在查理同住，他每天给我讲一点钟的辩证法唯物论，每次总在郊外的树林下上课。这是我研究新兴哲学的开始。同时，我还请了一位绘画教师。那位先生很年轻，每日远远地坐二三十里地火车赶来给我上课，没到时间，即在屋外徘徊，到时再入我室。画得很好，但教得不甚得法。虽然如此，一方面因为他的诚恳教导，一方面我自己也用心学习，所以我对绘画，颇有些入门的心得。读书绘画之余，有时也到附近的一所玻璃厂里做工。我想在居俄期间，也能够自食其力，并能比较真正地和工农的生活打成一片。
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政府派了四位上校阶级的朋友为我名誉保护人。其中有一位，每日跟随着我在外面四处跑，实在太辛苦，另有一位大个儿，向我诉说他的苦处，我就送给他五十元。过了两天，此人即被撤换。打听之后，知道因为他受了我的钱，被人告发，捕去坐黑房子去了。此事使我心里非常不安。可见人家一面教育，一面更有考绩与赏罚之制。我搬到查理村乡间住后，四位名誉保护人亦同住一处。他们都穿着便衣，白天站在不让别人看见的地方，夜间爬在树上，蹲在屋顶上。有一夜他们捕获几个小偷，都是帝制时代的亲贵，有曾任宫中禁卫军者，昔时好吃懒做，养成了习惯，现时社会改变了，不能做工，只有偷窃度日。我觉得他们警戒的办法太好。我国站岗，老是站在门口，成“二鬼把门式”，进出行礼，实在失了此事的本意，可惜不能改革。
我在查理村住的屋子，原是一个汽车夫的私宅，完全是木头制造的，此时由国家收买了去。屋中雇用一女工，每天上工，她脱了外衣，裤腿卷到膝盖上，用一块破麻布擦地板，大规模地擦，浑身用力，把地板擦得洁净无尘。我问她何以如此卖力，回答说因为警察每星期要来检查一次，擦得不干净，将受处罚。我就笑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我国警察哪能管到这种事？因此，我想到规条、法律、章程等等，我国皆应有尽有，都不缺少的，所缺的就是这样认真地实行，就是缺少任劳任怨的人，切实地执行。若能事事负责，处处实行，则十年二十年之努力，亦必能使面目焕然一新。
居俄的时候，和苏联政府的主要人员差不多都见过几次面。第一个会见的是外交委员长齐趣林，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就到旅馆里来看我。随着我又和徐季龙先生去看他，相见寒暄一番，无非告诉我旅馆中派有人员招待，欢迎我参观各机关团体，多多指教一类的话。会谈之间，也曾谈到中国的问题。他对中国的情形，尤其回教的情况，相当地熟悉。
第三国际负责人也会面谈过一次，我现在已经忘记他的姓名。好像他曾被通缉，或者现在已经死去了。那次我们谈了三个钟头，对于欧洲近势和东方各民族革命的问题都谈得很详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有条理，态度异常地诚恳。虽然说到后来，他因谈话过多，不免显出疲乏的样子，但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谈下去。
苏联人民政府主席加列（里）宁是农民出身。我和季龙先生按照约会的时间去拜访他，看见他两目深陷，满面黄须，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西服，动作言语无一不是农民的风度。他那时已经五六十岁了，还很矍铄健康。他和我们详谈苏联革命的过程以及那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策。当他谈话的时候，先还好好地坐着，一会儿就在他坐的椅子上跪着一膝，一会儿走到桌子边，两手握着，有时两手托腮，撑在桌子上，有时不动地搓动着，往往一谈二三个钟头，完全是乡下老头儿谈家常的派头，深切活泼，随随便便，没有一点官架子。后来详谈苏俄建设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难，又问及我们关于五卅惨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们也一一详述一番。
他的办公屋子是在二层楼上。那天楼底下坐着很多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有。我看见如此热闹，觉得奇怪，下楼的时候，我问其中一位老农夫：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要见加列宁。”
“见他有什么事情？”
“我有一只耕牛病了，我要请加列宁替我想方法另外借给我一只牛。”
我又问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她回答道：
“我的孩子病了，现在虽然好了一点，但是病还没有脱体。我要请加列宁替我想点办法。”
我一连问了许多位，他们都以自己的困难，来求主席设法解决，这在我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是主席一一延见他们，也有派秘书等人员一一代为接见，他们所要求必都予以妥帖满意地处理与解决，我当时大受感动。我们的总统或国务总理哪能如此耐烦？他们时时摆着官僚的架子，他们视百姓如奴隶，百姓怕他们如虎狼。相互之间，永恒地保持着“治人”和“治于人”的关系，彼此隔膜，不相亲近。百姓只知道替他们纳粮服役，官吏则孜孜于搜刮与淫乐。
像加列宁似的和老百姓亲爱如家人，彼此生活打成一片，中国的人民哪里梦想得到呢？我以为我国官吏最须效法这种精神。
一天约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阿里克夫谈话，他住在帝俄时代皇帝住的旧皇城里。皇城门口和里边警卫森严。我们的车子到了门口，警卫者迎接着，先向里面打电话请示，后才放我们进去。这次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也是谈的苏联革命的情形。我把中国革命的现状说了一个大概。
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原是德国籍，在德国因革命失败，逃亡至俄。据说他是苏联的“中国通”，他对中国各方面问题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他也住在皇城里头。他的书室在楼上，书架上摆满中国书，室中陈列着许多中国的小摆设。第二天他请我和季龙先生吃饭，饭前他拿出他所珍藏的一只崭新的中国水烟袋（他用做一种摆设），要求我们吸一袋水烟给他看看。他也觉得中国水烟袋极有研究，世界各国都赶不上，言时甚表兴趣。他的谈锋甚健，对问题不厌反复详细地讨论。有一次到中山大学访晤他，季龙先生和他谈到斯大林在某次群众大会讲演，宣称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已很亲善，将更进一步的敦睦邦交云云。季龙先生把此事向他提出质问，两下起了激烈的辩论。季龙先生说，苏联既愿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上，携手奋斗，便不应在中国正当进行革命力谋打断日本帝国主义所加的锁链的时候，而与中国的敌人—日本讲什么亲善，说什么敦睦邦交。日本是东亚的强盗，苏俄为何要与强盗为友？拉狄克说，主义与政策不能混为一谈，政策与外交手段又有不同。他说主义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外交手腕又是一回事。季龙先生说，便是这样，你们也当给我们一个信儿。现在如此办理，我们国民党的三大政策怎样向人民交代？第一天他们辩论了两个钟头没有结果，第二天再见面，又辩论了两三个钟头，愈是辩论，愈是激烈，愈是不得解决。看样子他们真像要打起架来才能罢休。季龙先生心里不服，尤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我于此事极佩服季龙先生，真不愧为爱国家爱真理的有心人。
他对问题严肃认真的精神，真是少见的。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海陆空军的委员长。我访会他的时候，提出一些关于苏联军备的问题请教。他详谈我所询问题，说话有条有理。人们都见过他的相片，大脸大口，浓眉大眼，浑厚而有精神。他的服装和普通士兵一样，只领子上符号不同，算是全苏联最高军事领袖的特别符号。他的饮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样，日常生活，非常简朴，真正做到与士卒同甘苦的地步。后来他也问及关于我们国民军和军阀们苦斗的情形，与国内政治的一般形势。他说，中国是一个有伟大前途的国家，只要坚持主义，努力贯彻，没有不成功的。陆海空军委员会所即在大街上，门前看不见岗兵，岗兵站在门里，老立着正，不许稍息。这样的办法，和中国的情形正相反。我们衙门，站岗的都摆在外面，好像唯恐人家看不见一样。有的两个，有的四个，张作霖的岗兵老是六个、八个，格外显得耀武扬威。
苏联出版事业由国家经营，国家印刷出版的书籍，供应全国，日以万千计。这机关归他们的教育委员会管辖。教育委员长那时是卢那卡尔斯基。这人很有语言天才，会说几种回回话。当苏联刚刚推翻帝制、革命基础尚未巩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联合进军围攻，希图破坏其革命政权。在南俄土耳其斯坦地方，有股革命农民军兴起，也将发生战事。显然的，那时的红军无论怎样坚强，是不堪再加上这边一支敌军的压迫了。军事当局看着危局已迫，而又无法解脱这个难题。这时候卢那卡尔斯基自告奋勇，要求派他到那里去。他自信可以用理论去说服这顽强的敌人，取得兵不血刃的胜利。许多人都认为这太危险，恐怕他徒遭牺牲，他仍然坚持着去了。经过了多少困难，始得到达，一到敌人那边，果然便被逮捕起来。他见了敌军司令官说，我有几句话，等我说完，你再杀我。乃与之侃侃而谈，痛陈他们革命意义与价值和对于弱小民族的利益。那司令官初尚不听，不等他的话说完，便要杀掉他；终因敌军参谋长的缓颊，卢氏乃得尽陈他的理论。他说了足足四个钟头。那司令官心已动摇，便对他说：
“你如果能说服我们全体官兵，那我们就赞成你的意见，停止进兵的计划！”
全体官兵召集好了。他刚刚站上讲台的时候，群众对他感情极坏，詈骂叫嚣，秩序大乱，甚至有举起枪来做枪决他的样式的。但他讲了一点钟后，群众渐渐安静了；讲演完毕，全体官兵都倾心赞佩，异常坚决地举起手来，愿意与苏联革命政权携手共同奋斗。天大的一场风波就这样渐渐地平息了。
我有幸听他亲自畅谈这次事件的经过，心里感到无上的兴奋。
托洛斯基也曾会谈。那时他方在病愈之后，住的屋子很是讲究。他是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那时已经快五十岁，相貌奇伟谈吐也不俗气，处处显出坚毅果断的神气。我们谈了三个多钟头的话，都是关于革命方略一类问题。我对此类道理，那时毫不熟悉，为要藏拙，我不大开口，只听徐先生与之畅谈。我素来听说托氏是一个奢华风流的革命家。但我并不因此而歧视他。我以为圣贤是圣贤，英雄是英雄，不可并论。魏无知介绍陈平于汉高祖，高祖以其品行不端，欲拒之。魏曰：你需要的是英雄，不是圣贤。我若介绍伯夷、叔齐给你，于你何补？高祖乃悟。列宁当初信用托氏，恐亦此理。我想在生活习惯上，列宁一定和他弄不来。他住那么好的屋子，那样奢华地享用，茶碗点心拿出来，都与众不同。列宁在当时看得惯吗？但毕竟重用之，列宁真不愧为革命领袖。
那时斯大林住在黑海养病，不在莫斯科；仅只给我一信，说等他病好，再行约会。我很想和他见面谈谈，可是始终不曾见到他，引以为憾。
又见到列宁夫人，那时她为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又有列宁之妹，亦同时见面。列宁夫人庄重恳挚，说话不慌不忙。那次她赠我一部《列宁全集》（二十六册）和一座列宁雕像；那像看去如铜质的，不想掉在地上竟打碎了。列宁之妹亦赠我同样一份。
苏联是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上一切设施与制度，都是为平民着想。比如饮食，那时肉类、鸡、鱼和其他珍贵的食品，定价非常昂贵；生活必需食品，如面包、牛奶、白糖、食盐之类则大量出卖，价钱非常地低廉。在莫斯科生活，每人每月有十元的费用就可心很舒适地过日子。这在其他国家的都市里万万办不到。有两次，我们从街上买来面包，剖开来里面有半截烟卷。初时不懂什么缘故，觉得不卫生，拿去告诉警察。警察处罚了那家面包公司，此后即未再有此事。想来皆因做得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烟卷头弄了进去。这类面包公司，都是大规模地制作。这样，人工柴火等等皆较经济。若家家户户自制，则一万家人家，即需一万个炉灶，一万个人工，所费为如何？凡事都是集体化为佳，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衣服一项，也是如此。为平民预备的，已经制成的衣服，价目极贱。如果要穿考究的衣服，必须自己到成衣店里特制，价目可就卖得骇人了。
苏联行的是保护税制，为要限制私人过分地享乐，对于人口的奢侈品例征极苛之税。比如为私人享受的福特汽车，每辆要征九千元的税。为公共用的大汽车，则征很低的税，甚至不征税。
那时苏联政府还在禁酒，但俄国人民好酒成性，在礼拜日仍有很多人跑到野外树林里喝酒。他们对于音乐有特殊兴趣，在风和日丽的天气，坐在蓊郁苍翠的树林中，一面喝酒，一面奏乐唱歌，确也可以消除一礼拜来工作的疲劳。可是在街上时常发现倒卧地上的醉汉，三三五五所在都有；这就未免过于沉溺了。
苏联虽是一党专政，但对于非党员毫不歧视，对于党员亦毫不偏袒。党员和红军犯罪，反较非党员或普通人惩处更严，往往加倍治罪。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副委员长和总务处长两个人因购买黄金，有舞弊情事（若以为共产党中不会有贪污之事，那是错误的，但不同的是他们严究不贷，并不认为究办了就失党的面子）。这事若是普通人做的，至多不过处以无期徒刑，但因为他们身为官吏，又是党员，所以都执行枪决，并把他们的罪状公布于全国。这样公正严明，执法如山，人民怎不信服？反观那时我国政府，却上下欺骗，狼狈为奸。所谓“官官相护”，同僚们舞弊犯罪，彼此心照，挤挤眼就算完了事。主官亦“掩耳盗铃”装做不问不闻。虽有弹劾之例，但对于有权势的人则轻易不敢相加；即使偶提弹劾，也轻易不发生效力，甚至宁可修改条例，以将就袒护之。如此纪纲不振，法令无从执行，吏制鲜有不窳败者。
苏联政府官吏待遇，最高的每月不过二百三十元，最低的也有七八十元。完全本着大官不过多，小官不过少的原则。虽然还未完全平等，不分轩轾，但已经相当合理了。工人的待遇却特别优越。我住在欧罗巴旅馆的时候，和旅馆里的一个女工闲谈，我问她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每日多少钱的报酬。她告诉我说：
“我在这儿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得四十五元的报酬。我在这儿服务已有二十年了。在帝俄时代，每月仅有三四元的工资；革命以后，政府提高工人的待遇，便增到现在这个数目。在工人之中，我的报酬还算是最少的。这完全是法律给我们的保障，政府给我们的福利。”
“你原先仅有三四元的收入，怎能维持生活呢？”
“过去的苦况简直不堪回想了。家里父母子女，几个人完全依赖我的收入过活。那时候哪能说得上是生活，完全是在饥饿困苦中挣扎！”她停了一会儿，又很愉快地说，“现在我们好了，现在我们不但能够维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可以余下钱，闲暇时候还可以看看电影、跳跳舞！”
我访问其他工人，他们也都对现状表示满意。苏联政府如此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怎不热烈拥护呢？
那时莫斯科各方面都一天天向新的路上迈进。我参观了他们的许多机关和工厂，由一位会说中国话的女子做我向导。飞机制造厂和航空学校，设备极完全。我以为铁厂、钢厂、飞机厂，这些重工业都是立国的根基，少了一样，即如一个人少了一根骨头，即站不起来。我国要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还得大大努力。
苏联的步兵学校和机关枪教导团我也参观过。教导团团长是个英武壮健的军官，年纪很轻。他原是木匠出身，后来参加革命，以积功升为连长，毕业陆大后，便擢任该团团长。因为他不是少爷出身，所以深知士兵的艰苦。他的太太原先是一个缝工，此时入了文理学院肄业，年龄和她的丈夫相仿，为人活泼聪明，招待客人很殷勤周到。
我参观他们的兵棚的时候，正遇着他们在吃饭。我也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和他们同吃了一顿饭。他们吃的是一盆洋白菜汤，内有一大块牛肉，每人都可吃到三四两肉，很有营养。我想我国的士兵，在吃的方面未免太苦。别的方面尤可忍受，吃得太苦，即影响健康和精神。若能每人有两个鸡蛋，三、四两肉，就可以供应身体的需要了。只要能节省其他方面的消耗与浪费，这并不是难办的事。
饭后我和士兵谈话，他们都有相当的政治常识。他们对中国的情形很熟悉，知道吴佩孚是以英帝国主义做背景，张作霖不折不扣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每连都有一所红色列宁讲堂，这是专门对他们讲解主义和传布政治知识的所在。
参观他们的陆军大学，我发现学生的领章，有许多曾充任军长、师长和军医、军需。我问他们既已担任军队中的职务，为什么又来上学呢？他们说，他们多是工匠出身，作战经验是有的，军事知识却很欠缺，军佐们甚至连命令都弄不清楚。政府为要补救这个缺陷，特在陆大成立了一个特别班，把他们一批批地调来受训。我想我国很有采取这个办法的必要。我们军队里的官佐，多半出身贫家，连普通启蒙教育都没有受过，至于高深的军事知识，更是说不到了。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官佐士兵的教育虽然竭力地讲求，但成绩究竟有限，有时仍吃官佐程度太差的亏。我们政府也应采取这种办法，分批调训，提高全国现任官佐的程度，以弥补其缺点。
我也参观了他们的农业部。我如乡下佬儿进城一般，遇事一一细问，得了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知识。他们为了改进农业，特设农业教育馆，专门讲求种植的科学方法。他们本来行的是三期制：将一块地分作三丘，每年只种用一丘，轮流休息。他们很重视我国的农业技术，比如换种制，我国实行已久，如今他们已弃三期制，而效换种制（如年年在一块地方种西瓜，第二年即不长瓜）。馆中经常地召集农民听讲农业常识：如害虫、益虫、益鸟等等，亦都细说，以灌输科学知识。
又有农民招待所之设，是专为招待各地来游莫斯科的农民的。农民因诉讼或其他的事情来到莫斯科，都有住招待所的权利。所里的伙食取价很廉，在外边花一元钱吃的饭，在所里只需花两角钱。我曾在那里吃过两次饭，真当得起物美价廉四字。所中办得极完备，甚至做状纸代打官司的律师也有。为平民谋利益，即当如此无微不至。
莫斯科的博物馆很多，石像、油画、历史、革命等博物馆我都参观过。石像博物馆里，以石膏像为最多。有许多画像，皇帝、皇后、神父和帝俄时代的大将都有，技术都很高超，真是惟妙惟肖，和真人站在那儿一样。我问馆里的一位当事人，这么一张画现在能值多少钱。他说：
“这种画在帝俄时代能值一万卢布，甚至十万、八万，现在已经不值钱了。”于是他告诉我这些画只讲究技术，而内容毫无意义，他说：
“现在值钱的必须有技术，而更有意义。比如，曾有一幅描写帝俄时代农奴生活的画，画着三个六七岁的农奴的孩子，骨瘦如柴，拉着一辆装满柴草的大车。那种困苦吃力的样儿，活跳跳显现在纸上，把地主的暴虐不仁，深深反映了出来。皇帝觉得这张画有煽动革命的嫌疑，把那画家捕获入狱。但那张画却侥幸地被人保藏起来，一直没有毁坏。革命成功，这张画便成了最名贵的作品。现在能值三万卢布。”
据说那张画的技术，并不特别高明，可是因为立意好，又有这样一段历史，便博得大众的赞赏。由此知道绘画一道，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须能够表现时代与社会，方为不朽。
革命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关于革命的事迹，从帝俄时代起，所有关于革命的报纸、杂志、画报、泥土塑成的囚禁革命党人的特别监狱模型等等，都按照年代，一一陈列在那里。所有革命英烈，都塑成石膏像，受万众的瞻仰。列宁的生平事迹，也以实在物品表示出来，以至他被刺杀时刺客所用的手枪及枪膛里剩余的一粒子弹，都很有秩序地排列着。还有鲜花制的列宁像，数日即一换，一群群的男女学生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我想这些实在物品所表现的革命历史给予他们的知识教训及熏陶暗示，当比读许多革命历史要强胜几倍。馆中职员都由女子充任，个个态度和蔼、极有学问的样子。
红军博物馆那时正着手布置，还没有完成。但那已经布置好了的一部分，即足够人赞佩的了。每一次战役红军进击或退却的实况都绘成很生动的画图，张挂壁间。红军的枪支、服装以及伤兵在医院里的情形，也都以实物或模型陈列出来。这多么的具体活现的革命纪事，这是多么激发人们的革命情绪的博物馆。
博物馆之中，尚有一所民族博物馆，将全世界及全苏各民族服装用品及生活风俗等一一制成模型陈列出来，使参观者如读一本活的地理历史书，真是有趣。
克鲁泡特金图书馆是克氏生前的住宅改造而成。那条街在他死后改名克鲁泡特金街。一进门首先便看到克氏的宗派图。据图上说明他是帝俄皇室的正宗，也是贵族的一支。我看了这个宗派图，觉得一个人的意识固然是环境决定的，但个人也决不是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个人的意识大可以冲破环境的束缚，而向前进步。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学说，他那热烈的革命情绪，都不是贵族的守旧社会里所能生长出来的。
又看见过莫斯科水库，工程极伟大，供给莫斯科全城三四百万居民用水。汲水、滤水等等设备至为精妥。还有专门管垃圾废物的工厂，怎么提油，怎么化毁，都用机器。工厂听说也极伟大，可惜没有得暇去看。
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听戏，为苏联政府所邀请，一位兵工厂的管事者陪同去的。那管事者是个大个子，和鹿瑞伯相熟，因他到中国，鹿曾招待过他。那天演的是描写英人在宜昌枪杀中国人的故事。剧作者是一位曾经在中国住过的俄人。表演得很成熟，布景尤能逼真。一只大轮船的模型也巧妙地搬到舞台上。码头上有修脚的，有卖毛巾、卖耳扒者，他们后来都下台向观众兜售，很有意思，剧情极生动。帝国主义者驱使买办，买办驱使工头，工头压迫工人的种种情形，都赤裸裸揭露出来，摆到观众的面前，使每个观众的心里都燃烧起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怒火，而对被压迫的民族寄予深厚的同情。这出戏演完，还演了一出歌剧。歌词我虽然不懂，但声调颇为粗俗，动作也是乱行乱闹，我不大能够欣赏。那兵工厂的管事有一位太太，满嘴涂抹口红，耳上戴着很长的珠宝耳环。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笑道：“我不知道，最好你问她自己吧。”翻译名克拉夫，亦在旁大笑。恐怕是革命后他闹的什么皇室小姐之类。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客厅布置得很讲究，那椅子特别舒服。他告诉我，他把布置七八间客厅的钱集中起来，办了这一间客厅的家具。
工人有夏令会的组织，每年有两星期休假，每天吃五顿，成天打球，泅水，随意游散或阅读书报，此外无别项工作。著作家亦有夏令会的组织，都由政府款待，住在昔日王公的别墅内，图书齐备，招待周到，亦吃五顿。那天同参观的有于右任先生，我们对此事都不胜其欣羡之情。于先生说，在我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要打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管？不但不管，还要用种种方法威迫利诱之，否则逮捕枪杀之，使他们不能为真理正义说话。他们真正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工作绞尽脑汁，但是手中无武力、无枪械，无金钱，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于先生说的是实情话。直到今日，一般文人还都生活困难，带着一大群家小，拨到这里，搬到那里，收入微薄，需要的书报也办不齐全，哪里有心写出什么巨著来？
每逢星期假日，野外树林中最为活跃热闹，到处人们熙熙攘攘，音乐歌唱，如在天国乐园中相似。人民辛苦工作了一星期，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玩玩笑笑，以畅胸怀，于精神身体与工作效能，都是不可少的。
我在张家口时所聘的总顾问任江，为人诚恳坦白，后因干涉骑兵教导团分配马匹之事，辞职回国，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他为中将阶级，任训练总监之职，见我极亲热，处处予我们以帮忙。
我因左肋下感痛，想到医院看看，即被导入院。身体全部都经仔细检查，又照X光，检不出病之所在，以为是劳累过度，叫我多多休息。后来又以为系牙齿有病所致，故又入牙医医院检查，亦没查出什么病。在牙医院中，见其牙病模型种类之繁多，证明苏联人民牙齿不及中国人的远甚，恐怕是因为他们喜欢吃糖果之故。
我曾参加过几次集会。一天军委会副委员长杜恰哈尔夫斯基通知我，他们将开一航空委员会，约我去参加。那次到会的不满二十人，会议极有精神，极有秩序，大家有话即说，无半点拘束与乔假。真是着重内容，而不重仪式。其所行规例，与中山先生民权初步所示者略同。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还开过欢迎会。东方大学学生包括东方各民族，中国学生亦很多。致欢迎词者名片山潜，日本人，已五六十岁。他以英语讲了两三小时。会散之后，看看问问他们学生的生活。因为都是些落后民族的子弟，日常生活习惯各有不同。比如抽水马桶，许多学生不但不会用，连看也没看见过。有的教了多日，还是不会用。更有一位学生见水灌出，即大为一惊，吓得往外奔跑，几乎跌倒。差不多每一事，都需人指教。中山大学特送我与季龙先生“名誉学生”的头衔。自来只有名誉校董之类，名誉学生之称，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革命的办法。至今国内留俄同学会仍认我为会员之一，即因为我有此一段事之故。
中山大学学生常来看我，和我谈学生界党派情形，大约有共产党、准共产党、国民党等等；彼比亦有摩擦之事。那时二位谷先生谷正纲、谷正伦一亦在，我们曾谈过很长的时间。又曾看到我请熊斌先生送来留学的二军、三军的学生，都在基也辅习军事，很是用功。其中有一个学生因为看见当地男女之间没有拘检，他就误解了。一次，看见一位女子露出胸乳，他就上前伸手抚摸，被那女子打了两个巴掌。我听见人家说及此事，不禁地笑了。我以为这可以给他一个教训，人家男女解放并不是这样解放的。真是好笑！
又到列宁格勒参观军官学校。有专为高丽人、台湾人而设者，也有日本人；其中有从我国北平、保定去的。一次请我讲话，即由他们为翻译。他们把民族国家的界线都已忘记了，相处如一家人，十分亲热。听说现在他们多有回东北活动革命者。当初他们在苏联受教育、受训练，即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自己的民族。这回我也带了些学生来，其中有一蒙古学生，姓白，现已回蒙古任师长之职。
有一次逢节日，莫斯科举行阅兵典礼，亦约我参加。我亦被邀立于列宁台上，看他们操演。参加者男女都有，军乐洋洋，步伐整齐，纵横分列，变化种种，极是纯熟。他们一排排由台下经过，台上的人即问：“你们预备好了没有？”答曰：“预备好了！”“预备了什么？”答曰：“预备了什么什么。”又问：“为什么预备这些？”答曰：“为打倒帝国主义！”种种回答，都有意思。会场空气活泼而又严肃，使人深受感动。会散之后，又参观列宁墓。门内门外各有军士站岗，极其肃静。棺材是玻璃制的，可以看见列宁遗体。其尸经过防腐手续，故栩栩如生。那时政府有计划，拟改用石制，以垂永远，现在想已完成。后面城根有许多革命同志的墓，亦都讲究得很，听说来参观的每日以数千计。苏联真有宣传工夫，连一个尸骸也不放松，用作了宣传的工具。试思每日这许多人来参观，所收宣传的功效有多大？墓上，即皇城门楼上有钟，能打出《国际歌》的调子，听着极有意思。
走出列宁墓，许多人围拦着看我，四位保护人不肯，但无法阻止。他们说：“我们要看看中国国民军的领袖，为什么不可以？”四位保护者不能阻拦；若任其拥来，又觉得不妥当。乃把我引到一家旅馆的花园坐下，喝茶休息。群众要见我的，三三五五请进来，和我握手，谈长道短，都是些普通人民。他们极关心我们的时事，问我张作霖何时可以打倒，吴佩孚如何塌台等等，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我国革命的热忱。我在这花园中坐着，看见对面红场上许多牌坊，还有古庙形式的屋子。那儿供有耶稣像，亦置于玻璃罩中。有些人民前去礼拜，跪着与耶稣接吻。可是上面却大书标语，曰“宗教即是鸦片烟”。可见他们政府反对宗教，但并不压迫人民不信，完全听其自由，政府只是从旁劝导而已。
莫斯科公园极多，简直是一座挨着一座，其中有豆棚瓜架，有葡萄架，有树荫，有许多的椅子。椅子坐着都很舒适。南京陵园当初亦有如此办理的意思。但距城太远，能够享受的人毕竟太少，这个应当建在大街附近，要多种树，多设座位，始是为大众谋利益的办法。
我常到公园中去坐。常常看见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东走西走地讨钱。我们都觉得奇怪。以为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怎么还有乞丐？又朋友们出外时钢笔常常被人窃去，心里也觉得不痛快。其实那时苏联方在革命之后，社会上各方面尚未就绪，人们依其理想凭空猜度，认为苏联必是天堂，什么阴暗方面都不会存在，及看见实在情形，就不免失望。这只能怪他自己没思索。苏联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从旧社会演变来的。那些旧时代的皇室亲贵们，刚刚被打倒，他们享福惯了，懒怠成性，不愿意工作，或是没能力工作，不做乞丐盗贼，有什么路走？我想苏联埋头建设，无论哪一方面都在突飞猛进，蒸蒸日上；这些现象，在今日应当就看不见了。
在苏联常见苹果树，皆高达二三丈余，枝叶繁茂，累累的果子直搭到地上，十分可爱。那种苹果较我国北方各省及烟台产品为小，脆甜无比。苏联天气严寒，竟能产出这样美好的果木，真是难得。我国气候温和，土壤肥厚，而园艺不发达，想起来觉得可叹！
苏联街上那时最多的是马车。路是用四五寸厚的石头铺筑而成，马车走在上面，至为平稳。车夫都是黄胡须、凹眼睛、样子看去大致相同。骡车却少见，人力车绝对没有。我以为路必须用石铺筑，洋灰或土筑路，都不能耐久。车轮用木头亦太笨，亦须设法改良，这些都不是难事。
列宁格勒是帝俄的故都，也是工农革命的发祥地。我于七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到那儿，小住了六天。
由莫斯科到列宁格勒，铁路是一条直线，沿途并不绕道。经过繁华的城市，通过绿林错列的原野，火车由莫斯科笔直地开到人烟稠密的列宁格勒。不仅通列宁格勒的铁路毫不弯曲，列宁格勒的街道和河路也是笔直的。人定胜天，列城的建设可以作为证明。
二十一日十一时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便偕同来迎的海陆军将校去参观他们的海军。我把每一部分士兵，每一只军舰，都仔细地看过，潜水艇、鱼雷船，无敌舰也经过详细地观察。电气事业进步得真快，将来必有用电力指挥机器、驾驶飞机的一天。潜水舰上的炮不须人去装弹发出，只要人用手指把机关一点，弹药箱里的炮弹便自动地移入炮膛；再一点动，炮弹即自动发出。现在电力的应用，即已达此地步，将来精益求精，前途将不可思议！
掩护列宁格勒的海滨要塞炮台我也参观过。列城距芬兰很近。芬兰的逃兵往往循海道逃来列宁城。到了冬天，海水结冰，两岸之间坦如平地，交通更便。要塞的工程很是伟大，但装置的大炮也还都是帝俄时代的遗物。也许为要保持军事秘密，故意不让我们看到新设的炮位吧！
那儿巍峨雄伟的皇宫，此刻已成一般人民的游览之所。皇宫中一切规模陈设，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一如旧日光景。尼古拉第二的卧床，办公的桌子，吃饭、洗澡的屋子，大彼得的卧床、靴子以及饮酒用的斗（大如四十斤的大斗，恐得再用杯舀取），都摆在那里，任人观览。皇宫里面贵重的古董，俄皇日用的金制器具，都在古物保存所里保存着。我请保管人员把那些东西拿出来看了一看，金色灿烂，使人立刻想象到俄皇穷奢极华的生活。
帝制时代专为囚禁革命党人员而设的水牢，也和古迹保存着。那水牢防备严密，看形势，略如北平南海的瀛台。
列城也有几所博物馆，陈列的东西倒不算少，但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我在列城也是住在苏联政府预备的旅馆里。星期日的早晨，我看见四五百工人，聚集在大礼堂前的空场上，都带着枪支，从事军事训练。据说这是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人每逢星期日都要分别从事军训。
列宁格勒的工人休息所是一所王宫的别墅，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些正在休假期中的体力或精神劳动者都满面含着愉快的微笑。
从列宁格勒乘车到路加站，再从路加站换乘小火车，便到达苏联炮兵幕营地址。我在那儿会见了他们炮兵团团长和政治代表，而后又到炮兵射击场，参观他们的实弹打靶。靶场有几十里宽阔，场中已有几处破塌的地方，据说原来修筑得极平整。指挥官用电话及炮弹指挥射击，从很远的地方一按机关，表示敌人的所在，炮兵便按一定的速度发炮，过迟过快都打不着目标。他们完全是实弹演习，一天便可消耗许多炮弹，每次演习要连续几个月。这种设备完全的靶场，在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大规模的演习在我国也是从未见过的。我们的大炮是从外国买来，弹药也是从外国买来。本国既不能制造，炮兵便很难有实弹演习的机会，就是偶尔演习一二次，也不过打个五六发，就算了事。如此训练，射击的技术哪能准确优良呢？
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几日，便转回莫斯科。
这时张家口来了人，报告我们国民军同张、吴联军正在南口打得激烈，某方又无端地在大同截断国民军的后路。我听了他们的报告，坐卧不安。同俄国朋友谈了几次，商请他们接济些弹药，俾可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不久又接到国民军已从南口退却的消息。我接到这个痛心的消息，无论如何不能再在莫斯科住下去了。同时又知道国民革命军已从广东出发北伐，我便同许多朋友以及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商谈回国的事。经过几日的筹备，于八月十七日的晚间便上了火车，与留居三月的莫斯科告别了。
这回同到苏联的，除徐季龙先生而外，尚有刘骥、何其巩、张允荣、李兴中、任右民等，他们或随同我到处参观，有的入学校、入工厂从事学习。随从人员还有赵亦云、陈天秩二位，时刻在我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