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我的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对于故乡，我知道的虽然很多，但并不具体。我现在所记述的原籍的家世情况，都是小时候从我父亲口里听来、零碎蓄积起来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泥瓦匠，名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于巢县竹柯村。早年家里奇穷，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当裁缝糊口；四叔做一个佃农，替地主耕种着土地；父亲曾一度当过雇工，但后来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穷困中挣扎着，晚年生活益发穷困得可怜。一次，祖父病了，家里一文不名，买药的钱也无从筹措。父亲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巢湖去摸鱼，卖得了钱，再买药回家给祖父吃。去摸鱼的时候，往往怀里揣着一袋“锅巴”，预备饿了好掏出来吃；若遇到家里连“锅巴”也没有，空着肚子在外头待一天，是经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来愈重，转眼到了严冬。这时巢湖边上结了冰，摸鱼事实上是不可能了。父亲在无可奈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凿一个大窟窿，边上放一盏油灯，引诱鱼往上跳，等到跳上来，他就很快地捡起来。
一天晚上，风刮得很大，雪花纷纷地飞舞着，父亲如平常一样，照例拿着灯，蹲到巢湖里去捉鱼。祖母在家里照料着躺在铺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边却在挂念着巢湖里衣服单薄的父亲。家庭的生计日益艰难，思前想后，处处都是触人忧伤的资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渐渐入睡的时候，祖母就轻轻地走到门口，对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亲披着满身雪花回来，她老人家才能安心。
父亲日夜焦虑劳碌，也渐渐地病了。虽然病着，然而摸鱼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丢弃。
生活的穷困还不算数，偏又遇着洪杨革命。全家因急于逃难，一生辛劳的祖父就在这时候丧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不消说，死者的死与生者的生，一样都是无关重要的。
因为长期在穷困中挣扎，长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并且年纪老迈的人，身体精神本就十分衰颓，姑叔年纪又幼小，人事未更，处处增加了父亲的拖累与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家人离乡背井去逃难，的确难为了我的父亲。我记得父亲谈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往往突然地泪如泉涌。我写到这里，停笔凝思，当时我父亲谈话时悲哀的神色，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祖母不堪长途跋涉之劳，不得已由父亲背负着；小姑小叔跟在后头，蹒跚地走着。时间久了，姑叔也渐渐地走不动，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这种时候，祖母只得从父亲身上下来，另外又由父亲找到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将小姑小叔装在两头，挑起来赶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后头，踉跄地随行。走了不远，就是一条从巢湖分来的河流横断着去路。原来这里本有专渡往来行人的船只，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却连船的影儿也不见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来，特别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跳下水去，试探一下，幸亏河水尚不甚深。于是父亲用一只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过河来。正预备继续向前走，忽然对岸又跑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神色惊慌，看光景也是刚逃出来的。她们看见河里没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于是更加慌张。这时后面乱兵的扰嚷声已经隐约可闻。她们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过，自己却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声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亲回去，将她们俩渡过来，一同行走。
当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个破庙里住下。父亲因为年纪轻，觉得和两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块，不大方便，于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这种乱不忘礼的举措，充分地表现出父亲的严正和古板的个性。日后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这类事情的感化和影响亦不小。第二天，刚动身要走，两个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留她们做儿媳妇。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年龄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故，长此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了局，何况离乱之中，自己的家属又向哪里去寻找？倒不如就此结合为一家人的好。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在祖母实在是初不及料，当时就毫不迟疑地婉言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却已拿稳主意，一再恳求，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祖母不得已又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向来正直不苟，何况这事颇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当然更加不肯容纳。等祖母的话说完，父亲就郑重而且坚决地说：“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事情也真凑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两位姑娘的父母，当时就把两位姑娘交给她们的父母领走。这两位姑娘同她们的父母团圆了，欢喜自不用说。父亲同祖母少了一层累赘，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愉快。
这里以后，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住了一个颇长的时期。这期间，历经了许多艰难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无着落。经过了若干转折之后，父亲才投到一家张姓家做佣工。这是父亲正式充当佣工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投军的始点。
张家是个地主，家里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支持门第，因此在父亲未来以前，已经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在家，替小主人教些石头弓箭刀枪一类的课程。两位少爷却和一般的阔少没有两样，一切纨袴子弟的习气无不应有尽有。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离不了鸡鸭鱼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声，哼哼大半天没有动静。
父亲生性勇武，酷好武艺，看见小主人放着这样好的教师在家，不知努力上进，心里着实惋惜，于是不时在那教师跟前讨教几套，空闲的时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独自苦学潜修。教师看见父亲穷苦而有志气，功夫也很有根底，心里喜欢，加倍尽心指教。这样练习了一个时期，父亲的技术已经大有可观。
考期到了。父亲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应考。不知由于怎样的一个机缘，父亲也得到入场应试的幸运。进了试场，两个阔少连射了三箭，一箭也没有射中，石子不消说也没有举起来。下来了，臊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名落孙山。平素娇生惯养，一点苦功也没有下过，临事自必当场出丑，给爹妈丢脸，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亲与试的结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举得合格，居然入学了。这在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的。久经折磨的父亲，这时才觉得稍稍吐了一口郁闷之气。
父亲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过一次很大的窘困，说起来也很有趣味。原来父亲佣工的期间，祖母已返故乡竹柯村。故乡虽然并没有可留恋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较外乡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艰难，再三考虑，祖母才离开父亲回乡。为了分在两下，日子更好过一点。父亲入学之后，送报子的星夜到竹柯村报喜。在清代科举盛行的时候，有人专门靠着报喜为生，每逢榜张出之后，这般人瞅着榜上的一个名字，看清籍贯，即疾驱地拼命跑向目的地。跑得快了，可以得头报，多赚些赏钱；若是慢了，成了二报三报，就不值钱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讯，谁都乐意掏些赏钱，表示自己的快慰。但是这次报父亲喜讯的报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报子到家的时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裤腿，正在田里插稻秧，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时她的儿子会考取功名。送报的查问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从田里找回来。祖母到了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看见她来了，一拥围上来，乱嚷着贺喜。大家都说她从此苦尽甘来，吉利话说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语说，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艰难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维贺喜，吉利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神经，使她听了伤心。在一片笑语欢腾声中，祖母忽然呜咽起来了。家庭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每天两餐饭都发生问题，拿什么招待报喜的呢？一样的喜讯，到了穷人家，就变成了无法应付的难题！后来多亏冯文焕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隐衷，赶快地跑到家里，兜了一些鸡子和几斤米过来替祖母发赏给那报子。可是报喜的却大大地不高兴，经邻里多方劝解，才勉强打发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围。
考取武庠，虽然算不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亲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实含有严重的时代意义，决不是偶然的。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不住帝国主义炮舰的轰击，终于被迫着大开门户。于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洪流一涌而入，中国旧有的经济政治的壁垒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满清的封建统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新时代的开始，其征象就是普遍的农村骚乱与新的政治斗争的酝酿和发展。一八五○年洪杨革命的爆发，明显地，即是那外来的与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革命运动。经过这次浪潮的泛滥以及战争的延长与扩大，那些和土地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农民，至此也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外地。太平军在广西起义，不久即连续占领赣、皖、苏、浙等省；满清军队与之转战于长江流域，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这一期间，东南各省农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军，有的应募而为淮军湘军以及其他满清军队。总之，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一次时代的变动，固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动。不过这些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并不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父亲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痒，开始从军，很明显的正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洪杨之役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残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剩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地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问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洋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