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后来连年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以为在那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满，就可笑得很了。试问国家法令，几曾叫军队骚扰百姓来着？可见那是中国百姓的可怜。军队能守个本分，他们就看成稀奇不得了的事了。还有一层，我要赘说：就是军队驻在一地，平时当有战时的办法，每时每刻都须有开拔的准备和作战的准备，平时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说打就打，一点不用周章费事。若不然，遇有变动，种种麻烦都蝟集蜂拥而来，那时一手提灯，一手提篮，跑来跑去，拿东动西，一点头绪没有。则不但使人家看着笑掉牙齿，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误了。
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纵横，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长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泽之地，张敬尧乃和当地土劣勾结，将沼泽中冲积的土地圈起来，使水不能入，从事放垦种植，致湖中容水量大减。黄河怕决口，长江则无决口之虞，即因为长江赖有许多大湖小湖为其水囊。张敬尧放垦的结果，即不啻把长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发时，无法流泻。十八年、二十年长江连发大水，张敬尧辈实应负相当责任。这是我实地观察后的感想，并非空谈。
这次到津市，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杀。听说王和卿两人意见不合，感情恶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亚到什么地方去，卿衡伏兵于路杀之。中国人最爱对自己人闹意见，结仇恨，实在说来，都不过为一些极小的事。比如拜看他，他没有回拜；请他吃饭，他没有列席，或者有人从中挑拨几句，就马上怀恨在心，而不肯向大处远处看看。因此睚眦之怨必报，民族国家的大仇大恨反倒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后来常用一句话劝勉国人，我说：“自己怎么不好，也比我们的民族敌人好些。若人人有此觉悟，真正地做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还怕中国民族不能富强吗？”
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于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我们在津市住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此时又接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汜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在路上遇着军舰来接，我即乘军舰先到。队伍随后亦到，暂停鲇鱼套。
武汉一带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军署会见王占元。王像个乡下土佬儿，见面也没说个长短，他就问我道：“焕章先生，你的队伍现在打算开到哪里去呢？”
那一种不负责任的神气，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给我的求援电报，请他看，他接到手里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
“噢，噢！那么就住在谌家矶造纸厂吧。”
王督军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顺便写他几件事在这里，以见一斑。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二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拖，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他卖给汉阳兵工厂，都照六河沟煤价，每吨二十二元，又在武汉大铸铜元，以军用车运往顺德、保定等地出卖，大发其财。人家骂他，这样做法，到底算是商人，还算是国家封疆大吏？他也满不在乎。他为何如此蔑视自己，就因为不读书，没知识的缘故。这等人卑鄙如乡愚，贪婪如豺狼，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唯利是图、无事不干了。
谌家矶造纸厂狭隘卑湿，房屋不够住的，我们全旅一万多人开了去，大半都搭帐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滠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驻，也是搭帐篷。那时大水之后，天气溽热，住的地方如猪圈，如蒸笼，官兵们因此致病的极多，到后竟死亡三四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为官兵们祛病的办法，仍是努力野外演习和学科的训练，不使他们精神体力稍有弛懈。
我们部队在常德时，即全体戴用草帽，帽由新郑办来，价钱很便宜，夏天时候尤感合宜。因为普通军帽只一层薄布，紧紧地箍在头上，前面一块黑色漆布的遮沿，更易传热，在炎阳中一晒，简直闷热难当。第八师的官兵于夏天由陕西开往甘肃，一营人中害火眼病的达二百余人，皆是戴那种军帽晒出来的。我们此次由常德到汉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时再加上一个油布罩，天晴时将油布罩除去。到了汉口，人们没见过觉得奇特，就呼为“草帽儿兵”。驻谌家矶期间，每日往来武汉、滠口一带，买东西，办公事，每与人民接触，兵们都很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街上人来人去熙熙攘攘，若碰着，踹着，兵们无不让着百姓。铺子中有人泼水，不小心泼在兵们身上，那人骇得脸上改容，以为一定闯了大祸了，而兵们反倒安慰他，说：“不要紧，这不怪你。”那时王占元的队伍一向强横凶恶，人民没见过这样客气有礼的兵，都稀罕得不得了，因此对草帽儿兵发生了极好的感情。
造纸厂的规模很大，造纸的全部手续，都是以机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机器，搅浆、成纸、烘干、打捆等等程序，倏忽间即告完成，所以一头放入原料，一头即出一捆捆整齐良美的纸张。用人三五十个，即抵得万人之手。较旧式手工业办法完美迅捷多了。我参观的时候，向导者告诉我三件事：一、造纸原料，也都用的舶来品；二、财政部已将此厂秘密抵押给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万，第二次交二百万；三、厂中人员都由财政部荐来，对于纸厂的经营完全是门外汉，只知做官弄钱而已。向导者的话不是道听途说。那时中国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形办理！真使人听着气愤得发昏。我还常常想，中国的社会若要进步，必定得一切生产机械化、电力化，除非万无办法，不必再提倡什么手工业。我要写许多通俗的书，说明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道理，宣传科学万能的种种事实，以破除社会上一般泥古守旧的思想和观念。其实，这些固然重要，但还有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军阀统治，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完成，什么问题都说不上。拿这个造纸厂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机器生产比手工业好吗？难道不知道科学比所谓国粹高明吗？然而，他们不但不能将机器大事提倡，普遍应用，连这一所新式造纸厂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经营，使之日益发展。不但这一所纸厂不能有好的经营与发展，甚至为了罗掘搜刮，连这仅有的新式工业也要拿去向外国人抵押出卖。军阀官僚的统治不打倒，从哪里去谈改革生产，发达经济呢？
我也参观了汉阳铁厂，那里的情形是同样地叫人难过。铁厂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但办理得极糟，里面到处是破烂，颠颠倒倒，无人过问的样子。并且听人告诉我，这个铁厂因资本缺乏，欧战时已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日本二十五年。后来我到莫斯科去，看见西比利亚道的铁轨多是汉阳铁厂所造。我想一定有人会诧异，为什么自己厂造的铁轨国内看不见，在外国反倒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张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国若要抵御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办枪炮，非有铁有钢不可；要有铁有钢，又非有矿不可。因此努力办矿，办铁厂与炼钢厂，才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成绩出来。今日谈及张之洞，人都要谈他为老腐败。其实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学，真正能实做实干的，至今还要数到他。民国以来的当权握政者，对此等根本大事反倒无人注意了，自己不开煤矿铁矿，不办铁厂钢厂，军用一切，都要仰赖外国。试问谁有资格笑得张之洞先生？一个人要能站立起来，非有骨骼不可，同样的，一个国家要能挺立于世界，亦非有钢有铁不可。道理再浅显也没有了，用不着那些想得高说得远的文章。总而言之，我们必得自己炼钢制铁！
那时粤汉铁路局长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约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极了，屋中装饰陈设都是洋派，地毯、沙发等等无不极尽奢华。我坐谈着，心里总觉着不舒服。那时粤汉路尚未通车，局长先生却摆起这个架子来。他若想想造铁路的款子是从外国借来的，不知他心里难过否。若用这些摆阔的钱去修铁路，至少可多修数十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里冰着，至今还不能忘记。二十五年我从庐山循浙赣路到杭州，看见浙赣路的情形就进步多了。每个车站不过三五间简单的小房，用一二个工役。站长睡行军床，从早到晚勤勤恳恳，无事不干。路务办得极好，路轨修得极好，路员多勤劳朴实，很有一番新精神。又有芜湖对江裕溪口的一条运煤的淮南铁路，也是简便适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来，中国有些地方的确进步很快。但许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脱老爷少爷的办法，处处学阔、学洋派。不知外国人在中国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我们如何能比？人家的国势多么强盛，社会多么富裕，我们如何能比？人家国家出什么？钢铁、大炮、飞机。在我们国里出什么？不过大米、黄豆而已，又怎么能比？“吃饭穿衣量家当”，应该各方面较量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两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时所稔知的朋友。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拼，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日在苦痛之中。北方大佬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稍能振作上进的将领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因把我多年的积悃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徐、钮两位先生都很以为然。在一起盘旋多日，又请二位看我们部队的操练。后来我派我的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十三年打倒曹、吴之后，我首先即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
此时吴荫卿先生也来看我。他为九江镇守使，江西军务帮办。和地方上处得极好，百姓都爱戴他。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大都是这样来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热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他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还甚密。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随后他又讲话，题目是“排孬种会”，谈的是他自己带兵时，维持军风纪的一个办法，极有意思。他说他民国元年当旅长时，从汉口撤回，驻兵郾城，因为战争之后，纪律不免废弛，官长头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掳之事。那时他因公未能和部队住在一起，对于部队中新生的恶劣现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车站遇见两个头目，向他辞职回家。问他们什么缘故，那两个头目说：
“旅长，您不知道，咱们队伍里出了孬种了。头目也有抢人家的，官长也有抢人家的，这样的无法无天，将来还会有好结果吗？”
他把事实查问明白，气得发昏，立时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成立了一个“排孬种会”，以连为单位，设分会，由着大家报告事实，尽量检举孬种，结果检举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车运走。自此纪律大大整饬，再无为非作歹的事发生了。最后，他说：
“官兵中有孬种，比如劣马一样，劣马不除，好马不能安在。我们要养有益的好马，即非排除劣马不可；同样的要队伍军纪良好，也非排除孬种不可。”
这番讲话，既有好教训又说得妙趣横生，给我们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记得。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是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儿，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位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都不知道。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的，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得一团糟，而且随意抵卖给外国人。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却又为力量所限，无法站立发展，宛如路边野草，只在一种自生自长的情形下听其消灭了。
我在常德时，汇赠罗感恩大夫之子为学费的八千元，罗公子拒而不受，把钱又从美国汇回，前面已经说过。我拿这钱，无法可想，此时特建一座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建筑均用木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移，如儿童积木一般。木屋有十余间，可容四五百人。落成开幕之日，教会中朋友来参加典礼者很多，如汉口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有很好的讲演。自此我们军队驻在哪儿，房子就搬到哪儿。军中讲话、讲课、开会、做礼拜，均用此屋。
这时候，曹锟和段芝泉在直隶扮演那幕武剧—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初，曹令吴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贵率队自涿州向南抵拒，两方接触，左起天津，右至紫荆关，皆是战线。段芝贵所统的是新成立的西北军及边防军，完全新兵新器械，其军械即用西原借款办的，军中自顾问以至军需军医亦皆用的日本人。这明是皖系打仗，实际显然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提线的傀儡戏。战事起后，自涿州至定兴一线最为激烈。直军器械窳败，处境甚苦，但士气极盛，很能鏖战。皖军处于优裕之境，恃着有日本为后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老带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乐。到高碑店时，直军一个冲锋直打到车站，段芝贵还在车上搂着妓女打牌，竟被直军活捉而去，俘获妓女达四五十名之多。在廊坊，皖军尚有两整旅未及编队的炮队，亦被悉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惨败，绝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而同情直军。全国民气亦是盼望着皖军败，直军胜。实在的，民意之所向，即胜败之所系。这道理一点都不玄奥。因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入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民国十三年坍台方罢。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我们部队驻在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得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信阳，住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在信阳，又令李炘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得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此时信阳道尹及县长都姓杨，他们出门时坐着绿呢大轿，打着官伞，完全满清的官派。民众被赵倜他们压迫得如同死灰，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的气象，有几处大宅，封建气味更为浓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宽的宅子，叫着袁家大楼。堂皇富丽，巍立于小小的街道上，极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层层楼房恍如宫殿。花园里的牡丹花之类，到冬天用火烘暖，在朔风大雪的时候，还能凌寒开放。可是主人长年躲在租界里，并不来住。往来的军队随时占据着，门窗户扇都被折毁，糟蹋得不成样子。袁乃宽为袁世凯的军需，管过数十师的军饷，又做过财政次长，想着他刮过多少人民的脂膏，到处浪费，究是什么心思！
我们军队领不着饷，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自皖系兵败失势，直派军阀取而代之，即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仍是走的皖系的旧路，但手段更厉害，意气更骄横了。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师），招新兵，办军械，国家财政罗掘净尽。那时的所谓中央，事实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总统徐世昌，一光杆儿的傀儡，什么家也不能当。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亲信，但此时已投降直系，倒过来与段作对了。他满处搜刮，尽力供给直派军阀扩张势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军而外，各省军队管各省给养，凡所谓中央直辖的军队，中央已经一概不管，听他自生自灭。时驻保定及河间一带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中央只说要严办官长，而不知实以官兵无饭吃，逼到如此地步。自民国九年六月到十三年冬间，真是黑暗时代中的最黑暗时代，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吴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们几个月领不到饷，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军赵倜商量，赵督军自然也不过问。处此艰难窘困之境，我实在再无办法可想。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那天晚间经过信阳的火车中，有铁路收入的三十万元解送北京。我想，好了，中央既然不管我们，我们难道眼睁睁地饿死？反正是国家的钱，与其给他们吃得脑满肠肥，何不截些下来为我们官兵填填饿瘪的肚子。因于当日打一电报给中央，我说国家军队自当严守纪律，但中央已不把我们当国家军队看待，我们将尽为饿殍，无法枵腹等死矣云云。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了。大总统没有回电，但路款毕竟截下十万。然后，我决定到保定去见曹仲三。
此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凡事曹都是听吴的。中央被所谓保派、洛派团团保卫。—曹是保定人，吴驻洛阳—吴佩孚恃着直皖战争之功，意气骄盈，咄咄逼人。这，处处都表现出来。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锟请我们在巡阅使署吃饭。在席的有何春甫（何丰林）、王承斌、吴佩孚、孙岳、曹四、曹七等。何丰林原为前江苏督军李纯的参谋长，李纯新近死去，齐燮元继为苏督，何即为齐之代表。关于李纯的死，因其过于突然，当时有种种传说。一说李是自杀，原因不明。一说李有一四姨太太与马弁有奸，李平时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门不开，叱令开门，那马弁无可躲藏，情急之下，即开门将李打死。一说齐燮元急于要得苏督之位，特设计以毒药杀之。这类说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断孰是孰非。这次我们在席上正吃着饭，吴佩孚就声色俱厉地问何丰林道：
“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答道：“也不大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追问道：“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说：“不知道。”
吴佩孚即沉下脸，瞪出两颗眼珠，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直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其事！”
何丰林红着脸说：“那不行，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重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何丰林弄得无法下台，神色异常狼狈。曹仲三看见这情形，连忙解围道：“吃菜！吃菜！”一席饭终于不欢而散。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时吴佩孚骄横自恃、目中无人的情形。李纯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么凭据一口咬定是齐燮元所杀？又有何凭据一口咬定何丰林预谋此事？更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地挟逼人家，不顾人家难堪？其骄横放恣若此！
此时曹仲三正忙着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筑花园（后改为公园），楼台亭榭，栽花植树，他每天带着工，悠闲自得。但一方面李星阁的第十一师，仍在天天闹着兵变，在民间抢掠，抢后逃散。一方面有许多中央直辖的部队都在饿着饭，岌岌不可终日。我想，他难道在睡着觉吗，怎么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呢？
在保定数日，交涉饷项的事毫无结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谒见徐总统，挂了号，传早晨四点钟见面，我打着灯到总统府，他已在那儿。徐虽在政府中做着泥胎，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见客“早朝宴罢”的意思是真有的，我两次见他，都是如此。我们谈了几句，就提到军队无饷事上来。我说：
“现在国家行的恐怕是兵变政策。这个政策是真的快成功了。
但百姓可也不能活了！”徐总统听了愕然，问我什么意思。我说：“许多军队，中央都不发饷，饿得无法维持，只有兵变。兵一变，中央即可将这部队一笔勾掉，这些军队就都可以消灭了。将领们想，总统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是他们被杀处罪之日。百姓门也想，总统的政策达到之时，即是他们妻离子散破家荡产之时。总统今日是坐在一大堆干柴上面，洋油也倒好了，只要一点燃，就是满天大火，那时大家都同归于尽！”
他听了很动容，沉吟了半晌，才说：“竟是这样的情形吗？……”我说：“实际比这还厉害。总统不知道，简直是在油锅里呢！”他深长地叹息道：“我在北京住惯了。倒不大感觉这样的危险似的。”我说：“恐怕是总统没有看见军队的缘故吧！”谈话就是这样情形，徐总统装呆装傻，滑头滑脑，任我怎么说，他也不生气。对于饷项的事，始终不说一句确切解决的话。
我又去找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靳云鹏，他在他家里会见我。我先被差人引到一个客厅里，满屋摆的都是古董。停一会儿，又引我到第二客厅，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满目。后来又到第三个客厅，仍是数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里有多少客厅，更不知他搜罗了多少古董。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风，说你们若求我弄官，快给我多多送古董来。不然，哪来的这许多破铜烂铁？我想，这个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国负军政重任的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看他成天玩着这些，心里究竟想些什么？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来了，眼斜嘴歪的样儿很是猥琐。我谈了几句，即说要饷的话，他却装着没有听见，笑着说道：
“我打算明天请你吃饭。”我说：“总理，我们弟兄都没有饭吃了呢！”他说：“是呀！我们找个清静的小馆儿，大家叙一叙。”
这样地支吾着，使我什么话也是白说。他为什么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说，你去找保定洛阳交涉吧。
从靳云鹏公馆出来，特去拜访了萨镇冰先生。萨时为海军部长。我在常德时，萨即致电中山先生，说我对时局态度如何，我的军队又如何好，若赵恒惕等攻湘，万不可犯冯旅长云云。我和萨先生素不相识，蒙他如此知遇，甚觉可感。所以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谢意。萨那时刚从海军部回家，穿着军服，神采奕奕，态度可亲。谈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谦虚，说那是他分内的事，他应当做的。
第二天靳云鹏果然在一家饭馆请客。但他自己回避不到，找了个代表，那代表就是后来做财政总长的潘复。到席的二十多人，就叫来二十多个妓女。那些妓女一进门粥粥地拥上潘复跟前，有的扭住他的耳朵，有的“吧嗒！吧嗒！”连着打他耳光。潘复哈哈地笑着，一手抱住一个，妓女即躺在他的怀里，揪他胡须，叫他喊妈，他即喊妈，叫他喊娘，他即喊娘。我看着：“真是什么王八蛋的玩意儿！”招呼也不打，我就起身走了。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无怪乎徐总统说住惯了，即不觉得危险。真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了。
在北京数日，毫无头绪，可是我虽没领着饷，那时为旅长的张宗昌却把饷领到了手。我听说后，心里很纳闷，便向我的副官长宋良仲说：
“张宗昌就领了饷，我们六、七、八，三个月的饷，怎么一文也领不着呢？这其中必有什么缘故。”
宋说：“人家领着饷，是这样的，具十万元的领票，实际只领四万，咱们要全数领，所以一文也领不出来了。”
“十万元领票，只领四万，那六万做什么呢？”
“那就算做敬仪了。”
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总不能等着饿死。你去一趟吧，咱们也那么办。”
宋去了一整天，回来非常高兴，说：“有门路。”说可具十万领字，实领七万，扣三万。但到晚间去具领时，忽然又变了卦。因为听说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发，回说：
“你们领下了饷，回头你旅长打一个通电，宣布我们如何如何，那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一批革命狗，说咬就都咬起来了！”于是这几成的饷，又成为泡影。一天，一位朋友在东兴楼请客，我坐洋车去，张宗昌是坐汽车去的。散席之后，张宗昌坚要拉我坐他的汽车。我坐在汽车里心想，他是旅长，我也是旅长，为什么他能领着饷，又能坐汽车呢？走了一会儿，张又拉我同到西华门韩千古那儿去坐，我推辞不了，只得去了。韩千古那时是京津一带赫赫闻名的人物，曾为冯国璋做谋士，现又为张宗昌的谋士。他教张宗昌贩卖烟土，替张宗昌出种种歪主意，张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贤费”。我想这种无耻政客，比军阀还该杀。军阀想作恶，智尚有所不逮，经过无耻政客一教唆，什么祸国殃民的事也干出来了。
过了几天，无意中又遇着张宗昌。那天张低着脑袋无精打采，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再不要谈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饷款都输光了！”“怎么输那么多呢？”“只许人家赢，我只能打背牌，怎么不输光呢？”“你为什么只能打背牌呢？”“不打背牌，还能领着陆军部的饷吗？”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我想这一定也是韩千古替他出的主意。一天，宋良仲和我说，咱们领东西的公事，陆军部老没批下来。
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若要他们批，必得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同到窑子里打牌，等到玩得尽量了，趁机会把公事拿出来请批，那时才能够得到批。
从这种种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败坏的军队如何反倒能够日事扩张的道理。想到我们全体官兵，平日殷勤训练，努力不懈，没一事不着意，没一事不认真，而北京却天天玩这样的一套。要逼得我们消灭，要治得个个都和他们一样，那时全国弄成整个的粪坑，他们就得其所哉了。看着这些魍魉们的跳舞，想着国家的前途，不由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从北京一无所获地回到保定。此时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面策动驱逐豫督赵倜。他们说，驻河南的队伍没有饷，是赵倜把持之故，如把赵倜驱逐走，你们的饷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时驻河南的有程慎一师。程慎原是很好的将领，当时听信了他们的话，便发动了部队，通电驱赵。但电刚发出，吴佩孚忽来一电，申责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张之江此时被形势所迫，亦与赵部发生冲突。等到赵倜溃败，吴佩孚却又将程慎驱逐，回头又来对付我们的部队，指责我们胡乱动作，我气愤地说道：
“你们若定要这样说，那我就把保定会议的情形完全宣告国人！”
我算更深一层地体味了军阀翻云覆雨的鬼蜮伎俩。我把队伍撤回信阳，在饥困线上徘徊着。此时不但全旅官兵饷项无着，连吃食的也十分艰难了。官兵每日两餐，只用盐水佐食着杂粮与粗粝。他们虽然都没有怨言，但我心里的痛苦为如何？此时期我曾经愤然辞职，然终以全旅官兵的挽留，与中山先生来书的勉励，仍不能不勉强担起重任，在困苦中继续挣扎奋斗。
军中功课和操练，仍照常进行着。此时我编了十六混成旅《练兵纪实》一书，共分训练、装械、校阅、比赛、讲演、考绩、奖惩、抚恤、教导队、军佐队、官佐体操团、读书、运动会、售品所、目兵存款办法、青年会、新剧团、工厂、学校、规则等二十卷，把我们多年来训练教育的一些实况与成绩忠实地记载出来，以问国人。军工筑路的事也推行着，信阳的街道多泥土，崎岖难行，我令士兵把它翻修一下，从河滩里运来沙子铺垫，垫的二寸多厚。道旁栽植许多柳树，冬季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发叶，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树多已长大成林，百姓们名为“冯公柳”。信阳有几处教会，有名的牧师为朱浩然，热心公益，长于讲演，并开着商店，生意颇好，也有外国牧师，我们常常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