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二时许，叶琳娜正站在花园里小狗舍前面，在这里，她养了两条小狗。（一个园丁发现它们被遗弃在篱下，因为听见洗衣妇说过年轻的女主人对于所有的禽兽全都慈悲，就把它们带到她这儿来了。他的打算果然不错：叶琳娜给了他二十五戈比的酒钱。）她检查了狗舍，看见小狗们还活着，活得很好，并且，已经换过清洁的干草，于是，转过身来，几乎发出一声惊叫：英沙罗夫，独自一人，在那林荫道上正朝着她走来了。
“您好，”他说着，走到她面前，并且脱了帽。她留意到，近三日来，他确实给太阳晒得黑多了。“我本想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一道儿来的，可是，他不知为什么那么慢；所以，我不等他就先来了。您家里没有人：全睡觉了或者出外散步去了，所以我就到这儿来。”
“您像在道歉呢，”叶琳娜回答。“这是完全用不到的。我们大家随时都高兴见到您……我们就在树荫底下的椅子上坐吧。”
她坐下来。英沙罗夫坐在她身旁。
“近几天您好像没有在家，是吗？”她开始道。
“是的，”他回答说，“我出去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告诉过您？”
英沙罗夫看着她，微笑着，开始转弄自己的帽子。当他微笑的时候，他的眼睛直眨，嘴唇也突了出来，这给他的脸一种非常和悦的表情。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大约还告诉过您，说我跟两个什么的……两个不像样子的人，一道儿出去了，”他说着，仍然浮着微笑。
叶琳娜有点儿迷乱，可是，她马上感觉到，对于英沙罗夫，是只有说出真话来的。
“是的，”她坚决地回答说。
“那么，您觉得我是怎样的人呢？”他突然问她。
叶琳娜抬起眼来，望着他的眼睛。
“我觉得……”她说，“我觉得您总是知道您自己做的是怎样的事，并且，您是决不会做出不对的事来的。”
“唔，谢谢您的好意。您瞧，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开始说，信任地把自己向她那边更挪近了一点，“在这儿，我们的人有一个小小的团体，在我们中间，有些人，是没有什么教养的，可是，大家都坚决地献身给一个共同的事业。不幸，争端是不能免的；他们大家全知道我，相信我；所以，他们来找我去，去解决一个争端。我就去了。”
“离这儿远吗？”
“我走了大约六十里①，到了特罗伊茨基区。在那边，修道院附近，有些我们的人。我总算没有空忙；我把问题解决了。”
①指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下同。
“事情很麻烦吗？”
“麻烦是有的。有一位，非常固执。他不肯把钱退回来。”
“怎么，为钱争吵？”
“是的，还是数目不多的钱。可是，您以为原来为什么呢？”
“您跑了六十里，就是为了这么一点儿小事吗？还耽误了三天的时间？”
“这不是小事，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如果这是关于自己同胞的事。推辞这样的事，就是罪恶。瞧吧，我看见您就是对于小狗也不辞帮助，为这，我对您是非常钦敬的。至于耽误我的时间，那也没有关系，以后反正可以弥补的。我们的时间原来就不属于我们。”
“属谁呢，那么？”
“属于所有需要我们的人。我一下子把这些都告诉您，因为我尊重您的见解。我可以想象到，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一定叫您多么奇怪了！”
“您尊重我的见解，”叶琳娜低声说，“为什么？”
英沙罗夫再一次微笑了。
“因为您是个好姑娘，没有贵族气……就是这样的。”
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
“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叶琳娜说道，“您可知道，您对我这样坦白，这还是第一次。”
“怎么见得呢？我可觉得，我总是对您说出我心里所想的话来的。”
“不，这是第一次，我很高兴。我自己，也想对您坦白起来。可以吗？”
英沙罗夫笑了，并且说道：
“可以的。”
“我得警告您，我是很好奇的。”
“不要紧。请说吧。”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常常跟我谈起您的身世，您的幼年。我听说过一个情况，一个可怕的情况……我知道，后来，您又回过您的祖国……如果您觉得我的问题不妥当，就请为了上帝的缘故，不用回答我吧，可是，我总是被一种思想苦恼着……请告诉我，您可遇见过那个人？……“
叶琳娜沉住了呼吸。她对自己的大胆感觉惭愧，也感觉恐怖。英沙罗夫注视着她，微微蹙起眉毛，用手指摸了摸下巴颏。
“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终于开始说，声音较之平日更低，这几乎使叶琳娜害怕，“我明白您指的是什么人。没有，我没有碰见他，谢谢上帝！我也没有去找他。我不找他，并不是因为我不认为我有权利杀掉他——我可以问心无愧把他杀死——只是因为，现在不是报私仇的时候了；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公仇……啊，也不是，话不该这么说……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解放。民族的解放和个人的私仇是互相妨害的。可是如果前一样成功了，后一样自然也不能逃……是的，不能逃的，”他重复说着，点着头。
叶琳娜侧着脸注视着他。
“您热爱您的祖国吗？”她胆怯地问。
“那也难说，”他回答。“当我们中间谁是为了祖国而死，那才可以说他是热爱祖国的。”
“那么，如果您完全被剥夺了回到保加利亚的可能，”叶琳娜继续说道，“您在俄国会感觉非常苦恼吗？”
英沙罗夫垂下了眼睑。
“我想，如果那样，我会不能忍受，”他说。
“请告诉我，”叶琳娜又开始道，“保加利亚语难学吗？”
“绝对不难。一个俄国人不懂保加利亚语，该是一种羞耻。俄国人应当懂得所有的斯拉夫语言。您高兴我给您带几本保加利亚语的书来吗？您可以看到，它是多么容易。我们有着怎样的民谣呀！不比塞尔维亚的坏。等一等，我这就给您译一首。那是关于……可是，关于我们的历史，您至少总该知道一点吧？”
“不，我完全不知道，”叶琳娜回答。
“等等我会给您带本书来。您至少可以从那里知道一些重要的史实。现在，请听这首民谣……可是，我不如给您拿个书面的翻译来。我相信您会爱我们的；因为您爱所有的受压迫者。如果您知道我们的祖国该有富饶的土地，那多好啊！可是，他们却蹂躏了它，践踏了它，”他继续说着，不由自主地打着手势，同时，他的面色也阴暗了；“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一切：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土地；可恶的土耳其人驱赶着我们，如同牛马，他们屠杀我们……”
“德米特里·尼卡诺雷奇！”叶琳娜叫起来。
他停住了。
“请原谅我。说着这样的事，我就没法冷静。您刚才问我，我可爱我的祖国？在世界上，一个人还能爱别的什么呢？除了上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能像祖国这样永远不变，不容疑惑，值得我们信仰？何况，正当这个祖国需要你的时候……请您注意：在保加利亚，连最贫苦的农民，最贫苦的乞丐，也都和我一样——我们全有着一个共同的要求。我们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您当然可以理解，它给我们的是怎样的力量，怎样的信心！”
英沙罗夫沉默了一刻，于是，又开始谈起保加利亚来。叶琳娜以出神的、深沉的、悲哀的注意，倾听着他。当他说完以后，她再一次问他道：
“那么，无论怎样，您是不会留在俄国的吗？”
在他去后，她还许久许久凝视着他的背影。在那一天，他在她的心里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当她送他走出花园的时候，她所辞别的人，已经不是两小时以前她所迎接的人了。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来得更密，而伯尔森涅夫则一天比一天拜访得更疏了。在两个朋友之间，一种奇妙的感情开始产生出来。这种感情，他们两人都能深深感到，但是，却都无以名之，并且，也不敢有所解释。像这样，一月时光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