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公汗。过去城市中有些人家在临街的墙壁上，写着“招贴即扯”、“不许招贴”等字样，以防止别人在上面粘贴广告。
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①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这才叫作希奇，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来大约也不会有。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①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做文与做人》一文，其中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然而世间往往混为一谈。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①为例罢，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怎样撕破了衣裳，怎样画歪了脸孔。这其实和中郎本身是无关的，所指的是他的自以为徒子徒孙们的手笔。然而徒子徒孙们就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但是，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时代很近，文证具存，除了变成一个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②的死敌而外，还有些什么？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③，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而且疾恶如仇，对小人决不假借。他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乎，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自反录》）推而广之，也就是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正如李白④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
①袁中郎参看本卷第176页注〔21〕。
②“方巾气”又称“头巾气”，意思就是道学气。方巾是明代学者士人日常所戴的帽子，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衣服》卷一载：“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也……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林语堂在《方巾气研究》一文（连载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中说：“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
③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无锡（今属江苏）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曾因“忤旨”被革职；万历三十六年（1608）始起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力辞不就。他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无锡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同在东林书院讲学，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死后谥端文。著有《泾皋藏稿》、《小心斋劙记》、《自反录》等。
④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著有《李太白集》。
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语。监临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倚赖，故发此感尔。’”（《顾端文公年谱》①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②，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①《顾端文公年谱》四卷，由顾宪成之子与沐、孙枢、曾孙贞观相继编定，成书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②《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撰，一百回。它广泛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世态和生活，其中有不少淫秽的描写。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秩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按袁中郎在《觞政》之十“掌故”中分酒经酒谱、子史诗文、词曲传奇为内典、外典、逸典，并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
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