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等三部小说，写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春。都是陆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反共叛变而告挫折。《幻灭》和《动摇》的背景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的前夕，发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那时候，湖北地区虽然还维持着统一战线的局面，可是反革命势力已经向革命势力发动反攻，而且越来越猖獗，“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终于抛却假面具，走上反革命的绝路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我从武汉回到上海，一时无以为生，朋友劝我写稿出售，遂试为之，在四个星期中写成了《幻灭》。那时候，只有《小说月报》还愿意发表，叶圣陶先生代理着这个刊物的编辑。可是，在那时候，我是被蒋介石政府通缉的一人，我的真名如果出现在《小说月报》将给叶先生招来了麻烦，而且，《小说月报》的老板商务印书馆也不会允许的；
为了能够发表，就不得不用个笔名，当时我随手写了“矛盾”二字。但在发表时却变为“茅盾”了，这是因为叶先生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代我在“矛”上加个草头，成为“茅”字，《百家姓》中大概有此一姓，可以蒙混过去。这当然有点近乎“掩耳盗铃”，不过我也没有一定要反对的理由。
为什么我取“矛盾”二字为笔名？好像是随手拈来，然而也不尽然。“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且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前面说过，《幻灭》的写作时间一共化了四个星期。那时候，我的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那时候，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信笔所之，写完就算。那时正等着换钱来度日，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就送出去了。等到印在纸上，自己一看，便后悔起来；悔什么呢？悔自己没有好好利用这份素材。
《动摇》却是在“有意为之”而不是“信笔所之”的情况下，构思和写作的。大概化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但构思时间占了三分之二。《动摇》比《幻灭》长些，可是实在的写作时间（构思时间除外），也不过二十多天。后来，我知道，构思时间两倍或三倍于写作时间，倒是正常的。《追求》连构思带写作，共化了两个月。那时候，我是现写现卖，以此来解决每日的面包问题，实在不可能细细推敲，反复修改。印出来后，自己一看，当然有些不满意，有时是很不满意，可是这时候如果再来修改，谁也不肯再付钱，而我又家无余粮可以坐吃半月一月，因此，只好这样自慰：下次写新的作品时注意不要再蹈覆辙了罢。但不幸的是，依然屡蹈覆辙，直到二十多年后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也是预支了钱，限期届满，非交稿不可，匆匆赶出来，没有再看一遍就送出去了。主观意图和客观条件就是常常这样矛盾的。
我今天来回述这些琐屑的事情，并不想借此来辩解自己的小说没有写好乃不是自己之过。自知之明，向来还有一点（这应当感谢我的故世已久的母亲在我童年时对我的教育）。我回述这些琐事，用意只在说明：当我有了可能修改旧作的时候，我却又有另一种的矛盾心理。这就是当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重排这三本小说的时候，曾建议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时候，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这“矛盾”似乎颇不易解决。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如果我采取了执中方法，把这三本旧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至于字句上的修改，《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追求》则较多，但亦不过当全书的百分之三。三本书原来的思想内容，都没有改变，这是可以和旧印本对证的。这样修改后，也印行了三年。现在，出版社有出作家们的“文集”的计划，把我也算一个，而且又向我提议：《幻灭》等三书的修改部分是否可以回复原状？这一次，我很快就决定了答复：不必再改回去了！用意不是掩饰少年时代作品的疵谬，因为一九五四年那次的修改本来没有变动原来的思想内容。用意乃在表示：我认为一九五四年出版社的建议（特别对于某些章段中的描写），基本上是对的；过去我这样认为，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
我对于《幻灭》等三书有过自我批评，见于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茅盾选集》的自序。这篇自序现在收进这个文集的第二卷，作为附录。
茅盾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