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竖琴》，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①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①尼古拉斯二世（1868—1918）通译尼古拉二世，俄国最后的一个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①，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②，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①陀思妥夫斯基（1821—1881）著有中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
②文学研究会参看本卷第305页注〔20〕。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①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②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①创造社参看本卷第7页注①。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②波斯诗人指莪默伽尼谟（1048—1123）。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aSaMerezhi－kovskiiZaNaHippius），库普林（AaIaKuprin），蒲宁（IaAaBunin），安特来夫（LaNaAndreev）之流的逃亡①，阿尔志跋绥夫（MaPaArtzybashev），梭罗古勃（FiodorSologub）之流的沉默②，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Briusov），惠垒赛耶夫（VaVeresaiev），戈理基(MaximGorki)，玛亚珂夫斯基(V.V.Mayakovski)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AlekseiNaTolstoi）③。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①梅垒什珂夫斯基（1866—1941）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象征主义女诗人，颓废派代表，他们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国。库普林（1870—1938）俄国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苏联。蒲宁（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安特来夫，即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芬兰。
②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华沙。梭罗古勃（1863—1927），俄国作家，象征派代表，主要作品都写于十月革命以前。
③勃留梭夫（dafan`oskl，1873—1924）苏联诗人，早期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一九○五年革命前夜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写过一些歌颂革命的诗。惠垒赛耶夫，通译魏烈萨耶夫，十月革命后写有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尔基，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论文章。玛亚珂夫斯基（1893—1930），鸵肼硌趴煞*斯基，苏联诗人。他的代表作长诗《列宁》、《好》都写在十月革命之后。亚历舍托尔斯泰，一九一九年侨居国外，一九二三年回国，以后连续发表长篇小说《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等。
至一九二○年顷，新经济政策①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Serapionsbrü－der）②。
①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②“绥拉比翁的兄弟们”通译“靶焕皮翁兄弟”。一九二一年由伦茨、左琴科等六人组成，一九二四年自动解散。它的名称是借用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①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①淑雪兼珂（1895—1958）通译左琴科！靶焕皮翁兄弟文学团体发起人之一。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一九二二年《文学杂志》（俄文）第三期所载《论自己及其他》一文。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①，是很给他们支持的。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①瓦浪斯基（1884—1943）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的杂志《红色处女地》。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①，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①《烟袋》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说，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