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机。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①，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①清朝禁书清政府为实行文化统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都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禁书”即指这些应毁的书；关于禁书的目录，后来有《全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数种（都收在清代姚觐元辑《咫进斋丛书》中）。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①，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②。还请令旗籍③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④，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①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清代道学家，官至吏部侍郎。著有阐释程、朱理学的书数种和《贤母年谱》等。
②大理寺卿中央审判机关的主管长官，按清朝官制为“正三品”。稽察觉罗学，即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学校的主管，据《清会典》载：以显祖宣皇帝（即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父亲爱新觉罗塔克世）之本支子孙为“宗室”，以显祖宣皇帝之叔伯兄弟等之旁支子孙为“觉罗”。
③旗籍清代满族军事、生产合一的户籍编制单位，共分八旗。此外另设蒙八旗和汉八旗。
④朱子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宋代理学家，官至宝文阁待制，著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等。《小学》，朱熹、刘子澄编，共六卷，系辑录古书中符合封建道德的片段分类编成。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①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②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①“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语见《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②汤斌（1627—1687）字孔伯，睢州（今河南睢县）人，官至礼部尚书。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沈阳人，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顾八代（？—1709），字文起，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礼部尚书。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官至礼部尚书。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①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①三宝（？—1784）满洲正红旗人，乾隆时官至东阁大学士。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①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②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①乾隆皇帝在《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又其书有《多臣言行录》一编……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