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蜂房，各种各样平凡普通的人就像蜜蜂似的，把他们采集到的生活知识和思想的花蜜输送给我，慷慨大方、各尽所能地丰富着我的心灵。这蜂蜜常常是脏的和苦的，但只要是知识，它就是蜜。
“好事情”搬走后，彼得大叔跟我成了好朋友。他很像我外公：身材瘦溜、干净利落，只是个子矮些，整个人比外公小了一圈，他倒像个扮成老头儿逗人发笑的半大孩子。他脸上的皮肉皱成筛子似的横七竖八的细道道，在这些细道道中间，一对眼白发黄、灵活而可笑的眼睛，仿佛笼子里的黄雀上上下下滴溜儿乱转。他的灰白头发是拳曲的，胡须也卷成一个个小圆圈；他吸烟斗，冒出来的烟跟头发的颜色一样，也一样地盘旋缭绕而上；他连说话都喜欢弯弯绕，总要卖许多俏皮关子。他那嗡嗡的嗓音听起来倒还亲切，但我总觉得他在嘲笑大家。
“头几年，亲爱的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吩咐我说：‘你去当铁匠吧！’过了些时候，她又命令我说：‘你去帮园丁干活吧！’去就去呗，一个乡巴佬，搁在哪儿都不落好！过了一阵子她又说：‘彼得鲁什卡，你该去捕鱼了！’反正对我都一样，我就去捕鱼……可是我刚刚喜欢上这一行，就得跟鱼儿说，谢谢，再见，又要我进城去赶马车，赚钱交租金。好，当车夫也罢，还能怎么着？后来伯爵夫人来不及叫我再改行，农奴就解放了，这匹马留下来跟着我，现在它就算是我的伯爵夫人了。”
这是一匹老马，好像原来它的毛是白的，某一天被某个喝醉酒的彩画匠涂上了五颜六色，可是这活儿开了头却没有完工似的。它的腿都脱了臼，全身像是破布拼缝起来的，它悲哀地垂着枯瘦的脑袋，两眼浑浊无光，松弛的脖子上筋脉突起，老皮上磨出了道道伤痕。彼得大叔对它恭而敬之，从不打它，并且叫它坦卡。
有一次，外公对他说：
“你干吗给牲口起个基督徒的名字？”
“哪能呢，瓦西里·瓦西里耶夫，哪能呢，老兄！基督徒没有坦卡这个名字，只有塔季阿娜！ ”
彼得大叔也识文断字，博览圣经，他时常跟外公争论哪一位圣徒最神圣；谴责有罪的古人他俩一个比一个更严厉；挨骂最多的是押沙龙。有时这种争论纯属语法性质。外公说，“犯罪、犯法、撒谎”这几个斯拉夫语词的结尾是“霍姆”，彼得大叔却一口咬定是“瓦沙”。
“我说的是一回事，你说的是另一回事！”外公火了，涨红了脸，模仿对方的口气说：“瞧你‘瓦沙’啊‘瓦沙’的！”
彼得大叔被烟斗的烟雾环绕着，挖苦地问道：
“你‘霍姆’呀‘霍姆’的又有什么好？上帝决不会觉得它好些！上帝听你祷告的时候也许会想：任你怎么祷告，也是一文不值！ ”
“走开，列克谢！”外公对我怒喝道，绿眼睛闪闪发光。
彼得大叔很爱整洁；他走过院子时总要把路上的木片、瓦片、骨头踢到一边去，随后还骂一句：
“没用的东西，还挡道！ ”
他爱说话，乐呵呵的样子挺和善，但有时他的眼睛充满血丝，混浊而呆滞，就像死人似的。他常常坐在黑暗的角落里缩成一团，愁眉苦脸，像他的哑巴侄儿那样默不作声。
“彼得大叔，你怎么啦？”
“去去，”他闷声闷气地叱道。
我们这条街的一幢小屋里搬来一位老爷，额上长着个肉瘤子，他有一大怪癖：每逢节假日坐在窗口，用霰弹猎枪射击猫、狗、鸡和乌鸦，过路的人有不顺眼的他也打。有一天，他用小霰弹打中了“好事情”的肋部，幸好皮上衣没有射穿，几粒霰弹掉进了衣兜里。我记得，搭伙房客戴着眼镜仔细察看了那些发蓝的铅砂。外公劝他去告状，他把霰弹扔到厨房角落里，说：
“不值得。”
又有一次，外公腿上中了那射手的几粒铅子儿，他一怒之下向治安法官递了状子，并召集街上所有的受害者和证人，可是那位老爷突然不知去向。
后来，只要彼得大叔在家，一听到街上枪响，他就连忙把那顶过节戴的褪了色的宽檐帽戴到花白的头上，赶快跑出大门。他把双手抄在背后长袍底下，公鸡尾巴似的拱起来，挺胸凸肚，大模大样地从射手家前面的人行道上走过去；他走了一趟，又走回来，再走一趟。我们全宅的人都站在大门口观看，那个军人发青的脸也从窗口露出来，脸上面是他老婆的淡黄脑袋。别特连格家也走出来一些人，只有奥夫相尼科夫家那座死气沉沉的灰屋子里没有一个人露面。
有时，彼得大叔逛不出什么名堂，大约那位猎手不认为他是值得一射的野禽，但有时双筒猎枪一连发出两响：
“砰—砰！ ”
彼得大叔仍然不紧不慢地走到我们面前，非常满意地说：
“打到下襟了！ ”
有一次，霰弹击中了他的肩和颈部。外婆用针替他挑出来，一面责备道：
“你何苦纵容那个野蛮人？瞧他不把你眼珠子打出来！ ”
“那才不会呢，阿库林娜 ·伊万娜，”彼得轻蔑地说。“他算什么射手……”
“你干吗要任他胡来？”
“我哪儿是任他胡来，我是想逗逗这位老爷……”
他把挑出来的霰弹放在手心里细细察看，说：
“他算不上什么射手！从前塔季扬·列克谢夫娜伯爵夫人有个临时丈夫，她换丈夫就跟换仆人似的，我说的这个临时丈夫叫马蒙特·伊里奇，是个军人，他的枪法那才叫准！他，外婆，这个人只用独颗儿的子弹，不用别的！他让傻子伊格纳什卡远远站着，大约在四十步开外，傻子腰带上拴个瓶子，就吊在两条腿中间，伊格纳什卡叉开腿，在那儿傻笑。马蒙特·伊里奇举起手枪瞄准，砰！瓶子碎了。只有一次，伊格纳什卡被马蝇子什么的咬了一口，身子扭了一下，子弹打在了他膝盖上，正中膝盖骨！他们叫医生来，把那条腿砍断了事！截下的腿给埋掉了……”
“傻子怎么样了？”
“他没事儿。傻子用不着手和脚，光靠那份傻气就能吃饱肚子。傻瓜人人喜欢，愚蠢又不会得罪谁。俗话说：文书师爷会管人，傻子不会欺负人……”
外婆对这种故事不以为奇，她自己就能讲出几十个来，倒是我有点害怕了，就问彼得大叔：
“老爷会打死人吗？”
“怎么不会？会的。老爷还打死老爷呢。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家里来了个枪骑兵，他跟马蒙特吵了起来，两人马上拿起手枪，走到花园里，站在池塘边的小路上，那个枪骑兵砰的一枪打中了马蒙特的肝脏！结果马蒙特被送进了墓地，枪骑兵被流放到高加索，就算完了！这是他们自相残杀！要是打死个庄稼人什么的，简直就不值一提！如今的老爷不大顾惜人命了，庄稼人不再是他们的农奴，不像以前那样，打死了多少有点心疼，到底是自己的财产嘛！ ”
“就是从前，也不怎么心疼的，”外婆说。
彼得大叔同意道：
“这话也对：是他们的财产，可是不值钱……”
他对我挺亲热，跟我说话比跟大人说话更和气些，眼光也不躲躲闪闪，不过他身上有一种我不喜欢的东西。他请大伙吃他心爱的果酱时，把我的面包上抹得最多。他从城里给我捎来麦芽糖饼干和罂粟油渣饼；跟我谈话总是一本正经，细声慢气的。
“乖孩子，将来想做什么啊？想当兵还是当官？”
“当兵。”
“当兵好。如今当兵也不苦了。当牧师也不错，只要自己喊几声‘上帝保佑’就完事了！当牧师甚至比当兵还容易，要不就当个渔夫，那更容易了，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学问。干习惯了就行！ ……”
他形容钓鱼的情景很好玩：鱼在钓饵四周游来游去，那些鲈鱼、雅罗鱼、鳊鱼上钩后怎样挣扎等等。
“外公抽你的时候，你生气了吧，”他安慰我道。“乖孩子，千万不要生气，打你是教你学好，哪个小孩子不挨打！要说我那位女主人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她鞭打人是出了名的！她还专门养了一个打手，名叫赫里斯托福尔，是鞭打人的行家，邻近几个庄园的地主时常请伯爵夫人帮忙：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太太，把赫里斯托福尔借给我鞭打一下女仆人吧！她就借给他们。”
他不温不火、详详细细地对我讲述，伯爵夫人如何身穿白纱连衣裙，头戴天蓝色薄纱巾，如何坐在圆柱门廊里一把红色安乐椅上，赫里斯托福尔如何在她面前鞭打那些农夫和农妇。
“乖孩子，这个赫里斯托福尔虽说是梁赞人，长得倒像茨冈人和乌克兰人，他嘴唇上的胡子翘到了耳根，脸色铁青，下巴的胡子刮掉了。要么他是真傻，要么他是怕别人多问他话故意装傻。他有时在厨房里倒上一杯水，抓一只苍蝇，或者蟑螂、甲虫什么的，用树棍儿把它们按进水里，按上好久好久。再不然就从自己后脖领里抓出一只虱子，也放进杯子里淹死……”
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耳熟能详，听外婆和外公讲过许多了。它们虽是各式各样的，却奇怪地彼此相似：每个故事里都讲人怎样受折磨、受嘲弄、受压迫。这种故事我听腻了，不愿再听了，就请求马车夫：
“你讲别的吧！ ”
他把脸上的皱纹全部集中到嘴角上，然后又聚拢到眼睛下面，答应了我的请求：
“好吧，你这不知足的孩子，就讲个别的。从前在我们那儿有个厨子……”
“在谁那儿？”
“就是在塔季扬·列克谢夫娜伯爵夫人那儿。”
“为什么你叫她塔季扬？难道她是个男的吗①？”
①“塔季扬·列克谢夫娜”的正确称呼是“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
他嘻嘻地笑了。
“她当然是一位太太，不过她长着小胡子，黑黑的小胡子。她祖上是黑种血统的德国人，就像黑人民族那样的。好了，刚才讲到厨子，乖孩子，这个故事很好笑……”
这个好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厨子把大馅饼做糟了，主人强迫他把整个大馅饼一下子吃完，厨子吃下去就病倒了。
我生气了：
“这一点也不好笑！ ”
“什么才好笑呢？你说！ ”
“不知道……”
“那就闭上你的嘴！ ”
于是他又编了一些枯燥无味的故事。
有时逢到过节，两个表哥前来做客，米哈伊尔的萨沙愁眉苦脸，懒懒散散；雅科夫的萨沙细心周到，见多识广。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屋顶上游逛，看见别特连格家院子里有一位穿绿色皮礼服的老爷；他坐在墙边劈柴堆上逗几只狗崽玩，发黄的小秃顶上没有戴帽子。这时一个表哥提议偷一只狗崽来，我们当即就设下了妙计：表哥们立刻跑到街上别特连格家大门口，我负责吓唬老爷，等他一被吓跑，他俩就冲进院子里抓小狗。
“怎么吓唬他呢？”
一个表哥建议：
“朝他秃头上吐口唾沫！”
朝人头上吐唾沫算什么大罪过呢？我好多次耳闻目睹的损人行为比这个可坏多了。不用说，我认真地执行了我担当的任务。
这一下闹翻了天，别特连格家一大队男男女女都跑到我们院子里来了，领头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军官。因为我干坏事时两个表哥正在大街上乖乖玩耍，对我的恶作剧自然推得一干二净，所以外公只把我狠揍了一顿，让别特连格一家子心满意足而回。
我挨打后躺在厨房里的炕板铺上，彼得大叔穿着过节的衣服乐呵呵地爬上来找我。
“乖孩子，你的主意可真妙！”他悄声说。“那头老山羊他活该，就得这样啐他们！再拿石头砸他的臭脑袋！ ”
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老爷像小孩子似的光光的圆脸。我记得，他像小狗那样痛苦地轻声尖叫起来，伸出两只小手擦他那发黄的秃顶，我顿觉得羞愧难当，恨死两个表哥了。可是现在，我细望着马车夫这张皮肉纵横的脸，把那一切都忘记了：这张脸可怕又可厌地颤抖着，就跟外公打我时的脸一样。
“你走开！”我叫道，手脚并用地推开彼得。
他挤眉弄眼，嘻嘻笑着，爬下了板铺。
打那时起，我再也不想和他谈话了，我开始回避他，并怀疑地注意他的举动，心里有一种模糊的期待。
啐老爷的事平息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奥夫相尼科夫家那座静悄悄的屋子早就在吸引着我。我觉得，那灰屋子里面的人一定过着奇特、神秘的童话中的生活。
别特连格家的生活热闹又快活，那儿有好多漂亮的太太，有军官和大学生进进出出，那儿总是传来笑声、叫声、歌声和音乐声。他家屋子的外观就很悦目，玻璃窗亮堂堂的，看得见里面的红花绿叶争奇斗艳。可是外公不喜欢这一家。
“都是些异教徒，不信神的人，”他这样评论这一家人，并用脏话称呼这家的女人，有一次彼得大叔幸灾乐祸地向我解释那脏话的意思，简直不堪入耳。
肃静无声的奥夫相尼科夫家引起了外公的敬意。
这是一幢伸进院子里的高大平房，院子满地都是草皮，清洁而僻静，当中有一口水井，井棚支在两根小木柱上。这幢房子就像是从大街上退回来躲进院子里似的。它有三个狭窄的拱形窗户，离地面很高，窗上的玻璃模模糊糊，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彩虹。大门另一侧是座仓库，它的正面和宅屋完全一样，也有三个窗户，但都是假的：灰墙壁上只钉着三具窗框，扇格是用白漆描画的。瞎眼窗户看起来很不舒服，这座仓库也像在暗示：一家人想躲起来过隐居的生活。从整个宅园内，从空空的马厩和敞开着门、也是空空的板棚里，都透出一种安静和屈辱或安静和高傲的气息。
有时候，一个高个子老头儿在院中散步，他走路有点跛，脸刮得很光，雪白的小胡子一根根针似的翘着。有时候，另一个留络腮胡子的歪鼻子老头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马来。这匹长脸、窄胸、细腿的灰马走到院子里，就像一个谦恭的修女，对周围所有的东西不住地点头行礼。瘸腿老头儿用巴掌很响地拍拍马身，打个唿哨，大声地叹气，然后又把马藏到黑暗的马厩里去了。我觉得这老头儿仿佛想骑马离开这座屋子，但是他不行，他被魔法定住了。
几乎每天从中午到傍晚，有三个男孩在院子里玩耍。他们穿同样的灰色上衣和裤子，戴同样的帽子，都是圆脸蛋、灰眼睛，彼此十分相像，我只能按个子高矮区别他们。
我从围墙缝隙里观察他们，他们没有发现，我倒是希望让他们看见。我喜欢看他们和睦快乐地好好玩游戏，那种游戏是我没有玩过的；我喜欢他们的衣服；喜欢他们那样相互关心，特别是两个哥哥都很爱护那个活泼可笑而矮小的弟弟。要是他跌倒了，他俩就笑起来，像平时大家笑摔跤的人那样，但他们并不幸灾乐祸，而是马上去扶起他；要是弟弟弄脏了手或膝盖，他们就用手帕和牛蒡叶子擦干净他的手指头和裤子，那个二哥还和气地说：
“瞧你多笨！ ……”
他们之间从不吵架骂人，从不欺骗，三个人都灵活、有劲、不知疲倦。
有一次，我爬到树上，朝他们打了个唿哨，他们一听见唿哨声都原地站住了，然后不慌不忙走到一起，一面望望我，一面小声商量着什么事。我想他们要向我扔石子了，就溜下树来，把怀里和所有口袋里都揣满了石子，再爬回树上，可是他们已经到远远的一角去玩了，显然把我忘记了。这叫人扫兴，不过我也不愿意首先开仗。不多会儿，有人从气窗孔里喊他们：
“孩子们，回家啦！ ”
他们顺从地慢慢走回家去，就像三只鹅似的。
有好多次我坐在围墙上面的树上，等他们叫我一块儿玩，可是他们没有叫。我心里已经在想着跟他们玩了，有时想出了神，不觉大喊大笑起来。三兄弟一齐朝我看，悄悄说着什么话，我怪难为情的，就从树上下来了。
有一天，他们玩起捉迷藏来，轮到老二找人，他站在仓库拐角处，老老实实两手捂上眼睛，不偷看，那哥俩跑开躲起来。哥哥敏捷地钻到仓库棚子下一张大爬犁里，弟弟一时没了主意，可笑地在水井周围跑来跑去，不知道藏哪儿好。
“一，”哥哥喊道，“二……”
弟弟跳到井栏上，抓住绳子，两脚登进空吊桶里，那只桶在井栏护板上咚咚碰了几下，掉下去不见了。
我看见抹足油的辘轳在无声地飞转，顿时惊呆了，但马上明白了会发生什么事，一纵身跳进他们家院子里，大喊道：
“他掉到井里啦！ ……”
老二和我同时奔到井栏边，他死死抓住绳子，身体被向上带起来，手也勒痛了，幸好我及时截住了绳子，这当儿大哥也赶到了，帮我一起拉吊桶，他说：
“请你轻点拉！ ……”
我们迅速拉出了小弟弟，他也吓坏了。他的右手指头滴着血，脸颊上蹭出好些伤，齐腰以下都湿透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白里发青，眼睛瞪得老大却还在笑，他拖着长声说：
“我怎——么会——掉下——去了……”
“你发疯了，就这么回事，”二哥搂着他说，一边用手帕擦去他脸上的血迹；大哥皱起眉头道：
“走吧，反正也瞒不住……”
“你们会挨打吗？”我问。
他点点头，然后向我伸出手，说：
“你跑得真快！ ”
受到夸奖我很高兴，我还没来得及握他的手，他又对老二说：
“我们快走吧，他会受凉的！就说他摔了一跤，别提掉在井里了！ ”
“对，别提，”小弟表示同意，还在打哆嗦。“我摔到水坑里了，对吧？”
他们走了。
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我看了看我跳下来的那个树枝，它还在轻轻摇晃，一片黄叶飘然而下。
大约有一个星期三兄弟不曾到院子里来，后来他们又露面了，而且比先前玩得更热闹了。老大看见我在树上，亲热地喊道：
“到我们这儿来！ ”
我们钻到仓库棚下的旧爬犁里，在那儿彼此熟识，谈了很久的话。
“你们挨打了吗？”我问。
“挨了。”老大回答。
很难相信他们这样的孩子也像我一般挨打，真为他们不平。
“你干吗抓小鸟呀？”小三问道。
“它们叫得好听。”
“不，你不要抓它们，最好让它们自己去飞……”
“好吧，以后我不抓了！ ”
“不过你先抓一只送给我。”
“你要什么样的？”
“就是活蹦乱跳的，放在笼子里的。”
“你说的是黄雀。”
“猫会吃掉它的，”小三又说，“爸爸也不许玩。”
老大也说：
“爸爸不许玩……”
“你们有妈妈吧？”
“没有，”老大说，但老二更正他：“有，不过是另外一个，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妈妈不在了，她死了。”
“另外的妈妈就叫后娘。”我说。老大点点头：
“是的。”
三兄弟想起心事来，眼神都暗淡了。
我从外婆讲的故事里知道什么是后娘，所以他们的心思我是理解的。兄弟仨紧挨着坐在那儿，一模一样就像三只小鸡。我想起了骗取亲娘地位的巫婆后娘，就告诉他们尽管放心：
“亲娘一定会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
老大耸了耸肩膀：
“她死了还能回来？这不会的……”
“不会？我的天，有多少死人复活啊，就是剁成八块的也能活过来，给他们洒上点活水就行了。许多人死不是真死，不是上帝的意旨，而是让巫师和巫婆弄成那样的！”
我开始起劲地给他们讲外婆的那些故事，老大先是不住地笑，小声说：
“这我们知道，这是童话……”
他的两个弟弟默默地听我讲，小三抿紧嘴唇绷着脸，老二把一只胳膊肘撑在膝盖上，身子向我探过来，另一只手钩着弟弟的脖子，不觉使他也弯下了腰。
天色已经很晚了，屋顶上面挂着几片红霞，这时那个小白胡子老头突然出现在我们近旁，他穿一件牧师式的棕色长袍，头戴毛茸茸的皮帽子。
“这是什么人？”他指着我问道。
老大站了起来，朝外公屋子那边点点头说：
“他是从那儿来的……”
“谁叫他来的？”
三个孩子立刻默默地钻出爬犁，回家去了，我又觉得他们像一队听话的鹅。
老头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拉着我从院子向大门口走去；我被他吓坏了，想哭，可是他大踏步走得很快，我还没有哭出来，就到了大街上。老头站在耳门里，伸出手指头吓唬我说：
“不许到我这儿来！ ”
我火了：
“我又不是来找你的，老鬼！ ”
他又用那只长手抓住了我，拉我走上人行道，一边走，一边问我话， 他的声音就像小锤子在敲我的脑袋：
“你的外祖父在家吗？”
活该我倒霉，外公在家里。他站在吓人老头的面前，抬着头，撅着胡子，望着对方那双浑浊无光、像两戈比铜币似的圆眼睛，连忙解释道：
“他母亲出门在外，我又很忙，没有人来管他。请您原谅，上校！ ”
上校很响地吭哧一声，满屋子都听见，然后木桩似的转过身走了。过了一会儿，我被扔到停在院子里的彼得大叔的马车上。
“又倒霉了吧，乖孩子？”他在给马卸套，问我。“为什么挨的打？”
我告诉了他为什么，他一听就冒火了，狠狠地说：
“你跟他们交什么朋友？他们是少爷崽子，毒蛇秧子。你为他们挨了打！你倒要好好揍他们一顿，怕什么！ ”
他嘟哝了半天。我挨打后心里窝火，起先听他的话有些道理，但他那张皮肉纵横的脸在我面前颤抖，让我越来越讨厌，他的脸还使我想到：那三个男孩子也会挨打，而他们对我并没有错。
“不该打他们，他们都是好孩子，你净胡扯。”我说。
他瞅了瞅我，突然喝道：
“从车上滚下去！ ”
“你是傻瓜！”我跳到地上，对他喊。
他在院子里到处追我，就是抓不到，一边跑，一边拼命大叫：
“我是傻瓜？我胡扯？看我来收拾你……”
外婆走到厨房台阶上来，我向她跑过去，彼得就对她诉苦：
“这孩子真不让人活了！我年纪有他五倍大，可他竟敢骂我娘，什么 都骂……骂我是骗子……”
别人当我面撒谎的时候，我会惊呆和发慌；这一次也如此，我不知所 措了，但是外婆坚决地说：
“彼得，这就是你胡说了，他可没骂你下流话！ ”
若是外公，他就会相信马车夫的话。
从那天起，我俩之间开始了无言的恶战。他每每假装无意撞我一下，用缰绳蹭我，放飞我的鸟儿，有一次还把鸟儿喂了猫，一抓住机会就向外公告状，而且总是添枝加叶。我越来越感到，他也是和我一样的小孩子，不过装扮成老头儿罢了。我拆散彼得的树皮鞋子，不留痕迹地捻松、弄坏捆鞋绳，他穿上脚时，鞋就会断掉。有一次我在他帽子里撒了把胡椒面儿，害他打了整整一小时的喷嚏。总之，我想尽点子极力不让他占上风。节假日里，他整天都在机警地监视我，好几次我被他抓住了犯禁的把柄——跟隔壁小少爷来往，他就跑去向外公告密。
我和小少爷的交往仍在继续，我越来越乐此不疲了。在外公家院墙和奥夫相尼科夫家围墙之间，有小小隐蔽的一角，那儿长着榆树、椴树和茂密的接骨木树丛。我在接骨木下面的围墙上开了个半圆形的洞，三兄弟轮流或每次两个人来到洞边，我们或蹲或跪，悄悄地谈话。他们总有一个人望风，以防上校来了措手不及。
他们讲自己寂寞的生活，我听了心里很难过；讲我抓给他们的小鸟喂得怎样，讲了许多关于小孩子的事，但从来只字不提他们的继母和父亲，至少我不记得他们说过。他们多半只要我讲童话故事，我就认认真真把外婆的故事重复一遍，要是哪儿忘记了，就叫他们等一下，我跑去找外婆问问明白，而这总是令她很高兴的。
我对他们讲了许多我外婆的事。有一次那个大孩子深深叹了口气，说：
“大概所有的外婆都很好，从前我们也有个好外婆……”
他老是很伤感地说：从前这个，从前那个，好像他在世上已经活了一百岁，而不是十一岁。我记得，他的手掌窄窄的，手指细细的，他整个人长得很瘦弱，但眼睛非常明亮而温柔，就像教堂里长明灯的灯火。他的两个弟弟也很可爱，让人对他们信任放心，让你总想为他们做点高兴的事，不过我最喜欢他们的大哥。
每每我和他们聊得起劲时，不知道彼得大叔走了过来，他拉长声音一喊，把我们惊散了：
“又——在——这儿啦！ ”
我发现，彼得大叔那忧郁痴呆病越来越常犯了。我甚至能预先知道，他干活回来时心情怎么样：平时他开大门不慌不忙，门钮发出懒懒长长的吱吜声，要是马车夫情绪不佳，门钮便发出短促的尖叫，就像喊疼似的。
他的哑巴侄儿到乡下结婚去了。彼得独自住在马厩上矮小的破屋里，只有一个小小窗户，里面充满了霉皮子、焦油、汗和烟草的气味。我怕这股味儿，从来不进他的屋。现在他睡觉也不熄灯，这使外公很不高兴。
“彼得，当心烧掉我的屋子！ ”
“决不会的，你放心！夜晚睡觉我把灯放在水碗里，”他回答道，眼睛望着一边。
现在他的眼睛总爱望着旁边，他早已不参加外婆的晚会了，也不再请人吃果酱。他的脸干瘦了，皱纹更深了，他走路摇摇晃晃，两只脚划桨似的，就像一个病人。
有一天，是平常的日子，夜里下了场大雪，清早起来我跟外公在院子里铲积雪，突然小门的门闩咔哒一响，声音很大，跟平时不一样，只见一个警察走进院子里来，他向后一靠掩好门，伸出一根灰色的粗手指，朝外公勾了勾。外公走了过去，警察低下头跟他嘀咕什么事情，警察的大鼻子就像鸟嘴在啄他的额头，只听他急忙回答说：
“是这儿！什么时候？让我想想……”
外公突然可笑地跳了一下，喊道：
“不会吧，真的吗？”
“小点儿声，”警察严厉地说。
外公回头看见了我。
“收拾铲子回屋去！ ”
我躲在角落里，而他们向马车夫的小屋走去，警察脱下右手的手套，在左手掌上拍打着，说：
“他心里明白，马也不要了，自己藏了起来……”
我跑进厨房，把看到听到的都告诉了外婆。她正在发面桶里揉面做面包，她的头一颠一颠的，头发上落了好些面粉。外婆听完我的话，不慌不忙地说：
“他总是偷了什么东西……玩去吧，不关你的事！ ”
我又蹿回院子里，看见外公正站在小门边，脱掉帽子，望着天上画十字。他满脸怒气，头发竖起，一条腿哆嗦着。
“我说过了，回屋去！”他一跺脚，对我喝道。
他自己也随我回到屋里，一进厨房就叫外婆：
“孩子他娘，你过来！”
他们走到隔壁房里，在那儿说了半天的悄悄话，后来外婆又回到厨房，我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你害怕什么呀？”
“闭嘴，知道吧，”她轻声说。
这一整天阖家不宁，担惊受怕。外公和外婆不时担心地交换眼色，低声说几句别人听不懂的话，弄得家里的气氛更加惶惶不安。
“孩子他娘，你把各处的长明灯都点上。”外公咳嗽着，吩咐道。
大家都不想吃中饭，胡乱吞了几口了事，仿佛在等候什么人。外公疲倦地嘟着腮帮子，清着嗓子，唠叨道：
“魔鬼比人更有力量！表面上好像很虔诚，是个教徒。可是你瞧瞧，啊？”
外婆叹着气。
银灰色的昏暗的冬日，令人难耐地慢慢消逝着，家里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闷不安了。
傍晚时来了个警察，不是原先的那个，红头发，很胖，他坐在厨房的长凳上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不时发出轻轻的鼾声，外婆问他：“你们是怎么查出来的？”他停了一会儿，粗声粗气地答道：
“我们都能查出来，你放心！ ”
我记得，当时我正坐在窗口，嘴里衔着一枚古铜币，我要把打败蛇怪的常胜将格奥尔吉的铜像焐热，然后印到结冰的玻璃窗上。
过道里突然传来了咚咚的响声，厨房的门大开了，彼得罗夫娜站在门口震耳欲聋地喊道：
“快去看啊，你们屋子后面是什么！ ”
她一见警察，回身又往过道里跑，但是警察一把抓住她的裙子，也吓人似的大喊起来：
“站住！你是什么人？去看什么？”
她在门槛上绊了一下，跪倒在地，又哭又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去挤牛奶，看见卡希林家花园里像是有一只靴子！ ”
外公顿时勃然大怒，跺脚吼道：
“胡说，你这傻瓜！花园里你什么也看不到，围墙那么高，墙上又没有缝，你净胡说八道！我们那儿什么也没有！ ”
“老爷子哟！”彼得罗夫娜叫苦连天，向他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抓住自己的脑袋。“好好好，老爷子，算我胡说八道！我走着走着，看见一行脚印通到你家围墙边，有个地方的雪被人踩实了，我从围墙上面朝里一望，看见他就躺在那儿……”
“谁——？！ ”
这一声叫喊拖得很长，一点儿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大家突然都像发了疯似的，你推我挤冲出厨房，直奔花园而去。土坑里软绵绵铺盖着一层积雪，彼得大叔就躺在那儿，背靠着火烧木，脑袋低垂在胸前。在他的右耳下有一道通红的、很深的裂口，就像一张嘴，几块灰蓝色的牙齿似的东西从里面翘出来。我吓得闭上了眼睛，从睫毛缝里看见他膝盖上摆着那把我熟悉的马具刀，刀旁边是他的右手，手指弯曲发黑，左手离得很远，埋在雪里面。马车夫身下的雪融化了，他那瘦小的身体深深陷进绒毛般柔软的白雪里，更像一个小孩子。他右边雪地上有一圈奇异的红色花纹，形状像只鸟，左边的雪地没有碰过，光溜溜的，亮得晃眼。他垂着头，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下巴抵着胸口，压乱了浓密卷曲的大胡子，裸露的胸脯上戴着大铜十字架，几道血流已经凝固了。嘈杂的人声吵得我头昏脑涨。彼得罗夫娜在不停地叫喊；警察也在叫，他要瓦列伊到什么地方去；外公喊道：
“不要踩掉足迹！ ”
外公忽然皱起眉头，眼睛望着脚下，威严地大声对警察说：
“你别叫了，老总！这是上帝的事情，让上帝来审判吧，你说的净是些废话，唉，你们呀！”
大家马上静了下来，都去盯住死者看，有的画十字，有的叹气。
这时，一些不知是什么人从院子里跑进花园，他们翻过彼得罗夫娜家的围墙，跌跌撞撞，弄出咕咕噜噜的声音，不过并没有打破周围的安静，外公朝四下看了一眼，就伤心地大叫起来：
“街坊们，你们把马林果都踩坏啦，你们不难为情吗！ ”
外婆拉着我的手，抽噎着，带我回家……
“他干了什么啦？”我问道。外婆说：
“难道你没看见……”
整个晚上直到深夜，厨房里和隔壁房里都挤满了大呼小叫的陌生人。警察在发号施令；一个助祭模样的人在写着什么，他问别人话就像鸭子叫似的：
“啥？啥？”
外婆在厨房里请大家喝茶。桌边坐着一个麻脸、胖乎乎、留小胡子的人，他用尖溜溜的嗓音讲道：
“他的真实姓名不知道，只查到他是耶拉季马人氏。那个哑巴一点也不哑，他全招了。还有第三个同伙，也招供了。他们很早就开始抢劫教堂，他们主要靠的是这一手……”
“啊，上帝！”彼得罗夫娜叹息着，她满脸通红，满脸是泪。
我躺在板铺上望着下面的人，只觉得他们一个个又肥又矮，样子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