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语丝》周刊一○六期，题为《〈坟〉的题记》。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①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②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③，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①《河南》月刊，我国留日学生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创办于东京，程克、孙竹丹等人主编。一九○一年“辛丑条约”后至辛亥革命期间，我国留日学生有数千人，其中多数倾向于反清革命，他们进行各种反清活动，出版了许多书报。其中有十多种杂志是以各省留日同乡会或各省留日同人的名义出版的，内容偏重于有关各省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和科学的启蒙宣传，如《浙江潮》、《江苏》、《汉声》、《洞庭波》、《云南》、《四川》等，《河南》就是这些杂志中的一种。作者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收入本书的《人之历史》等四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破恶声论》和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十卷《译丛补》的《裴彖飞诗论》（两篇都是未完稿）。
②《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内容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共出二十六期。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由章太炎主编。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在《民报》发表的文章，喜用古字和生僻字句。这里说的受《民报》的影响，即指受章太炎的影响。
③“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语出《淮南子·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①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②？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③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④。
①这里的君子之徒和下文的所谓正人君子，指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人们。
②这里说的不骂军阀和下文的“无枪阶级”，都见于《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署名涵庐（即高一涵）的一则《闲话》中，原文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彼此收起互骂的法宝，做我们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可骂而又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无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当时北京的刑场在天桥附近。
③木皮道人应作木皮散人，是明代遗民贾凫西的别号。贾凫西（约1592—1674），名应宠，山东曲阜人。这里所引的话，见于他所著的《木皮散人鼓词》中关于周武王灭商纣王的一段：“多亏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计，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娇娃；……他爷们（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昼夜商量行仁政，那纣王胡里胡涂在黑影爬；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鲁迅在这里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反动言论。
④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出动军舰支持奉军，炮击国民军，并联合英美法意等国，于十六日以最后通牒向北洋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激于爱国义愤，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竟令卫队开枪射击，当场死、伤二百余人。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发表陈西滢评论此案的《闲话》，诬蔑被惨杀的爱国群众“没有审判力”，是受了“民众领袖”的欺骗，“参加种种他们还莫明其妙的运动”，“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又险恶地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们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于开枪杀人者”等等。参看《华盖集续编》中的《“死地”》、《空谈》等篇。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