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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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伊万·德米特利奇仍然按昨天的姿势躺着,两只手抱住头,腿缩起来。旁人看不见他的脸。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利奇嘴对着枕头说,“第二,您算是白忙了:您休想从我的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说,“昨天我们谈得那么融洽,可是忽然,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不谈下去了。……多半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讲出了不符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哼,居然要我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利奇说,欠起身来,讥诮而不安地瞧着大夫。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侦察、刺探,可是在这儿您无能为力。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来的目的了。”

“奇怪的想法!”大夫含笑说。“那么您以为我是密探吧?”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密探也好,大夫也好,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刺探我的。”

“哎,说真的,请原谅我直说,您可真是个……怪人!”

大夫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头。

“不过,就算您说得不错,”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他们就逮捕您,审判您;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如果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难道那就比关在这个小屋里更糟?我觉得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

这些话看来对伊万·德米特利奇起了作用。他放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日,在那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自己家里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问他是不是到喝啤酒的时候了。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饭后出来散步,喏,您看,我就顺便走到这儿来了。”大夫说。“现在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利奇问。

“是的,三月底。”

“外面满地是泥吗?”

“不,不很烂。园子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要是能坐上四轮马车到城外去兜兜风,那才好呢,”伊万·德米特利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仿佛半睡不醒似的,“然后就回到家里,走进温暖舒适的书房……找个好大夫治一下头痛。……我已经很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儿真糟!糟得叫人受不了!”

他经历过昨天的激动以后,感到疲乏,无精打采,讲话不起劲了。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房间和这个病室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安宁和满足不是在人的外部,而是在人的内心。”

“这话怎么讲?”

“普通人是从身外之物,也就是从马车和书房,期待好的或者坏的东西,而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的内心期待这些东西。”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种哲学吧,那儿天气暖和,弥漫着酸橙的香气。这种哲学却跟这儿的气候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欧根尼来着?莫非就是跟您谈过?”

“是的,昨天跟我谈过。”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的了。管自睡在木桶里,吃橙子和橄榄好了。不过,要是他有机会到俄国来生活,那么,慢说十二月里,就是五月里也会要求到房间里去住。恐怕他会冷得缩成一团呢。”

“不。对寒冷,如同对所有的痛苦一样,人能够全无感觉。马可·奥勒留说:‘痛苦乃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散。’①这话是中肯的。大圣大贤或者单纯地有思想和爱思索的人,其所以与众不同,恰恰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

①在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的契诃夫私人图书馆里保存着《马可·奥勒留·安敦尼皇帝自省录》一书,上有契诃夫的很多批注。此处的一段话即引自该书。——俄文本编者注

“这样说来我就是个呆子,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不该这样说。如果您多想一想,就会明白所有这些使我们激动的身外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应当力求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于此。”

“理解……”伊万·德米特利奇说,皱起眉头。“什么身外之物啦,内心啦。……对不起,这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气愤地瞧着大夫,“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是啊!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就必然对一切刺激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见到卑劣,我就用忿怒来回答;对于肮脏,我就用厌恶来回答。依我看来,实际上这才叫生活。机体越低级,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越弱。机体越高级,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呢?您是大夫,却不懂这类小问题!为了蔑视痛苦,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人就得弄到这般地步才成,”说着,伊万·德米特利奇指了指满身脂肪的胖农民,“或者,必须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炼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对不起,我不是圣贤,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利奇气愤地继续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所模拟的斯多葛派①哲学家们是些了不起的人,然而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没有前进过一步,将来也不会进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在以研究和品味各种学说消磨生活的少数人当中获得成功,而大多数人却不能理解它。凡是宣扬漠视富裕、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从没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无异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在死亡面前的哈姆雷特式的恐惧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可以因这种生活而苦恼,憎恨它,可是不能蔑视它。是啊,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可能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学派,认为智者应该顺应自然,清心寡欲,晚期斯多葛派宣扬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观点。

伊万·德米特利奇忽然思路中断,停住口,烦恼地擦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给一个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得明白,即使斯多葛派也对刺激作出了反应;因为要做出这种舍己为人的慷慨行动,就必须有能够愤慨和怜悯的灵魂才成。我在这儿,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我学到过的东西统统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什么来。那么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伤、气愤,甚至苦恼。他并没有带着笑容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个杯子离开他①。”

①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第36节。

伊万·德米特利奇笑起来,坐下。

“姑且假定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姑且假定人必须蔑视痛苦,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吧。可是您有什么理由宣扬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它是合情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为什么您自认为有资格议论理解生活,蔑视痛苦,和诸如此类的事。莫非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痛苦?请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可是我的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的父亲是个性情专横、害着痔疮的文官,鼻子很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吧。您有生以来,谁也没有用手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把您打得死去活来,您健壮得像牛一样。您在父亲的羽翼下长大成人,由他出钱供您读书,后来又一下子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工作清闲的职位。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房子,由公家供炉火,供灯烛,供仆役,同时又有权利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工作多少就工作多少,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没关系。您天生是个疲沓的懒人,因而极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惊扰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和其他的坏蛋去做,自己却在温暖而清静的地方坐着,积攒钱财,阅读书籍,以思索各种高超的无聊问题为乐,而且,”说到这儿,伊万·德米特利奇瞧了瞧大夫的红鼻子,“喝酒。一句话,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只在理论上认识现实生活。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那理由很简单:一切皆是空虚啦,外界和内心啦,蔑视生活、痛苦和死亡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多管闲事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这两个人迟早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侮辱的并不是挨打的人,却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像样子的,然而喝酒也是死,不喝酒也是死。有一个村妇来了,她牙痛。……哼,那又有什么关系?痛苦乃是痛苦的概念,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生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们儿,去你的吧,不要妨碍我思考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该做些什么事,该怎样生活。换了别人,在回答以前总要想一想,可是您的答案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吧,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吧。可是这种神话般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被关在铁格子里,长期幽禁,受尽折磨,然而这挺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好惬意的哲学:什么事也不干,良心却清清白白,觉得自己是个圣贤。……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①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就是这样!……”伊万·德米特利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您的手指头被房门夹了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叫起来了!”

①指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的沿街乞讨、靠人施舍为生的修道士。

“也许我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微笑着。

“得啦,哪能呢!喏,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有个混账或蛮横的家伙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而且您知道他这样做了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快活地笑着,不住地搓手。“您对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了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也请您费心听我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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