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那是秋天一个早晨，伊万·德米特利奇竖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走着，穿过小巷和后街，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凭法院的执行票收钱。他心情阴郁，他每到早晨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碰见两个戴着镣铐的犯人，由四个荷枪实弹的押解兵押送着。以前伊万·德米特利奇是常常碰见犯人的，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然而这一次相逢却在他心里留下一种特别的而且奇怪的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照这样子由人押着走过泥地，到监狱里去。他到小市民家里去了一趟，正走回家去，却在邮局附近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那人打了个招呼，跟他一起在街上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件事可疑。他回到家里，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整天没有离开过他的脑子，一种无法理解的内心不安的感觉妨碍他读书和集中注意力。他傍晚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睡不着觉，老在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关进监狱里去。他知道他没犯过任何罪，而且可以保证，将来也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盗；可是偶然间，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是啊，无怪乎人民历代的经验教导我们说，谁也不能保证不讨饭和不坐牢①。从目前的诉讼程序来看，审判方面的错误是很有可能发生，不足为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或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等，时间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因而即使自己不愿意，也不能不用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同在后院宰牛杀羊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和毫无心肝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法官只需要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就算大功告成——法官就是因为办那些手续才领薪俸的。事后，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小城里，你去寻求正义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人士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而一切仁慈行为，例如无罪释放的判决，却会激起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显得可笑吗？
①俄国谚语。
早晨伊万·德米特利奇从床上起来，心惊胆战，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可能被捕了。他暗想：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这么久没有离开他，可见他的想法不无道理。那些思想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他的脑子里来。
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窗前：这不会平白无故。喏，有两个人在房子附近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利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和走进院子里来的人，都像是暗探和间谍。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双套马的马车经过街上，这是他从城郊他的庄园到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利奇每一次都觉得他的马车似乎走得太快，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看来他是急于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罪犯。每逢大门外有人拉铃，或者有人敲门，伊万·德米特利奇就打冷战，每逢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就焦虑不安，碰见警察和宪兵就微微地笑，嘴里打呼哨，装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他又像睡着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和吐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熟了。要知道，如果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的负疚的良心在折磨他，而这是了不起的罪证啊！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胡闹，都是变态心理，而且如果把事情往大处看，那么被捕入狱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只要良心清白就行；然而他越是清醒而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就越是强烈，越是痛苦。这倒近似一个故事：有个隐士打算在密林里为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用斧子砍得起劲，那片树林却长得越密，越盛。最后伊万·德米特利奇看出这没有用处，就丢开思考，索性完全听命于绝望和恐惧了。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以前就已经厌恶他的工作，而现在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就变得更不能忍受了。他生怕一来二去会上当受骗，人家趁他不备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去，然后再去揭发；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类似伪造文书的错误，或者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没像现在这样灵活多变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荣誉。不过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却明显地削弱，他的记忆力大大地变差了。
春天，雪化了，有人在峡谷里墓园附近发现了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男孩，都带着被害致死的迹象。城里人不谈别的，一味议论这两具尸体，议论尚未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利奇怕人家以为这是他杀死的，就在街上走来走去，面带笑容，可是遇到了熟人，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口口声声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不过这种做假很快就使得他厌倦，他略加思索，便认定，处在他的地位，他最好还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待了一整天，随后又待了一夜和一个白天，实在冷得厉害，等到天黑就像贼似的悄悄溜回他自己的房间去了。他在房间中央一直呆站到黎明，一动也不动，侧耳倾听。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砌炉工人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利奇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为翻修厨房里的炉灶而来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这些人是警察，假扮成砌炉工人。他悄悄走出寓所，心惊胆战，没戴帽子，没穿上衣，顺着街道跑下去。狗汪汪地叫着，在他身后追上来，后边什么地方有个农民不住地喊叫，他的耳朵里风声呼啸。伊万·德米特利奇觉得好像全世界的暴力在他的背后聚齐，追着他不放似的。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家去，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讲到）吩咐在病人的额头上放冰袋，给他喝桂樱叶滴剂①，然后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走时对女房东说，此后他不再来了，因为不应该搅扰发了疯的人。由于伊万·德米特利奇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就被送到医院，他在那儿被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夜间睡不着觉，发脾气，惊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
①一种镇静剂。
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记伊万·德米特利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敞棚底下的雪橇上，被小孩们陆续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