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小市民别洛娃的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住下来。这所小房子，不把厨房计算在内，只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窗子临街的房间由大夫住着，达留什卡和女房东以及三个孩子则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的时候女房东的情夫来过夜，那是个醉醺醺的农民，夜里吵吵闹闹，吓得达留什卡和孩子们心惊肉跳。每逢他来了，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酒喝，大家就都感到不舒服。大夫出于怜悯，就把啼哭的孩子们带到他的房间里来，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这使他得到很大的乐趣。
他照旧八点钟起床，喝完茶后坐下来读他旧日的书籍和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的了。不知道是因为那些书都是旧的呢，还是也许因为换了环境，总之读书不再深深地吸引他，却使他感到疲劳了。为了不致在无所事事中消磨时间，他给他的书开列了一个详细的书目，在书脊上粘贴小小的签条，他觉得这种机械而烦琐的工作倒比读书有趣。这种单调而烦琐的工作不知为什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甚至跟达留什卡一块儿在厨房里削土豆皮，或者捡荞麦粒中的麦屑，他也觉得有趣。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总是到教堂去。他靠墙站着，眯细眼睛，听唱诗，想起父亲，想起母亲，想起大学，想起各种宗教，他的心平静而忧郁。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是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了。
他两次到医院里去找伊万·德米特利奇，想跟他谈天。可是那两次伊万·德米特利奇都异常激动、气愤。他要求大夫不要来打搅他，因为他早已厌烦空谈了。他说，他为他的全部苦难只向那些该死的坏人要求一种补偿：单身监禁。难道就连这一点他都会遭到拒绝？那两次安德烈·叶菲梅奇跟他告别，祝他晚安的时候，他都没好气地哼一声，说：
“滚你的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不知道他该不该去第三次了。不过他心里是想去的。
以前在吃过中饭后的那段时间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思考；可是现在他从吃完中饭起到喝晚茶为止，一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陷入怎么也无法克制的卑俗的思想中。他想到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却没领到养老金，也没领到一次性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不勤恳，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工作勤恳与否，是一律都领到养老金的。当代的公道正在于官阶、勋章、养老金不是按照道德品质和办事才干发给的，而是只要工作过，不论工作得怎么样，都统统照发的，那为什么唯独他要成为例外呢？他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不好意思走进小铺，瞧着老板娘了。他买啤酒已经欠下三十二卢布。他也欠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什卡偷偷卖掉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女房东撒谎说，不久医师就会收到很多很多钱。
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这次旅行花掉了他积蓄下来的一千卢布。这一千卢布留到现在会多么有用啊！他气恼的是人家不容他平静地生活。霍包托夫认为他有责任偶尔来拜访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却觉得他处处讨厌：那张胖胖的脸、那妄自尊大的恶劣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长筒皮靴。最讨厌的是他认为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是他的责任，而且自以为他真的在给他医病。他每一次来访都带着一瓶溴化钾药水和一些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拜访他的朋友，给他解解闷。他每次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里来，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样子，不自然地扬声大笑，开口向他保证说，他今天气色好得很，又说谢天谢地，事情在好转；其实，由此可以断定，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已经毫无希望了。他仍然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债，不免含羞带愧，感到紧张，因而极力大声发笑，说些诙谐的话。现在他的奇闻轶事仿佛讲不完了，这无论是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对他自己来说都成了苦事。
有他在座，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了牙听他讲话。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沉垢，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次，那些沉垢就长高一层，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了。
为了扑灭这些卑俗的思想，他赶紧思忖：他自己也罢，霍包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也罢，迟早都要死的，在自然界连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要是想象一百万年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在空中翱翔，那它就只会看见黏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不论是文化还是道德准则，都会消灭，连杂草也生不出来。那么在小铺老板面前害臊也好，渺小的霍包托夫也好，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的惹人难受的友谊也好，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都琐琐碎碎，无聊得很。
然而这样的想法也已经无济于事。他刚刚想象一百万年后的地球，穿着长筒皮靴的霍包托夫或者不自然地哈哈大笑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出来，他甚至可以听见含羞带愧的低语声：“在华沙欠下的那笔钱，好朋友，我过几天就还给你。……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