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早晨他照例八点钟光景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到医院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在狭窄幽暗的过道里坐着，等候看病。杂役们和助理护士们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皮靴把砖地踩得咚咚响。消瘦的病人们穿着长袍走过此地。死尸和装满秽物的器皿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于发烧的、害肺痨的和一般敏感的病人是一种折磨，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里，他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是个矮胖子，他的肥脸刮得精光，洗得干干净净，态度温和、沉稳，穿着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倒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兴旺，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大夫精通医道，因为大夫根本不私人行医。候诊室的墙角上有个神龛，其中放着一个大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一个高烛台，蒙着白套子。墙上挂着主教的肖像、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车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圣像是由他出钱设置的。每到星期日，由他下命令，要一个病人在候诊室里大声念赞美诗，念完以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亲自提着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时间却少，因此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问病情，发给一点药品，例如氨搽剂或者蓖麻油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然后随口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祷告仁慈的上帝。是啊！”
在诊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已停止做手术，一见到血就激动得难受。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孩子的嘴，为了看一下喉咙，而孩子哭哭啼啼，伸出小手招架的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泪水涌上他的眼睛。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他诊病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条理，再加上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坐在旁边，墙上挂着照片，二十多年来他一成不变地问那些话——这一切不久就使他感到厌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其余的病人由医士独个儿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他，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读很多的书，总是读得津津有味。他的薪金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寓所里六个房间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喜爱的是历史和哲学著作，关于医学，他只订了一份《医生》，而且总是从后面看起。这种阅读每一次都是毫不间断地持续几个钟头，他并不感到疲劳。他读书不像以前伊万·德米特利奇那样快，那样急，而是读得慢，钻得深，常常在他喜欢的或者不理解的段落上停顿一下。书本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另外有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直接放在粗呢桌布上，没有盛在碟子里。每过半个钟头，他眼睛不离开书，斟上一杯白酒，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去看，用手摸到那根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下午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前，嗽着喉咙说：
“达留什卡，最好开饭吧。……”
吃过一顿做得很差、不干不净的中饭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他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把胳膊交叉在胸前，思索着。钟敲了四下，后来敲了五下，他仍然在走动和思索。有的时候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什卡那张睡意蒙眬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
“不，还没到时候……”他回答说，“我要等一会儿……我要等一会儿。……”
通常，将近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全城居民当中只有跟这个人交往还没觉得厌烦。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以前是个很富有的地主，在骑兵团里服役，可是后来破了产，到老年为贫穷所迫而到邮政部门工作。他的外表活泼健康，蓄着浓密的白色络腮胡子，风度文雅，嗓音响亮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遇到邮局里有的顾客提出抗议，或者对某件事不同意，或者只不过议论一下，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就会涨红脸，浑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音嚷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机构早就出了名，是个谁都怕去的衙门。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颇有教养，心地高尚，因而尊重他，爱他，而对其余的居民却态度高傲，就像对待自己的部下一样。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我亲爱的！恐怕我已经惹得您厌烦了吧，啊？”
“正好相反，我很高兴，”大夫回答他说。“我见到您总是高兴的。”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默默地吸一会儿烟。
“达留什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仍然默默无言地把第一瓶酒喝完，大夫在沉思，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则面露快乐活泼的神情，像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要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大夫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缓慢地轻声说，一面摇着头，眼睛不看对方的脸（他从来也不直视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我们城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谈天的人，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在我们就成了很大的苦事。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可以断言，他们的智力水平丝毫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大夫继续慢条斯理、一字一句地轻声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没有趣味的。智慧在兽类和人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了人类的神圣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代替了实际上不存在的人类的不朽。由此看来，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四周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可见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不过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往截然不同。如果您容许我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么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对。”
紧跟着是沉默。达留什卡走出厨房，带着茫茫然的悲痛神情，在门口站住，用拳头支住脸，想听一听。
“唉！”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叹道。“对现在的人的智慧，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他就讲起过去的生活有多么健康，快活，有趣，从前俄国有多么聪明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荣誉和友谊有多么高尚的看法。他们借出钱去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难而不伸出手去援助是一种耻辱。而且从前有什么样的出征、冒险、交锋，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还有高加索，那是多么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衣服，每到傍晚独自骑马到山里去，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山村里一个小公爵有了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什卡叹道。
“那时候人们怎样喝酒！怎样吃饭啊！而且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在思考什么事，不时呷一口啤酒。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人，跟他们谈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要我做医生。我觉得要是当时我没听从他的话，那我如今就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大概我会做大学某个系里的教员吧。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好像关在一个牢笼里，逃不出去似的。确实，他从无生命转为有生命的东西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种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要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对他说不清，或者说些荒唐的话。他敲门，门却不开。后来，死神来找他了，这也是违背他的意志的。因此，犹如在监狱里人们被共同的不幸联系着，由于聚在一起而感到轻松些一样，在生活里也只有在喜爱分析和归纳的人们凑在一起，交流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借此消磨时间的时候，人才能不觉得自己被关在牢笼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着对方的脸，放低了声音，讲讲停停，继续谈着有智慧的人以及跟他们的谈话。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注意地听他讲话，同意道：“完全对。”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是的，尊敬的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话说回来，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有个小小的声音在说：‘你别相信，你不会死！……’”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走了。他在穿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打发到多么荒僻的地方来了！最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个地方。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