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①。《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②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③？
①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②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③“心上有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鲁迅。六，九。
顺便答复C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鲁迅先生：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