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①讲
①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癋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①和董卓②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④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⑤,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①黄巾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②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③党锢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④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⑤《三国志演义》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为“奸雄”。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①。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①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1808)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①。--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①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①。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①刘师培(1884-1919)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①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①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①《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①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②,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③。
①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②“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载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按郑康成(127-200),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存时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③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为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①,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①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他评曹操的话,见萧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
孝文帝曹丕①,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②,还有明帝曹叡③,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④中可以看见。
①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②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③曹叡(204-239)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④《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书第五十二卷。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①(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②;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③,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④,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①“为艺术而艺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T.Gautier)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②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③文章小道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④曹植早年以文才为曹操所爱,屡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也结纳杨修、丁仪、丁癕等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争宠。但他后来因为任性骄纵,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终于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常被猜忌,更觉雄才无所施展。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自试”,希望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蜀,建功立业,但他的要求也未实现。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①。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①“建安七子”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人据此便称孔融等为“建安七子”。按孔融(153-208),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太中大夫。陈琳(?-217),广陵(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军谋祭酒。王粲(177-217),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军谋祭酒、侍中。徐干(171-217),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曹丕)文学。阮瑀(?-212),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应瑒(?-217),汝南(今河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刘桢(?-217),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曾任丞相掾属。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①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②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③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④,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孔融的文章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按“建安七子”中,陈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龄上,他比其余六人约长十余岁而又最先逝世,年辈也不相同。他没有应酬和颂扬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还常常讽刺曹操。《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不私纳袁熙(按为袁绍子)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有“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语。
②“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见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传为周代人,善造酒。
③关于曹操杀孔融的经过,《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k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内载曹操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④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他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因为他文名很大,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顾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死时年二十六。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①。
①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①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①关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鱼豢《魏略》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人裴启所著《语林》则说:“(晏)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炎,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①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①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又隋代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说:“皇甫(谧)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张机)。……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①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①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关于寒食散的服法与解法,详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①,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①“扪虱而谈”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①。
①葛洪(约283-363)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人。《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①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骃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①关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①--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①关于闻讳而哭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见王忱叫人温酒便哭泣起来。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①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②。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①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王粲的族孙。《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说:“(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他也为司马师所杀。
②“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按正始(240-249),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①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②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①《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②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初为曹操主簿,魏明帝时迁大将军。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专断国政;死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日谋篡位。咸熙二年(265),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杀,作者误记为司马懿。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①,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①“解散方”《唐书·经籍志》著录《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晋名人皇甫谧①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②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①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晋朝初年屡征不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等。《晋书·皇甫谧传》载有他的一篇上司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说:“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