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作战优越之原因——其军队之性质——其军制——其围猎——其法令——其妻妾
成吉思汗遗一广大帝国于其诸子，其中大部分皆为荒芜之地，游牧部落居焉。别一部分则经其军队所残破，人民减少。其士卒得亚洲之卤获而致富者，视此位列本族于其他民族上，而蔑视大地诸君主之人，如同神灵。前此鞑靼民族中最窘苦者，莫逾蒙古。此辈昔在气候不良之下，鞑靼地域最高地域之中，度其游牧生活。仅部长独有铁镫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其贫可知。此种若干半野蛮之游牧小部落之酋长，与否运相抗者，为时久矣。终致遂其野心。其始也，战胜其所奉之主君，已而降人聚其麾下，率以陆续征服其他诸鞑靼民族。终率之进取中国及波斯之地，而以此种繁盛国家饱其贪欲。其经略之地广大无垠，奉之为主者，何啻民族百种？其在狂傲之中，竟欲完成世界之侵略，自以为天以国付之。卒于破坏之中得疾而死，尚嘱诸子续成其伟大计划。
成吉思汗之胜利，盖因其意志之强，才具之富，而使用一切方法有以致之。凡有机可乘，皆以狡计阴谋济其兵力之穷。其破坏行为有类天灾。威名远播，致使被侵之民族畏慑而不敢自卫。历来蔑视人类之人，无逾此侵略家者。而具有野心之首领所部军队之适于其计划者，亦莫逾斯人。部众常以游牧为活，任在何时，生活皆同士卒。负灶以行，只须地有牧场供其马畜之水草，即足自给。由其战争之习惯，行动之迅速，益以成吉思汗纪律之严肃，故优于其他诸国军队。鞑靼地域诸部落，凡能执兵者皆为战士。每部落分为十人小队，就十人中选一人为之长，而统其余九人；合十夫长九人共隶于百夫长一人；九百夫长属一千夫长；九千夫长属一万夫长。君主之命令由其传令之军校达于诸万夫长，复由万夫长按次以达十夫长。各部落各有其居地，设有攻伐，需要士卒，则于每十人中签发一人以至数人。禁止将校收录他队之人于本队之中，虽亲王亦不得收容欲背其首领来投之人。此种禁令愈使隶属关系巩固，下之服从上命，毫无限制。成吉思汗对于将校之有过者，只须遣派一最微贱之臣民，已足惩之。此将虽在极远之地，统兵十万，亦应遵守使者所传之命。若为受杖，则应伏于地；若为死刑，则应授其首。术外尼云：“此与他处所见者异他处盖指回教诸国之统将而言。一旦有金钱购入之奴、厩中有十马、其主之为君者，则不复以恶言加之。其受命统率军队者，尤应重视可知也。凡统将之因财富名望而有威权者，鲜不以兵抗其恩主。此种将校每至出征之时，不问为击敌，或却敌，必须有数月之准备，索军饷于国库。士卒之额在平时已有虚报，检阅时势须互相假用士卒以补其阙。”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
鞑靼则反是。其战士不特无饷，每年且应献纳于其长，马若干匹，畜若干头，毡及他物若干事。人不因从军而免其赋役，其妻，或留居其庐帐之他人，应代其负担之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成吉思汗云：“人不能如太阳在在皆能照临也。设若夫在战中，抑在猎中，其妻应整理家务。俾汗之使臣或其他旅客顿止其庐舍者，见其家整而供客之食丰，此足为其夫之荣。则知妻之能即可知夫之能。”
成吉思汗欲诸将时常使其士卒有所准备，俾能奉命立即登骑出发，汗曾云：“其善将十人者，堪以十人委之。第若十人长不知驭其小队，我则并其妻子一同处死，在十人中别选一人以代之。”汗命诸将于每年初亲来聆其命令训教，曾云：“应来聆训而留其营地者，其命运将如一石之坠入深水，一矢之射入芦丛，将亡而不存。此辈不堪典兵也。”汗欲诸将勤教子弟骑射角力，俾其冀在其勇武之中得富贵，如同商人在布帛中置金锦及其他贸易之珍物也。
汗自言其用人常各视其所能。据云：“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看守辎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我由此意，并由次序纪律之维持，所以威权日增，如同新月，得天之保佑，地之敬从。我之后人继承我之威权者，能守同一规例，将在五百年千年万年之中，亦获天佑。上帝将恩宠之，人类将祝颂之，则在位久而尽享地上之乐矣。”见《史集》
汗曾嘱其诸继承人，用兵以前，必须检阅其队伍，審视士卒之兵械。每人除弓、矢、斧外，必须携一，用以砺弩，并携一筛、一锥及针线等物，缺一者罪之。兵械最备者，并持一微曲之刀，头戴皮兜，身衣皮甲，甲上覆铁片。蒙古汗曾遗留有作战及待遇降民与侵略地之训教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其条规未留传至于今日，仅于当时之著作中窥见其一二记录。然蒙古侵略亚、欧诸国之历史，以及13世纪欧洲旅行家之行纪，已足使吾人知其战术之要略也。
成吉思汗进取一地以前，先使人谕其主来降，其谕降语颇简略，而殿以是语云：“设汝不降，将来之结果仅有上帝知之。”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其君主为蒙古之藩臣者，必须以人为质。献其户口之数，于各地设置蒙古长官。献纳重赋，其额常以本地出产十分之一为准。出产云者，包括人类而言，盖此辈蛮人视人类如同牲畜也。其不战而降之民族之命运，亦不能优于被侵略地之民族，惟其破坏较缓而已。终不免蒙古戍将之专擅与诛求，盖其一切行为皆印刻有野蛮弊政之痕迹也。
蒙古出征以前，先集诸宗王、统将为大会，决定军队之构成，十人中调发若干人，会师之地域及时期。成吉思汗未入敌境之前，必先侦其国内状况，招敌境中怨望之人作内应，或以掠其同国人之物饵之，或以高位诱之。蒙古兵侵入一地，各方并进，分兵屠诸乡居民，仅留若干俘虏，以供营地工程或围城之用。其残破一地，必屯兵于堡寨附近，以阻戍兵之出。设有大城难下，则先躏其周围之地。围攻之时，常设伏诱守兵出，使之多所损伤。先以逻骑诱守兵及居民出城，城中人常中其计。蒙古兵环城筑垒，驱俘虏于垒下，役之使作最苦而最危险之工事。设被围者不受其饵，抑不畏其威胁，则填平壕堑，以炮攻城。强俘虏及签军先登，更番攻击，日夜不息，务使围城中人不能战而后已。成吉思汗曾在中国、波斯两地募有工师，制造当时所用之战具。蒙古兵之毁敌城也，水火并用，或用引火之具，或引水以灌之。有时掘地道攻入城内，有时用袭击方法，弃其辎重于城下，退兵于距离甚远之地，不使敌人知其出没，亟以轻骑驰还，乘敌不备，袭取其城。蒙古兵之围一城也，未下而解围去之事甚鲜。设城堡地势险要，难以力取，则久围之，且有围之数年者。蒙古兵多用诈术，不惜为种种然诺，诱敌开城，城民之过于轻信开城乞降者，蒙古兵则尽屠之。虽先发重誓，许城民不死，亦然。凡大城皆不免于破坏，居民虽自动乞降，出城迎求蒙古兵之悲悯者，仍不免于被屠。盖蒙古兵不欲后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后顾之忧也。此辈不重视人命，仅见有立时之卤获，与其畜群之牧地而已Vincent之《史鉴》（卷二十九）所志13世纪蒙古民族之情形，忠实无误，大致取材于1245年教皇使者之行纪。盖当时教皇曾遣教士四人往说近地之鞑靼人归向基督之教也。
敌军逼近之时，则亟将散处各地之兵集于一所。蒙古兵宁用诈术破敌，而不常使用兵力。此辈并不以侠勇自负，观其作战之法，可与猛兽共比拟，务必尽其所能，袭破敌军，诱之中伏。设敌兵力强，则退走数日行程之远，或据一险要，以待援军之至。其在包围战中，若见被围者之勇抗，则开围之一面，于被围者溃走不成列时击之。有时佯败，诱敌来追。顾蒙古人武装轻，每人各有马数匹，迨见敌骑疲弊之时，则易健马驰还击之。抑于退走时展其两翼，返而合围敌兵之轻进者。其遇敌也，先在远处发矢，败走时亦控弦以射，仅于战胜时使用白刃。其队伍遵守一定信号，运用极其敏捷。其散逃者及战时不战而肆掠者，皆处死刑。
蒙古兵在远征之中，每年休养士马数月。然于进至屯驻地以前，必先躏其四围之地甚远，俾能自保，然后饱载所掠之物，休兵于其地。役使所俘之多数俘虏，是皆因年幼貌美而获免之男女也。此辈不幸之人，命运较死于蒙古兵锋镝之下者更为可悯，体无完衣，饥饿疲弱，待遇如同最贱之牲畜Vincent de Beauvais书（第二十九卷第二十六章）云，有时鞑靼人预选一奴以供后来殉葬之用。军中之幼妇万千，习于亚洲人之奢侈，遵守东方风俗及回教法律，生长于深闺之中者，曾见其亲属被杀，自身被虏，而随此种貌丑行恶之蛮人，以供其玩具之用。
成吉思汗为安全保其略地，不惜尽屠其居民，毁其城堡。破坏盖为蒙古战略中之一要则，成吉思汗在其训教中，曾命将不降者及叛者尽歼之。根据鞑靼民族之残猛的战事法律，败者之眷属、财产皆为胜者所得。设在一地丁口繁众，蒙古兵则除其所欲保存者外，馀尽杀之。设其留存若干以供攻击其同国人之用者，退兵时仍不免于一死。
蒙古人由其强迫俘虏之劳役，由其征发藩国或战败民族之签军，由其收容贪得文明国家卤获之其他游牧民族于其麾下，由其在最危险之境况中役使俘虏及辅助军队。种种事实，所以虽在长期远征之中，多数围城流血之役，蒙古兵数未见减少。而其游牧生活尤足使其不受南方气候之害也。
成吉思汗曾云：“在平和时，士卒处人民中必须温静如犊；然在战时击敌，应如饿鹘之搏猎物。”
一日言诸将之能云：“人之最勇者，无逾也速台，长行不疲，不感饥渴，人莫能也。然不可使将兵，盖其视将卒犹己也。凡为将者必须能感饥渴，推己及所将之士卒，应使军行有节，爱惜士马之力。”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人生何者最乐。答曰：“春日骑骏马，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猎物，斯为最乐。”汗以此问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曰：“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见《史集》
成吉思汗在其教令中嘱诸子练习围猎，以为猎足以习战。蒙古人不与人战时，应与动物战。故冬初为大猎之时，蒙古人之围猎有类出兵。先遣人往侦野物是否繁众，得报后，即命周围一月程地内屯驻之部落，于每十人中签发若干人，设围驱兽，进向所指之地。此种队伍分为左翼、右翼、中军，各有将统之，其妻妾尽从。此种队伍进行之时，各方常遣军校以野物之状况及驱至何所等事报告其君主。其始也猎围甚广，嗣后士卒肩臂相摩而进，猎围逐渐缩小。至所指之地，止于周围二三程之猎围，以绳悬毡结围以限之。猎者应注意其行列，怠者杖之。汗先偕其妻妾从者入围，射取不可以数计之种种禽兽为乐。及其倦也，则止于围中之一丘上，观宗王、那颜、统将等射猎，其后寻常将校继之，最后猎者为士卒。如是数日，及禽兽已少，诸老人遂至汗前，为所余之猎物请命，乃纵之，俾其繁殖，以供下次围猎之用。至是掌膳之臣俵散猎物，共宴乐八日后，诸队伍各还营地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
成吉思汗仿中国制度，于大道上设置驿站，以供官吏使臣旅行之需。由居民供给驿马，驿递夫之食粮，以及运输贡物之车辆，亦由居民供应之。定有一种规章，使用驿马者应遵守之。先是经行鞑靼地域之外国人，常受其地多数独立部落之劫掠。自是以后，有一种严重之警巡，道途遂安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史集》。
成吉思汗以法律严禁当时鞑靼民族中流行之恶习，汗曾云：“先是窃盗奸通之事甚多，子不从父教，弟不从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富不济贫，下不敬上，而盗贼无罚；然至我统一此种民族于我治下以后，我首先着手之事，则在使之有秩序及正义。”见《史集》。
其法典对于杀人、窃盗、通奸、鸡奸等罪，处以死刑。其于第三次丧失他人寄托之财货者，其收留逃奴或拾物者，其在战中拾得衣物或兵械而不归还其主者，其以巫蛊之术害他人者，其在决斗中偏助一人者，并处死刑见阿合马本马克利齐撰《埃及志》，巴黎图书馆阿剌伯文写本，第三册“大侍从官”条。犯罪者除现行犯外，非自承其罪者不处刑，然常用拷掠使之自承。窃盗之物不重者仅予杖见鲁不鲁乞撰《鞑靼地域行纪》第十章，马可波罗撰《东方行纪》第一卷第六十章。
成吉思汗曾以鞑靼民族之若干迷信订入法律，以为无数毫无关系之事实，可以致灾，或致雷殛，此其所深畏者也。故严禁溺于水中或灰烬之上，严禁跨火、跨桌、跨，禁洗涤衣服，应服之至于破敝。成吉思汗不愿人言物污，其意以为凡物皆洁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史集》。《埃及志》。鲁不鲁乞（第九章）云：蒙古妇女从不洗涤衣服，以为洗后悬晒时，必致天怒，而遭雷殛。从不洗濯食盘，仅以热羹涤之，涤毕仍以羹置备中。迦儿宾所志亦同。Pallas（Samlungen hist Nachrichten第一册一三一页）引有史家迦阿不哈齐书所载成吉思汗之法令，谓今日喀耳木人尚谨守此法，不以水涤家用器物，仅以干草或毛毡拭之。迦儿宾云：鞑靼人不敢以刀触火，不敢以刀取肉于中，不敢在火旁以斧击物，此外尚有迷信不少，疑皆因恐得罪五行所致。
其杀所食之动物，必须缚其四肢，破胸，入手紧握其心脏，如仿回教徒杀牲者，则应如法杀其人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史集》。《埃及志》。喀耳木人杀羊仍用此法。Pailas（第一册一二八页）云：以羊仰卧，而洞其胸，入手出其心脏。此即成吉思汗时代输入蒙古民族中杀牲之法。喀耳木人亦云然也。
成吉思汗欲蒙古人于进食时，对于在座之来宾，必须大加款待，不许拒绝。主先尝馔，然后奉客，虽地位悬绝者亦如是也见《埃及志》。《史鉴》第二十九卷第七十五章所志亦同。据云：蒙古人性极贪，至欲尽得所见他人之物，常张手以求之，闭手以拒人求，吝啬之极。虽畜群富饶，仅杀病畜而食。家财虽富，从不以赈贫者。然其惟一可赞赏之行为，则在凡见来宾，皆奉食以饷之也。其进食方法极不洁净，甚至食鼠、犬、猫肉而自甘，且闻其炙煮人肉为食云。可并参照迦儿宾之《行纪》。
成吉思汗颇反对饮酒无节，据云：“醉人聋瞽昏瞶，不能直立，如首之被击者。所有学识艺能，毫无所用，所受者仅耻辱而已。君嗜酒则不能为大事，将嗜酒则不能统士卒，凡有此种嗜好者，莫不受其害。设人不能禁酒，务求每月仅醉三次，能醉一次更佳，不醉尤佳。然在何处觅得此不醉之人欤？”
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成吉思汗认为奉祀之神道与夫崇拜之方法毫无关系。本人则自信有一主宰，并崇拜太阳，而遵从珊蛮教之陋仪。
各宗派之教师、教士、贫民、医师以及其他学者，悉皆豁免赋役。
成吉思汗轻视亚洲君主所习用之尊号，曾命其后裔勿采用之。所以继承诸人仅称曰汗，或可汗。诸宗王可径称其主之名，此名在书信及封册中，毫无何种荣号附丽其间。成吉思汗中书省所撰之文书，措辞简洁，不喜波斯文体浮华之弊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然在13世纪欧洲诸旅行家之行纪中，及成吉思汗后人之若干文书中，曾见其仿中国皇帝而加天子之号也。当时征服西域河中之时，曾录用算端摩诃末之书记某，会得哲别报告，言及毛夕里王别都鲁丁盧盧妨其进取西利亚事。成吉思汗命此书记作书谕毛夕里王，口授其词曰：“天以大地之国委付吾人，其降附而任我军之通过其境者，得保有其家国财产；拒者仅有天帝知其运命。设别都鲁丁来降，则以友待之；否则大军一至，毛夕里之运命，不堪问矣。”书记乃用波斯语撰此书，文体极为浮华，回教国王冠号概未遗漏。成吉思汗命侍从官答失蛮翻译为蒙古语，闻之不悦。语此书记云：“此非我所授之词也。”书记答曰：“习用之文体如此。”成吉思汗怒曰：“是足为叛人也！汝作此书，毛夕里王见之必更骄盈。”遂杀其人见《史集》。
成吉思汗曾命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吾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此种法规名曰《大法令》钧案：此系突厥语名，故与蒙古语名异，由其后裔保藏之。国有大事，诸王集议，取此卷子本之成吉思汗遗教出，敬谨读之成吉思汗法令之规条，散见于术外尼书、剌失德书、《史鉴》、《埃及志》等署作中。《埃及志》乃得之于其友者，其人曾在报达之木思坦昔儿学院文库中得见《成吉思汗法令》一部也。可参照此书第三册“侍从官”条。剌失德书中有一段，似谓此种法令乃在1225年自波斯还其斡耳朵时编纂成文。盖剌失德云：“至是，此汗遂发布详细法令焉。”成吉思汗以其子察合台秉性严肃，特命其监督法令之施行。汗曾曰：“后人若不遵守彼之超出他人上而巩固其政权之训教者，若不在在维持严格之服从者，则其国不久必将动摇，而其衰微可计日而待也。至是欲求成吉思汗晚矣。”
汗又云：“我之后人将必衣金锦，食美食，跨骏马，拥美妇，而不一思此乐之基于何人也。”见《史集》。
成吉思汗之妻妾近五百人，诸妾皆得之于各国俘虏或蒙古妇女之中者。按照当时成立之蒙古俗，而为成吉思汗后人遵守者，君主与诸宗王皆得选美女于诸部落中。凡属于十人队者，由百夫长选其最美者献之千夫长，千夫长复选以献万夫长，万夫长复选以进之于汗。汗所不留者，则或赐之诸妻为侍女，或还其家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一册。迦儿宾云：皇帝欲索某人之女或姊妹者，其人应立进之。每年或每二年或三年，集其国之女子亲选之，留所喜者，余以赐其宫廷之人。
成吉思汗诸妻中有大妇之号者五人，位最高。第一人名孛儿帖，有夫人之号。夫人者，中国皇帝所授后妃以下之称也见冯秉正书第六册四十页。孛儿帖者，弘吉剌部长特因那颜之女也，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及五女，并配诸部长。蒙古家族中位最高之妻，权较余妻为大，所生子之地位亦随母而尊。故孛儿帖之诸子地位优于余子。诸妻位次第二者曰忽兰，蔑儿乞一部长之女也。生一子曰阔列坚。位次第三及第五者曰也速哈惕、曰也速伦，姊妹二人，皆塔塔儿部人也。位次第四者曰阔阔出，金国皇帝之女也。此外成吉思汗诸妻中尚有王罕之侄女一人，太阳汗之寡妇一人，余妻皆属诸将及诸游牧部长之女。见《史集》。
成吉思汗一夜息于阿必哈钧案：《元秘史》卷八作亦巴合。《元史》卷一二○《术赤台传》作木八哈。木应为亦之讹，洪武本《元史》虽亦作木，然其根本脱误之例，颇不少见，则此名应改作Ibaca帐中，阿必哈者，王罕侄女，而札合敢不之女也。汗夜得恶梦，及醒，语阿必哈曰：“今得恶梦，天欲我以汝赐他人。”遂劝其勿怨。语毕大声问帐外何人番卫，是夜卫者为那颜客惕钧案：《元秘史》作主儿扯歹。《元史》作术赤台。此二名皆是之对音，犹言“女真的”。多桑此处译写疑误。抑多桑以其事属主儿扯歹之子客台，则客惕是客台之误，闻呼自言其名。汗命之入，告以赐阿必哈之意。客惕惊不敢对，汗语以所言实。遂以阿必哈所居之斡耳朵并其侍从衣物、马群、牲畜尽赐阿必哈，仅留主膳官一人、金盏一尊以为遗念。阿必哈遂为客惕之妻。客惕者，蒙古兀鲁兀部之那颜，统率左翼军四千户者也见《史集》“蒙古兀鲁兀部”条。成吉思汗与孛儿帖生五女，长女豁真别吉下嫁亦乞剌思部帖浑秃忽之子，次女扯扯干下嫁兀都亦惕蔑儿乞王忽秃哈别吉之子秃剌勒赤，三女阿剌海别吉下嫁汪古王之子镇国，四女秃马伦下嫁弘吉剌王子古儿干（钧案：古儿干即《元秘史》之古列坚，犹言驸马。此人应是本书第四章著录之赤乞，此处脱人名），五女阿勒塔伦下嫁斡勒忽讷惕部长太丑之子察威儿薛禅。并见《史集》。